Presentazione　..............................................　Cesare Geronzi  / 1
Introduzione　....................................................　Luo Hongbo / 1

　　　　　　　　　　　　　　　Temi di discussione
Sicurezza,immigrazione e aiuti allo sviluppo:un approccio integrato
　　...........................　Renato Brunetta，Giovanni Tria，Antonio Preto / 3
La presenza straniera in Europa e in Italia:
　　un’analisi quantitativa　...............................　Antonio Cortese / 38
Migrazioni internazionali e politiche migratorie con particolare riferimento
　　All’Italia e all’Europa　...............................　Antonio Golini / 62
L’effetto dell’immigrazione sui mercati del lavoro 
　　dei Paesi di destinazione　.........................　Alessandra Venturini / 96

　　　　　　　　　　　　　　　Studi e ricerche
La migrazione del lavoro nella Cina in transizione　................　Cai Fang / 129
Migranti cinesi in italia e competizione sul
　　mercato europeo　.....................................　Antonella Ceccagno / 146

　　I saggi riportati tra i“Temi di discussione” nel presente volume sono tratti da “Economia Italiana” n. 3, 2004

　　此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与意大利资本银行集团刊物《意大利经济》/《意大利经济评论》的联合倡议之下出版的。它的出版将进一步巩固我们双方的良好合作关系，同时，也将有益于增强中意两国之间的文化联系。
　　之所以说“巩固”，是因为我们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效。我们的首次成功合作是共同出版了《战后意大利经济》的中文版，该书作者路易吉•德罗萨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也是意大利资本银行集团的另一刊物《欧洲经济史》的总编。《战后意大利经济》的作者运用了《意大利经济评论》创办50多年来提供的大量文献，对二战后意大利经济发展的历程进行了评述。该书的中文版有助于身处中国这个伟大国度、同时对发生在意大利的富有启发性的事件充满兴趣的学者充分地了解意大利经济，更好地理解多年来意大利在面临接踵而至的周期性和结构性经济问题时所做出的选择与决策。1999年在地处北京的享有盛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举行了该书中文版的首发式，引起了与会中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希望学习其他国家的重要经验，将其视为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并根据自己国家的不同情况做出适当的选择。
　　最初的成功合作大大增强了我们加强相互联系的愿望。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与《意大利经济》杂志的合作继续推进，并最终于2002年促成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意大利资本银行集团之间合作协议的签署。合作协议决定出版一套意大利经济丛书，每次的具体题目由双方共同确定，这有利于增进双方对彼此关注的经济问题的了解。
　　此时，我非常高兴地回想起了另一本书，即《中小企业直面经济全球化》的出版。该书中文版的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月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在取得上述一系列毋庸置疑的成功之后，《移民与全球化》被纳入“当代意大利经济论丛”之列。本书的主题与当前我们面对的非常重要的现实密切相关。国际移民是一个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主题。实际上，“人口失衡”是一个具有多面性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全球性。
　　移民问题对于中国而言的重要性不亚于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必须应对人口的迅速老龄化问题，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可见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当然，中国领导人对此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它的特殊性使其充满了未知因素。举例来说，今天的工业国家，其发展历程都是先富裕，尔后才出现老龄化问题，而中国恰恰相反：在其还未达到富裕水平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出现了。中国的财富有限，而且分配状况堪忧，这使得中国成为了移民流出国，其移民流向美国等富裕国家。
