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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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

日文书名：幻滅の資本主義


图书作者：[日]伊藤诚著
出版时间：2008-5	版次：2008年 6月第 1版
I S B N：978-7-5097-0193-5/D·0078	页数：212
开　　本：16	印张：13.225
附赠光盘：否	字数：164千字
浏览人数：	装帧：平装
阅读人群：政治学、国际政治专业研究者

原价：29元　　我的价格：元　　国际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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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伊藤诚的专著。他在本书中提出了当前三个幻想的破灭：第一，于高速增长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遭受到重大挫折，民众对国家在稳定提高经济生活水平上的作用和能力的信赖完全丧失；第二，曾经被视为有效替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也暴露出非民主的压制体制、党和国家官僚的特权腐败、产业技术革新的困难而加深了危机，出现了崩溃；第三，取代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确提出了与以微电子（ME）信息技术发展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性重新活跃相适应的政策方针，但是，其中所存在的幻想也正在破灭。

作者简介

伊藤诚，日本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１９３６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毕业，长期任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现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国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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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目录

序章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进化
二走向对自由竞争市场的限制
三竞争性世界市场体系的复活
四幻想破灭与希望

第一篇资本主义胜利了吗
第一章新自由主义给日本带来了什么
一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发展
二走向平成萧条的辩证法式逆转与恶性循环
三经济政策的混乱

第二章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困难
一经济复苏为何脆弱和不稳定
二国际环境方面的问题
三新自由主义与财政危机的深化
四劳动者生活条件的恶化

第三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及中国的前进道路
一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关系
三中国面对21世纪的挑战课题

第四章市场经济背后的暴力性——俄罗斯经济的犯罪化
一经济的犯罪化
二三重渊源
三全球化背景
四市场经济背后的暴力性

第二篇当代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问题

第五章当代资本主义与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一高速增长时期货币金融体系的作用
二通胀危机与长期萧条
三金融不稳定性的加剧
四有可能恢复稳定性吗

第六章日本金融体系的职能变化与住房金融
一高速增长时期的住房问题
二低增长条件下住房金融的扩大
三泡沫及其破灭过程中的住房金融

第七章对货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再认识
——围绕转型问题“新解释”的分析
一转型问题“新解释”中的货币价值的意义
二围绕“新解释”的几个问题
三货币商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
四非商品货币下发生了什么

第三篇妇女问题与人口问题

第八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实现男女平等吗
一全球化与家务劳动
二资本主义与家长制
三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历史性与妇女问题的关系

第九章应该如何评价妇女劳动
——由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的问题
一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意义
二《北京宣言》的基本精神
三没有新自由主义的倾向吗
四对同工同酬和无偿劳动的评价

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口规律和低生育问题
一低生育化的急速发展
二作为自然规律的人口论
三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
四人口的历史动态变化和低生育问题

参考文献
出处一览
后记
译者后记

英文目录(点击查看)

序　　言(点击查看)

序章
    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一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时代。实际上，商品、资金、劳动力和企业都被卷入全球性市场经济的竞争旋涡之中的状况正在四处蔓延。可以认为，这种状况基本上是近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其演变进化进程中对其本质的继续强化。尤其是以1973年为分水岭，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连续性危机和重组中，随着信息技术（IT）的高度发展和普及，广泛出现了调整经济政策基本方针的趋势。这种趋势就是强化企业的全球性竞争战略，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实现基于市场原理的效率。苏联式的集权型计划经济伴随着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而崩溃。这也往往被视为自由竞争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效率最终获得了胜利。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自由主义这种有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用的观点难道不是与实际大相径庭，从而导致了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困惑和幻想破灭吗？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世界各地为了纪念它而相继举办了探讨其当代意义的各种活动并出版了相关研究成果。当时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一趋势，同时还强调了这种发展进程中所存在的反复出现自我破坏性危机的矛盾。从这一意义上看，它使人们想起《共产党宣言》对当代世界的洞察力。泡沫破灭后的日本经济的困难、周边亚洲诸国的货币和经济危机、美国的IT泡沫的破灭等这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毁灭现象，也导致世界媒体纷纷发表议论：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的反击吗？
    我们需要从这些举世瞩目的重大问题来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以来所表现出的世界体系的特征，需要对其历史演变进化的过程及正处于发展进程中的当代全球化的意义进行多角度的重新思考。序章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进化