　　但是，中国也是一个处于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国家，将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加入WTO后，中国已完全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承载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国向外部世界开放了，于是，这个古老的“中心帝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上，自豪地为自己争取到了盼望已久的地位。
　　众所周知，中国的成功得益于注重实效的政策选择。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一直鼓励进取精神、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宏伟计划，并着力向市场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型，以及经济自由化进程的加速，都为中国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些政策选择奠定了中国经济取得巨大进步的重要基础。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现在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就是最好的证据（当然，部分原因也在于中国的起点相对发达国家来讲要低得多）。
　　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知道，任何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过程都会引起不平衡，特别是会引起一些社会问题，而对于中国如此迅速和短时间内如此集中的经济增长更是如此。中国的领导层已认识到了这些不平衡和困难，并且清楚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他们非常关注人民的诉求，因为中国人民正经历着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难以避免的矛盾。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也清楚它作为成员对国际组织的承诺，例如WTO，它要求中国开放市场、不实行贸易保护，要求公平竞争，要求中国真正成为正式成员，既充分享受权利又履行相应的义务。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讨论的具体问题上来。
　　首先是简短的评论。如果不抓住当今国际移民所表现出的新特点的话，我们就无从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知道，移民是个古老的现象，但是今天它表现出了不同于过去的新特点。当然，驱动移民的基本因素并未改变，人们仍是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有时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从一国移民到他国，但是如今的移民流动呈现出指数增长态势，这是前所未有的。随着经济发展区域的扩散，世界各国都在经历着“人口转型”，而这一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也值得特别重视。
　　我们不应忘记，如今富裕的西方国家正经历着一场无情的人口结构变化。老年人口的相对规模在不断扩大，工作年龄人口的不足造成了持续和不断增强的“移民压力”。虽然移民大增令人担忧，但是这并非出乎意料，也很容易理解：全球化改变了世界大环境，也加大了控制移民势头的难度，移民人口必定会空前地膨胀（到2020年可能会达到10亿之多）。
　　总而言之，我们正面对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现象”，不论是移民出境的人、留下来的人，还是移民接收国，都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就后者（移民接收国）来说，我们只需考虑一下下列不满情绪就可想而知了：由于移民情愿接受低工资而引发的本土工人的敌意；对于移民纳税不多却大量占用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从而加重财政负担的担忧；以及对移民聚居在城市和乡村，对安全、法律和社会秩序造成威胁的指责。
　　然而，的确有一些工作岗位是本土工人不愿从事的。在欧盟的大部分地区，移民劳动力仍主要集中于职业的最底层，从事“脏、险、累”的工作。这种劳动力供给状况成为欧洲国家未能完全正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挑战的抑制因素之一，不仅拖延了欧洲国家科学研究的步伐，也妨碍了其创新，尽管里斯本议程对此非常重视。
　　在欧洲，外国移民的存在正持续地引起忧虑。确定最为有效的管理移民流动的手段和最有可能保证新移民与当地融合的方案始终是讨论的核心议题。我们仍在苦苦思索，究竟哪种模式更可取：是法国的同化方式还是英国的建立多元文化社会的方式？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这种困惑可以理解，况且至今两种模式都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这两种模式都需要反思，因为它们都存在弱点，法国郊区的青年骚乱和英国第二代移民（在英国出生、长大和受教育）加入恐怖组织制造伦敦爆炸就是例证。
　　正是为了应对这些纵横交错的问题，在32个国家和欧盟的倡议下，联合国成立了“国际移民全球委员会”，这一进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个独立的新实体的任务是有效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突显出来的国际移民问题。根据这一任务制定的原则是，移民政策应成为国际性讨论的重要内容，并将之与其他关系到劳动力、健康、社会福利和安全的政策联系起来。
　　我们希望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因为，为了在保证接受国公民的安全与捍卫移民权利之间实现某种协调，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上文所言，不难理解我们双方此次合作选择这一主题的理由。本书选择的论文都出自这一领域的专家之手，角度各不相同。这种朴素、直接的讨论问题的方法，多年来一直为《意大利经济》杂志所采用。