    （一）从世界帝国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根据沃勒斯坦的分析（1976，1983），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出现过世界帝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两种世界体系。近代资本主义取代过去的世界帝国作为以欧洲为中心的新型世界体系经过“长期的16世纪”而登场了。世界帝国是靠各种政治权力和军事实力来维持统治的，与此相对应，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作为依靠自发的市场经济来维系的世界性分工体制而发展起来的。
    的确，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世界航海交通的发展及世界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一个面向市场的无政府式的世界分工体制。尽管如此，商品、货币、商业资本等构成市场经济基础的各种要素形态却并非近代以后才出现的。这些形态从人类上古时代开始就作为各个共同体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广泛地存在且一直发挥着作用。世界帝国也不仅仅是从政治军事上去统治其各个不同的地区，而且还通过加强各地区间的水平性交换关系来巩固其统治。本来，市场经济中的自由、平等的无政府式的交易原则是与各帝国的政治秩序及其社会内部等级秩序相互矛盾的，前者的过度发展扩大会对这些秩序产生破坏作用，所以在中世纪以前通过限定集市的场所和日期等来严格限制市场的发展。
    始于西欧的近代资本主义在将这些市场经济的各种形态发展成为世界一体化体系的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将其转化为取代原有社会内部等级秩序的经济秩序的基本原理。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劳动力被商品化，形成了在资本支配条件下由商品生产商品的彻底的商品经济社会。当时西欧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航海技术的进步、城市毛纺工业及棉纺工业的发展，成为促进这种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形成和导致先进地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增长的基本动因。
    与以前的社会形态不同，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将无政府式的市场经济的组织形式作为社会内部经济生活的基本秩序，根据同质性原理利用自身内部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发展世界市场上的交换关系，表现出对外实行开放性自由通商的趋势。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是社会内部的政治权力和共同体管制所难以限制的无政府式的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原则，所以，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近代资本主义，将人们从中世纪的人身支配和共同体管制中解放出来，孕育了公正地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平等的人权和靠劳动形成的私有财产权这种市民社会的理念。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即使是作为世界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国内也应该实现将高效、和谐的经济生活作为自然秩序。这种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学派的有关自由主义的主张，就作为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演变过程的基本意识形态而产生。可以说，当代的新自由主义也具有在全球化中对这种基本意识形态回归和继承的强烈色彩。
    （二）政治权力与共同体性人际关系的作用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并没有消除一切政治权力和各种共同体性人际关系的作用。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早期，在打破封建的人身支配和地方分权的强力绝对王权的条件下，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商主义发挥了强化保护商人资本活动的基础、夺取农民土地以创造出大量无产的雇佣工人这种作用。以自由、平等、人权为理念的市民革命更直接导致了打破这种重商主义阶段前期的绝对王权专制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难道不是也因英国对印度等地的殖民地统治和非洲猎奴等暴力豪夺而短时间就停止了吗？
    在通过产业革命而实现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大不列颠的自由通商的世界秩序也要依靠英国海军海上霸权及其殖民地体系来维持。在美国南部让黑人奴隶从事底层的劳动，利用各种强制劳动的形式，建立非均衡和不平等的全球区域发展体系，这些都伴随着持续利用政治军事秩序作为其维持世界秩序的补充。可以说，曾经的世界帝国将其内外水平式的商业活动与基本政治军事统治秩序保持了互补性的对称关系。
    与此同时，在中心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国家的政治行政机构持续发挥了维持和完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种作用。可以说英国的济贫法和工厂法就是其佐证。为了应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从泡沫和高涨到其破灭后危机这种周期性波动，1844年银行法在保留了金本位制的同时确立了以英格兰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当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时，作为紧急措施停止实行金本位制，这也可以说是明显的例子。可以被称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神经中枢的货币金融体系遭受侵袭后的严重危机和崩溃恐慌在当代世界以更大规模出现，这时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信条相反，其政策方针的基调是强制实行紧急救援措施。这种状况应该再现了当代条件下资本主义的进化。
    正像“民主主义到工厂大门为止”所说的那样，将劳动力作为商品来购买并使用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组织也基本上实行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管理。与之抗衡的工会作为市场经济契约的代理人代表工人与企业进行工资谈判等集体谈判，并且在此过程中逐渐成为工人政党的基础，在其内部形成了不同于市场经济原理的相互扶助的合作关系。即使在没有形成这种合作组织的工作单位，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管理体制也基本上或多或少需要工作人员相互合作这种共同体性人际关系发挥协调作用。人们在这种工作单位的合作关系，在日本式经营模式中被引导到与企业利益相协调的方向，表现为通过小组活动主动地提高生产率。这未必与日本式家族文化直接相关，也未必只限于发挥企业合作的团队性作用。特别是在现在这种严峻的经济重组时代，劳务管理的成功与否已经被视为决定企业生存的关键。
    劳动力跨代的再生产也不仅仅通过获得市场工资以购买生活必需品来实现，它也存在需要依靠家庭形式的两性间的合作来维持的一面。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妇女如何及在何种程度被纳入雇佣关系、妇女不就业的家庭生活和两性关系将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家庭形式没有一种固定的典型模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得不将跨代的劳动力再生产、失业者的生存、老龄者的照顾或多或少依靠市场原理中难以消除的父子关系和夫妻的合作关系来实现。进一步看，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合作组织、政治党派和宗教团体等虽然与市场经济存在联系，但是，其组织内部却一直延续着人们的共同体式合作原则。