　　本书的开篇分析了欧盟移民政策面临的问题，它必须实现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唯有采取一套综合的方法，即通过设计出令人满意的管理移民流动的方案，才能使移民与安全政策得以应对“移民压力”。为此，打击非法移民和管理边境应被纳入对外政策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列。
　　第二篇论文主要探讨了两个重要问题，即人口状况和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对移民流动及其在不同经济部门的分布进行了深入的数量分析。详尽的数据描绘了过去十年来欧洲和意大利移民发生的最引人关注的变化。这些数据还能满足我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好奇心”，如外来移民的数量、他们的地理分布、他们的来源国等，对意大利而言这些问题更加值得关注。这些研究还表明，“移民压力”并不是暂时现象，在未来的多年里还将持续下去。
　　第三篇文章通过对人口出生率、老年人口的规模、65岁以上人口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等的分析，阐明了意大利面临的形势，不仅有人口上的问题，也有经济上的问题。该研究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尽管明显却非常重要的结论：相对于对移民的需求来讲，当一个国家对移民的限额越紧，非法移民的数量增加就越快，从而导致使没有正式身份的人合法化的大赦也就越频繁。
　　国际移民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受到了密切关注。对移民流出国和接收国的人口、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考察有助于把握移民造成的伦理和经济影响。第四篇论文对下列问题做了考察：移民政策的目标、确定合适的移民流动的标准、促进外来移民与当地新环境完全融合的措施以及应对非法入境和居留的政策等。
　　移民来源国的多样性引起了对移民问题的另一个角度的讨论，即人口和经济体系的再平衡。于是，试图解释和度量移民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意大利为例）的研究就显得很重要。担忧已普遍存在，而我们现在还不能充分评估这些担忧存在的依据。为此，试图对下面至关重要的问题做出回答也非常重要：外来移民对本土劳动者来讲，是构成了竞争，还是作为一种补充？
　　以上并未介绍完本书的全部内容。一位中国学者考察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标志性现象：内部移民，即人口由农村和内地向受益于工业发展刺激的城市和沿海地区大规模地流动。这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现象。
　　本书最后的论文考察了意大利的“中国区”，特别是以普拉托（Prato）为案例研究了全球化如何改变移民社区的生活。在普拉托的中国移民最初集中于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从事服装业的分包工作，后来逐渐拓展业务而进入其他领域，比如从事中国制造产品的进口和配销等。
　　我并不认为自己已对本书的内容都做了完全适当的评价。除了篇幅有限之外，所涉及问题的多角度性和复杂性也不允许我做到这一点。然而，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在未来做得更好，那么，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给予重视。
　　也许是老生常谈，但是仍要重复一点，即人口缺陷（demographic weakness）的确会破坏经济增长。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如果不能正确估计人口缺陷的负面后果，如果在当前活跃于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急剧减少的情况下，仍不将管理移民流动作为其日程的核心内容，如果不让来到“老龄大陆”（指欧洲——译注）的各种移民与当地人实现真正的融合的话，那么，欧洲就难以设想其未来的发展。管理移民的能力正在成为真正关键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可能接受所有来敲门的人，我们的空间只留给那些能逐渐融入我们生产体系的人。最后，还要依靠加速了的经济增长——移民也会为此做出贡献——来为更多的、正规的移民创造条件。
　　本书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与意大利资本银行（通过其学术刊物）之间的合作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我们希望它的出版发行能够推进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移民问题的更深入研究。毫无疑问，它将为促进中意两国的文化对话与知识交流，以及加强我们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做出贡献。在此，我们要感谢同意合作并为本书提供了高水平论文、才干卓著的专家学者，这种感谢绝不仅仅是出于礼节的需要。他们的工作及其成果是一种强大的鞭策力量，激励着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全部应有的学术严谨性，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开展研究。

　　　　　　　　　　　　　　　　　　　　　　　　　　　　　　意大利资本银行集团董事长
　　　　　　　　　　　　　　　　　　　　　　　　　　　　　　切萨雷•杰荣齐

　　　　　　　　　　　　　　　　　　前　　言
　　　　　　　　　　　　　　　　　　 罗红波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知识爆炸”积累起来的巨大科技动力，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的空前发展，推动着经济全球化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着世界各地，从而导致各国商品、资本、技术、服务和信息转流量的大幅度增加，各国间人口迁移的规模增大和速度加快。今天，国际迁移已经成为全球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但是，国际迁移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而是自古有之。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人口大规模迁移到了美洲，这被称为是第一次世界性大规模迁移。尔后，国际迁移继续进行，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殖民者将非洲黑奴贩卖到了美洲，强迫他们从事最繁重的种植园劳动和矿产开采。这被称为是被动移民。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大发展，世界上出现了第二次大规模国际迁移高潮，移民人数总计约1亿人以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第三次世界性大规模移民浪潮。
　　由于时代不同，本次国际迁移呈现了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主动迁移成为本次国际移民的重点。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红利分配”不均，造成南北差距拉大，不少发展中国家被进一步边缘化。为了生存，或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大批发展中国家人口向富裕国家移民。根据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的一份报告， 1990～2005年，国际移民人数平均每年增长1.4％。国际移民的3/4集中在28个国家，其中1/5在美国。1990年国际移民中有53％生活在发达国家，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经提升到61％，其中1/3在欧洲，1/4在北美。
　　其次，欧洲是本次大规模国际移民的受益者，但同时也受到越来越重的移民压力。众所周知，欧洲许多国家人口结构失衡，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加速，出现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竞争，为了降低成本，欧洲企业愿意雇佣价格低廉的外来移民；同时，欧洲国家对科技人才的需求大。外国移民的进入，满足了它们在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方面的需要，弥补了它们在劳动力数量上和/ 或质量上和/或地理分布上的缺陷。然而，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也对欧洲构成了挑战。1990～2001年，欧洲联盟成员国内，外国移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以不可忽视的速度上升，1990年为4.1%，到2003年超过了5%，绝对数字超过2000万人。在意大利，移民人口的增速尤其快，1991年在全国人口普查中接受普查的外国移民人数为356159人，到2001年达到1334889人，10年之内增长了2.7倍。外来移民不仅流量增速加快，而且其文化背景非常复杂，例如意大利目前已经成为了来自约200个不同种族的移民新家园，这为欧洲移民接受国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和文化融合问题。
　　再次，愈演愈烈的非法移民成为困扰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一个综合性难题。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越想移民到发达国家，发达国家限制外来移民的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越严格，从而也使得偷渡的利润越高。交通和信息工具的现代化大大加快了偷渡的速度，致使非法移民的人数成倍增长。仅2003年一年，意大利共发现外国非法移民8355人，拘捕了284人，扣押运送移民船只85艘。不仅如此，非法移民往往还与贩卖人口、跨国犯罪联系在一起，威胁着移民流入国的安全。
　　如何面对国际移民带来的新挑战，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的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本书刊载的意大利该领域著名学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欧盟及意大利外来移民状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对今后的移民政策、有效管理移民流动提出了有益的建议。
　　二战后，全欧华侨华人只有1万多人，现在已经发展到100万～150万人，在半个世纪内增长了100多倍。但是，我们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移民政策、对中国海外移民在移居国展现的民族问题都缺乏足够、深入的研究。同时，妥善管理全球移民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政府重视并积极参与移民领域的国际合作，已与包括亚太和欧盟国家在内的40多个国家开展了打击非法入境活动的合作。我相信，本书对中国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 意大利的移民及移民政策的发展趋势、促进中国对国际移民研究会有所帮助。这是出版本书的初衷之一。
　　另外，国际社会对“内部移民”问题的重要性还未给予充分的认识，对此缺乏研究和相关政策。当今中国面临的主要是“内部移民”问题。著名中国劳动经济学专家蔡昉撰写的《中国转轨时期的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内部移民”问题的了解。
　　为了便于中国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意大利资本银行集团《意大利经济评论》编辑部提供了一份本书内容提要，现将全文翻译如下：