    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化过程，与其说是由于构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商品、货币、资本等形式本身所产生的进化，不如说更主要的是与以下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包括由这些形式构成的经济组织内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具体发展、作为其补充的政治军事秩序和经济政策的特征，以及各种共同体性人际关系的特性及其作用的历史性变化。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化就是在上述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可以说山口重克（1992）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说，从理论的展开来看，市场原理中还有一些问题必须要放进仅仅靠经济人的行为原则难以说明的“黑箱”，从而需要作为中间理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论。。本来马克思学派所关注的是把社会人际关系作为特殊的生产关系这种资本形式的发展进化。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来看，始终重要的问题是由具体主导产业的发展所表现出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如何导致资本与雇佣劳动这种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非市场性的国家的作用和共同体性人际关系的作用及其变化与上述问题具有何种关系？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重大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正如至少某一段时期的法国调节学派和美国的社会结构学派（SSA）所分析的那样，就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化和类型划分而言，把考察的重点仅仅集中在资本与雇佣劳动这种生产关系上的话，方法论上存在着缺陷调节学派的有关观点请看博外耶（1986）、山田锐夫（1991），社会结构学派的有关观点请看哥顿等（1982）。也请参考伊藤诚的《当代资本主义》（1994）第二章中的有关探讨。。例如，要想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尚且局限于城市的外围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考察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明显是不充分的。即使资本主义中心的状况具有代表性，但是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呈现出中心、半外围、外围这种结构特征，在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中，各类国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此，在考察沃勒斯坦所说作为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整体进化的同时，还应该关注上述结构中的各类国家及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对决定各类国家生产者地位的作用的意义。这也与日本资本主义争论有关。在这种争论中，宇野学派也是把农业问题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史的发展阶段论或世界经济论的重大焦点问题来对待的。
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出现的经济周期性波动、自我破坏性危机和萧条的理论和作用而言，即使这些与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变化关系很大，仅仅分析上述关系及其变化也还难以充分说明经济周期性波动。特别是在货币金融体系的历史进化中，如何去认识其波动性、怎样去控制其动荡，这些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综合考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进化时应该重视哪些方面的问题而言，各个时代都有其明显的时代烙印，当前特别应该关注导致泡沫产生和破灭的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及其控制的可能性。实际上，这方面明显成为贯穿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变进化过程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
    二走向对自由竞争市场的限制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进化并不是从其产生以来就单方面地扩大和深化自由竞争市场直至发展到当代全球化大竞争时代的。以19世纪末的大萧条为分水岭，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主导产业向需要巨额固定资本投资的重化学工业的转移，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中心也出现了以下限制自由市场竞争及强化对经济生活的社会管制和管理的三个方面。
    （1）出现了垄断趋势。伴随重化学工业的发展，大型产业公司成长起来，为了避免相互破坏的恶性竞争，形成了管理产品价格以确保垄断利润的垄断组织。
    （2）出现了工人运动增强的趋势。在那些重化学工业部门，大量具有经验和体力的成年男性劳动力被集中于大规模工厂，在那里工会容易发展，从而出现了劳动市场的自由竞争受到限制的趋势。以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基础，主张旨在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的社会组织化这一变革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增强了势力，终于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危机成功实现了俄国革命，形成了苏联式社会主义。这显示了资本主义的进化（evolution）向其革命（revolution）的转化。
    （3）出现了国家经济政治作用再强化的趋势。从应对确保垄断资本对外投资权益的帝国主义、工人运动和农业问题的社会政策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时动员及其后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作用再次得到强化。由此而产生的公共部门就业的增加又巩固了促进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在近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历史进化过程中，深化扩大世界性竞争秩序的趋势受到了限制，甚至出现了逆转。以自由竞争市场扩大为根基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活力实际上在丧失，相应的，国家的政治军事干预以各种形式得到了强化宇野弘藏在《经济学方法论》（1962）等著作中将此看作资本主义停滞趋势的停滞逆转趋势。。