　　欧洲联盟安全（包括反恐斗争）与移民政策要求欧盟与成员国相互协调，进行多种有效干预。同时，这一政策还必须得到发展合作政策的配合。另外，只有在一个稳定、安全的地区，才能保证协调一致的移民流动管理规定得以实施。《安全、移民与发展援助：一种综合方法》一文的作者雷纳托•布鲁内塔、焦瓦尼•特里亚和安东尼奥•普雷托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通过对欧洲现行相关法律框架演变的研究，提出了欧洲解决移民问题的综合方法。在描述了国际移民潮的经济社会特定条件后，作者确信，欧洲面临的“移民压力”，特别是来自地中海南岸国家的移民压力，将会增大。这种来自非欧盟国家公民的“移民压力”造成欧洲劳动市场供大于求，或者说造成劳动力素质的构成与需求不符。为此，需要制定控制移民潮的规定，即限制不需要的移民流入。在这方面，很明显，欧盟与其交界的邻国签订的促进发展、维护民主体制的“欧洲睦邻政策”协议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严控边界、反对偷渡行为的斗争也成为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课题，这需要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地中海国家和巴尔干国家）一起合作，共同应对。作者强调，欧盟保障其内部安全、稳定和发展的能力取决于它与邻国合作、促进这些国家稳定发展的能力。在分析了“欧洲睦邻政策”工具之后，作者指出，至今用于这一政策的财政资金很不充足。为此，必须为安全与移民政策寻求一种综合的解决方法。由欧盟成员国通过双边协议为发展中邻国提供援助发挥了特殊作用。但是，这一资源也很有限，因为成员国财政预算受到“稳定与增长公约”财政标准的制约，无法再增加这方面的开支。作者认为，如果将用于发展援助的开支变成具有用于稳定和安全特点的投资，那么，其收益将会使各成员国未来要付出的成本大大减少。解决的方法可以是，将用于发展援助的开支与用于投资、研究的支出同等看待，列在欧盟成员国预算赤字评估之外。（根据著名的“黄金法则”，这些开支是不计算在预算赤字中的。）
　　在“移民压力”方面，意大利的处境在最近几十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移民流动方向发生了逆转，从一个移民流出国逐渐转变成为一个移民流入国；像世界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一样，管理移民流入成为意大利多年政治和经济讨论的中心议题。《关于欧洲和意大利外国移民的数量分析》一文的作者安东尼奥•考尔台塞在文中回顾了意大利最近几十年发生的这一根本变化。在分析意大利外国移民的存在之前，作者首先对欧洲移民情况进行了详述。他描述了自1990年以来在欧盟15国总人口中的外国人口比重的变化和“净移民”比重的变化。很明显，一个国家的移民形势是与其生产体系吸收移民的能力和它所采取的移民政策密切相关的。尽管欧盟成员国的移民形势各不相同，但统计数据表明，在这些国家中流入的移民均多于流出的移民。随后，作者进入对意大利案例的分析。作者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丰富的统计数据，为下述问题提供了答案：在意大利有多少外国移民？他们在意大利国土上是如何分布的？他们来自哪些国家？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推断，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意大利的净移民呈现正值。它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一样，成为了移民流入国。事实上，在意大利的外国人数目在不断增加，2004年年底，在意大利获得居留许可的外国移民超过230万人。不仅如此，当前国际移民趋势表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压力”今后还会继续增大。问题的症结不仅涉及到人口，同时也涉及到经济。从一方面讲，意大利妇女的生育率大大低于所谓的“替代水平”，如果没有外来移民，意大利总人数肯定会减少。从另一方面讲，意大利是欧盟内部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20%。今天，65岁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段人口的比率超过28%，这一比重是欧洲国家最高的。不仅如此，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减少将先于总人口的减少。为此，要求革新对移民流动的管理呼声很高。相对欧洲联盟其他成员国来讲，移民流动对意大利尤其重要，它对移民流入的需求非常大。但问题主要集中在：允许入境的非季节工移民的名额太少；允许移民居留的“时间”（即移民居留的平均时间）太短；由于移民中有较多未成年人，使得外国移民的素质不高；要求取得居留许可的人数在不断增多。特别是关于意大利平均居留时间，“短期”居留、“高季节周转率”政策是与“融合进程”相悖的，后者要求移民居留时间长些。最后，作者呼吁，应对权威人口学家的意见给予重视。这些人口学家认为，如果给予移民入境名额太少，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话，非法入境的人数就会迅速扩张，而同时，对无劳动许可的移民状况进行整治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在分析了移民外流的贫穷国家和移民流入的富裕国家的人口、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从伦理道德来讲，还是从经济条件来讲，都应该采取“开放边境”政策。不过，很明显，边境不可能完全开放，国际移民必须得到应有的管理。对此，移民流入国应该拥有优先权。
　　《国际移民和移民政策：聚焦意大利与欧洲联盟》一文的作者安东尼奥•格力尼认为，首先应该明确以下问题的答案：移民政策的目标是什么？可接受移民及融合政策的标准是什么？如何管理本国已存在的非法移民及如何打击偷渡行为？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格力尼对移民来源国和移民流入国分别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由于移民的流入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家庭问题等等，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达到融合。要想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消除当地移民的失落感和受排斥感，甚至是失败感、异类感。格力尼强调，移民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促使劳动市场供求平衡；促进经济和生产部门的健康发展；使出生率长期低下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日本等）的人口结构恢复平衡。为了能采取一个恰当的移民政策，还必须确定移民的数量、专业水平、可接受移民及来源国的选择标准。至于欧洲移民政策，从某一角度来讲，事情好像比较简单，移民可以根据申根协议入境，但现实情况是很复杂的。众所周知，申根协议取消了其成员国之间的边界，而将边界划定在它们与非申根协议国家之间，使一维的双边移民政策过渡到多维的多边移民政策。最后，格力尼告诫人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为平衡经济与人口结构起到了关键作用。尽管移民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必要的，但现在的移民关键作用是平衡劳动体系：劳动市场上的挑战使得对劳动的需求旺盛，但是缺乏足够的合适劳动力。为此，移民作为一种替代方法不可阻挡地流入了经济发达国家。
　　在研究移民对接受国劳动市场的影响时，一个主要困难是很难准确知晓外国移民的就业人数、从事的工作，以及失业人数。尽管在意大利的外国移民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获得合法拘留的外国移民也已经占到意大利总人口的4%，但是人们对移民对接受国所产生的影响仍然抱有很强的复杂的畏惧心理，至今对这一心理研究得不够。这一主题不仅是涉及经济一体化问题，而且是涉及社会一体化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亚历山大•温杜里尼在其文章中详细阐述了移民对接受国劳动市场的影响，特别是分析了直接竞争和间接竞争产生的影响。众所周知，争论最激烈的议题是，外籍移民对本国劳动者来讲是补充，还是竞争。一部分人强调，外籍劳动者的竞争使得劳动供给增加，在劳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会对本国劳动者工资产生竞争影响；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外籍劳动者对于本国劳动者来讲只是一种补充。为了搞清楚本国劳动者的就业是否会因外籍劳动者的存在而受到直接影响，温杜里尼在文章中分析了与直接竞争(job-to-job)相关的各种情况。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只能通过假设数量分析模型进行研究。通过分析，作者指出，外籍合法就业者对本国合法劳动者好像不构成直接竞争，但在非法劳动市场，外籍非法劳动者由于高度灵活所以对本国非法劳动者构成了很强的竞争，可惜缺乏有关外籍非法劳动者的准确数字。随后，作者提出，除了这种“直接竞争”外，还存在一种“间接竞争”，即外国移民主要集中在意大利北部，从而阻碍了生产由北部向失业现象严重的地区（例如南部地区）的转移；与此同时，由于外籍劳动者的大量存在，使得工资难以增长，刺激内部移民的动力减弱，从而也阻碍了意大利内部的人员流动。
　　在上述专题讨论文章之后，安东内拉•切卡尼奥和蔡昉分别对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和中国内部人员流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从伦敦、鹿特丹和布达佩斯等欧洲传统华人集聚之地，到迅速形成的普拉托、卡尔皮和圣朱塞佩•维苏威亚诺等意大利最著名的“中国工业区”，安东内拉•切卡尼奥通过对纺织业生产部门和进出口活动的调查，对意大利人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中国移民在意大利的存在和在欧洲市场的竞争）进行了分析研究。她指出，要想明白全球化是如何改变中国移民特点的，意大利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值得研究的案例。最初，一部分活跃的中国移民率先进入成衣生产领域，尔后他们开始涉足新模式的工作，即从事从中国进口成衣，在欧洲进行批发和零售。这样，他们一方面作为意大利纺织——服装行业和其他“意大利制造”行业的意大利终端产品生产企业的次供货商，另一方面从事着进口和批发、零售中国产品。中国移民在意大利的生产条件曾被允许，并持续有15年的时间，很明显，这使相当一部分意大利生产活动留在了当地，而没有向国外和国内其他地区转移。2004年，上述两种活动出现了分离迹象，从事第三产业活动的中国移民企业家超过了从事生产活动的华人企业。这种活动的演化进程也反映了这些移民希望的变化和他们自我表现的变化，即第一代 “海外华侨”形象被“全球爱国者”移民观念所取代。最近的中国观念是以移民能够在经济上立足为荣，鼓励他们为祖国的强盛做出贡献。然而，这种强盛伴随的是意大利在欧洲的出口减少，进口的中国物资的“不对称竞争”现象还会越来越普遍。
　　改革以来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人们从农村向沿海城市迁移。这是蔡昉文章《中国转轨时期的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对象。这种流动不仅是由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结果，而且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体制转化的结果。劳动力流动的增加是促进劳动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为经济的更广泛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对“户籍”制度（这是一种控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或地区间迁移的制度）演进进行阐述后，作者从体制和法律角度分析了鼓励人员流动的因素，尽管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障碍，例如工资、权益和社会保障等。尔后，作者重点分析了劳动力迁移的规模和地理分布，并指出，省内迁移比例高于跨省迁移，而跨省迁移的流向明显以东部地区为主要目的地。鉴于在今后10年或20年里，劳动力流动还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作者确信中国政府将会创造机遇，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最后，作者对今后政策的一些关键方面进行了阐述。首先，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转移将是非农产业劳动力的主要供给来源（如果今后10年劳动力流动不能加速，城市劳动市场将面临缺乏劳动力的危险）。其次，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仍然有赖于从劳动力流动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第三，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将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福音。