    这样，政治军事的国家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再次得到强化，因此，与此对抗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也过度加强了国家的作用，从而出现了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政治权力的国家消亡和个人自由的民主主义合作社会难以形成的状况。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随着大型企业和为其服务的国家的过度发展，就难免出现各种共同体式人际关系的社会经济功能及其可能性被现实所瓦解或被低估的倾向。包括发达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大企业的工会往往容易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的权力和政策的问题上。
    在该期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通过国家主义的发展，不仅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而且作为经济体系还出现了始于1929年那种严重自我破坏的大危机。与此相对照，没有失业的苏联计划经济的稳定增长给世界大多数人以深刻的印象，它本身就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制度显示出超越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而且，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的过程中，货币金融体系的动荡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作为应付这种经济危机的对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战时动员及以此为出发点的战后布雷顿森林体制的条件下，以劳资协调为基础的高生产率和高工资的福特式积累体制的形成对有效需求的扩大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包括这些内容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国家的总需求管理成为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开始实现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在此条件下，人们大都相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告别危机和萧条。
   三竞争性世界市场体系的复活
    以1973年为分界线，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再次连续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货币金融体系的动荡和破坏性作用重新恢复。国际货币体制转向浮动汇率制、在此条件下20世纪70年代通胀的恶化及其破坏作用、滞胀、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巨大泡沫及其破灭等构成了一连串的危机和停滞的局面。在这种连续性经济危机的重压下，企业拼命通过重组来谋求生存。在企业重组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受到了以微电子（ME）信息技术（IT）的发展应用为基础的技术革新的广泛冲击，使自身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进化的方向发生了重大逆转。我们对此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分析。
    （1）在这种重组过程中，微电子自动控制系统被广泛应用于工厂和办公室，在此条件下，靠比较少量的投资就可以灵活地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同一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型号的产品，竞争性的个人消费品市场出现了新的活力。由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企业可以灵活地不断重新布置工厂车间和管理办公部门的地点，从而导致了超越过去的行业和市场地域甚至是国界的竞争激化。作为其重要一环，在金融市场被称为“大爆炸”的激烈重组促进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大规模合并，使超越过去那种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界限的竞争大规模展开。
    （2）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企业在工厂、办公室、商店广泛地推进信息化，大量使用妇女小时工、临时派遣工及其他各种临时雇佣工等非正式职工，从而实现了用工数量的灵活调整和劳动成本的节减。其结果是，主要由成年男性正式从业人员组成的传统工会出现了组织率下降和社会地位弱化的现象。大部分工人被各种各样的雇佣形式所分割，在工会组织外部出现了与国内甚至海外周边国家廉价劳动力竞争的态势。因此，与高速增长时期调节学派所说的福特式积累体制不同，工会不能为工人争取到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适应的实际工资提高，对正式从业人员的解雇和失业的增加难以进行有效的反击。各种工资差距和收入差距也在拉大。
    （3）在此期间，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在解决萧条和财政危机问题上遭受到失败，从而出现了国家的经济职能被极大地削弱的趋势，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政策潮流。在这一潮流中，公共企业被民营化，旨在实现市场更加自由竞争的放松管制被推进到各个领域，对福利、教育、医疗等的公共负担部分被缩减，公务员的编制名额相继被削减。这种向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基调的转变，不仅仅是对凯恩斯主义挫折的逆反，而且还有竞争性资本主义市场在当今世界复活这一实质性物质基础。
    （4）与此同时，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企业作为金融资本的运动超越了国界，贸易、投资、金融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性大发展趋势增强。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崩溃及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亚洲邻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持续经济高速增长，使跨国公司的竞争性交易和投资的空间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尤其是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当代的经济秩序正在重新发展成为以不折不扣的一体化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这样看来，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潮流反映出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化并不是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就直线发展的。19世纪末以后出现过的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对自由竞争市场在资本、劳动和国家三大方面限制的尝试及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的尝试在上述潮流中发生了重大逆转有关这一点的详细说明请参考伊藤诚的《逆流的资本主义》（1990）、《当代资本主义》（1994）、《日本资本主义的歧途》（1995）中的分析。。在微电子信息技术的冲击下，新自由主义成为旨在从根本上恢复作为资本主义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活力这种解决当代危机的对策。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包含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新的进化形式。四幻想破灭与希望

    （一）幻想破灭
    在产生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一轮全球化与旨在实现市场经济的竞争重新活跃的进化中，存在着对历史发展道路幻想的多重破灭。我们首先关注以下三方面：
    第一，于高速增长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遭受到重大挫折，民众对国家在稳定提高经济生活水平上的作用和能力的信赖完全丧失。实际上，随着跨国公司活动能力的增大，国家的国民经济管理能力被削弱。与其他国家相比，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税制和各种管制就很可能导致跨国公司投资流失的后果。应对货币金融动荡的处方也难以奏效。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状况下谋求国民经济稳定和改善的责任能力出现了信任危机。
    第二，曾经被视为有效替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式社会主义也暴露出非民主的压制体制、党和国家官僚的特权腐败、产业技术革新的困难而加深了危机，出现了崩溃。苏联一般被视为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代表模式，所以，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对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身的幻想破灭构成了广泛的冲击。
    正在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一般认为，其发展道路并不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构成威胁。这是因为对资本主义企业来说，在中国的交易和投资更方便容易，加上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仍然较低。此外，一些评论指出中国目前还没有充分确立对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理念和理论。中国事实上正在资本主义化这种观点也正在国内外扩散。
    第三，取代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确提出了与以微电子（ME）信息技术发展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性重新活跃相适应的政策方针，但是，其中所存在的幻想也正在破灭。新自由主义认为，只要放宽和废除各种管制，将一切交给以资本主义企业为中心的自由市场，就能够实现合理、高效、和谐的经济秩序。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其方针的指导下，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复活反而导致了一系列市场失败问题的恶化，如，失业的增加及减少失业的困难、贫富差距的拉大、对劳动大众和社会弱者利益的牺牲、高达10亿人口的最不发达国家绝对贫困人口的积累、地球环境破坏的危机等等。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责任也容易被回避。而且，对日本等国所出现的财政危机的深化，新自由主义往往采取对高收入者实行降低边际税率和引进、强化消费税这种增加大众负担的对策。
    不仅如此，我们回顾一下，亚当·斯密等主张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是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的前提下信奉所谓单纯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自然的自由秩序观念和和谐假设。与此相对照，从撒切尔主义以来的当代新自由主义明显具有意识形态性。这种意识形态就是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斗争，通过增加失业来谋求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条件和雇佣的灵活多样化及其成本降低。同时，由于以企业为中心的赌博资本主义的投机利益的自由化，不注重劳动收入而注重投机利益和将政治、行政权力作为牟取个人利益的手段这种社会道德观念沦丧问题非常严重。这不禁令人重新想起马克思所说的命题：“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120~121页。
    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泡沫及其破灭、亚洲货币和金融危机、美国IT泡沫的破灭等反复出现的投机性动荡和市场经济的自我破坏作用证明，新自由主义所信奉的竞争性市场原理的效率性只不过是幻想。日本对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采取不断追加公共投资和对银行注入公共资金等紧急经济对策是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相背离的。另一方面，IMF对亚洲诸国提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作为对其实施救援融资的交换条件，其改革方案的导向被认为是沿着新自由主义路线为海外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创造更加自由和“透明”的投资环境。这一改革方案遭到了拒绝。