　　本书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意大利研究会同意大利资本银行集团合作项目之列。这项合作开始于九年前。1997年，我们喜获老朋友路易吉•德罗萨教授惠赠的新作《战后意大利经济》。这部书是《意大利经济评论》创刊50周年纪念丛书之一。它以这份杂志提供的大量资料为基础，概括和描述了二战后意大利经济发展的历程。此书的严肃性、权威性、学术性和客观性，深深地吸引了我们，因此决定将它翻译成中文。这项工作得到了意大利资本银行集团前身罗马银行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们也就与《意大利经济评论》杂志的责任总编米凯列•巴尔巴托先生成了朋友。
　　人人都知道，意大利曾伙同德、日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知道今天它已成为西方七大工业化国家之一。但是，战前意大利到底是怎样一个国家？战后它又是如何跻身于西方强国行列的？许多读者对此颇感兴趣。其实，二战前意大利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落后国家。二战刚刚结束时，它河山破碎，一片凋零。一些有远见的意大利政治家在国际上四处奔波，寻求援助，以便使本国经济机器恢复运转，使社会恢复秩序，使民众恢复信心。为了使国际社会了解意大利的真实国情，以时任罗马银行总裁的科斯坦蒂诺•布雷夏尼•图罗尼博士为首的一批精英人物专门创办了英文版《意大利经济评论》。这家杂志当时是双月刊，它客观地、有根有据地向国外提供有关意大利经济形势的信息，发表著名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法学家、科学家、政府权威人士、大银行家、工业家、行业组织负责人的学术成果和真知灼见。它的问世，使国际实业界、学术界以及欧美政界有了一个了解意大利的渠道和手段。鉴于该杂志所取得的卓越成就，罗马银行遂又决定，从1979年开始，资助它推出意大利文版《意大利经济评论》。同年，著名经济学家马里奥•阿尔切利接任该杂志主编。在他和享有崇高威望的学术委员会的推动下，《意大利经济评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声望与日俱增。2002年7月1日，罗马银行集团和比波普-卡里雷银行集团合并，成立了意大利资本银行集团。自此，《意大利经济评论》英文版和意大利文版成为意大利资本银行集团的学术性和研究性刊物。2005年在阿尔切利博士辞世后，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沃纳成为该杂志的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9年11月，《战后意大利经济》中文版出版发行，受到中国有关学者的欢迎。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意大利研究会同罗马银行/ 意大利资本银行集团建立了高度信任和友好合作的关系，并努力寻找继续合作的方式。
　　中国正在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意大利经济评论》作为研究意大利经济的权威刊物，它每期都围绕一个重要的专题进行组稿，撰稿人均是有代表性的高官、银行家、企业家、著名学者和教授。许多专题也都是我们中国学者十分感兴趣的，例如，中小企业、地区发展不平衡、劳动市场改革、生产率与竞争力、企业国际化、公共企业改革、创新与增长、对外贸易与投资、企业/银行并购、后工业社会与移民、意大利经济与欧洲经货联盟，等等。有鉴于此，经过反复协商，双方于2002年10月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据此协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意大利经济评论》编辑部共同选定一些中国学术界和企业界感兴趣的、反映意大利经济重大现实问题的专题，由意方选择权威作者撰文，由中方翻译和编纂，以专辑形式用中文出版，形成一套“当代意大利经济论丛”。
　　2004年4月，我们出版了这套丛书的第一本《中小企业直面经济全球化》（用英文、意大利文和中文出版），并于2005年1月12日在北京召开了该书首发式及学术研讨会。
　　会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相关人员和意大利资本银行集团代表团共同商讨了下一步的合作计划，选定“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问题”作为第二本的主题，并决定增加合作成分，即在“调查与研究”栏目中增加一篇由中国著名专家撰写的论述有关“中国内部移民问题”的论文。本卷就是这一合作的新成果，它也以三种文字（英、意、中）出版发行，其中中文版由罗红波教授负责，在中国印刷出版；意大利文版和英文版由米凯列•巴尔巴托博士负责，在意大利印刷出版。
　　在本书中文版即将付印之际，我深深地缅怀曾经为这一合作计划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戎殿新研究员和路易吉•德罗萨教授。同时，我要忠心地感谢现在的这支工作团队，是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效。
　　参加本卷书翻译工作的有：肖天佑、孙彦红、窦庆禄、何凤云、王丽娜、罗红波。罗红波负责总纂和校对。书中部分图表由孙彦红、罗红波制作。
　　为了便于读者查对文后的参考书目，文中括号内的作者姓名保留原文。
　　本书的出版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黄德志编审、祝得彬编辑等人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2006年5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