     这样，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就加深了对凯恩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多重幻想破灭。
    （二）对历史进化的希望
从面向21世纪的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如何寻找出对历史进化进行变革的希望的萌芽？这里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在此先注意其中的四点。
    第一，冷战结束后所出现的军备竞赛缩小和消除的可能性。甚至连新自由主义不是也认同，基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世界帝国的秩序不同，基本上不需要军事力量吗？旧殖民地体制和冷战格局被瓦解后，目前应该强烈要求将和平的红利用于缓解国家财政危机、避免增加劳动大众和社会弱者的负担。为了缓解严重的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我们应该重新重视1980年发表的《勃兰特报告》曾经写道的“确保发展中国家最低限度的食品和保健的10年援助计划的费用总额还不到1年军费开支的一半”。但是，美国保持了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并在外交上实行“新帝国主义”式的单边行动主义，发动了海湾战争和攻打伊拉克等一系列战争。日本政府对此采取合作态度，强行向海外派兵，甚至正在为此准备修改宪法。对此反对的护宪和反战运动必须反对美国在日驻军和日美安保条约，必须通过呼吁实行核裁军和限制、禁止全球常规武器的自由出口等使宪法第9条的和平精神在世界发扬光大。此事获得日本内外支持的可能性也不小。
    第二，就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长期历史进化过程中存在过多种多样的政治体制和政策方针那样，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体制上以及在经济政策上，全球性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的国家。随着跨国公司活动范围的扩大，欧盟这种区域一体化及各种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得到强化的趋势继续发展，随着地方性区域社会重要性再次得到重视，的确也出现了民族国家弱化的趋势，但是，国家仍然继续发挥着某种程度上的作用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如果通过IMF的一揽子改革而最终出现向美国式的政治经济秩序转变（即按照所谓“华盛顿共识”拆除非关税壁垒和放松管制）的话，各国人民选择的余地就会很狭窄。必须指出的是，只要将新自由主义确立为指导方针，各国的经济重建路线的选择就会不自由。正如伯怀耶（1996）和阿马布尔（2003）也强调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中并存着各种各样的类型。参照这些观点，作为在21世纪的全球化中重新进行国际合作的最起码条件，应该广泛地相互认同和相互尊重各国民众对自己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
    第三，对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投机性赌博化的汇率变动追求某种形式的稳定化。欧盟实行单一货币也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但是，仅仅靠它明显是不够的。恢复金本位制和凯恩斯提出的世界银行方案也值得重新考虑，然而，从中期来看，作为各国政府进行市场干预及其国际合作的重要一环，对外汇交易实行托宾税这种低税率的课税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条件下不是更容易实现吗美国凯恩斯主义学者托宾主张：以极低税率对所有外汇交易征税的话，不会对贸易、旅游、长期投资等实际需求造成负担，但会对进行频繁外汇投机交易的人造成年率很高的重税负担，所以抑制投机性交易、实现外汇市场稳定的作用很大［cfTobin（1984，1993）］。例如，即使是01%的税率，一年也会有1660亿美元的税收，如果进行国际合作实现这一征税的话，就能够获得消除世界极端贫困所需资金的两倍。这一税收收入也可以用于地球环境保护。多恩布什［Dornbusch（1997）］对这一设想继续进行完善，主张即使全世界不一起实施，实行低税率的对外支付税也仍然有效。？要求实行托宾税的ATTAC运动也正在受到国际关注。在无政府式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中，货币、金融成为其神经中枢。最近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进化中出现的泡沫及其破灭反映出市场经济的自我破坏作用。因此，需要关注重新要求加强国内范围和国际范围的社会协调管理的方案。
    第四，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化中，超越和取代其体制而以企业和土地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今后也应该能够实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必然包括作为其补充的共同体式人际关系。工人运动、合作化运动、妇女运动、环保运动、反体制性政治运动等必须与反全球化的国际合作运动相互呼应去继续揭露实际以市场原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及其局限性。与此相联系，从放松管制（deregulation）走向重新管制（reregulation）这种新的社会制度的重新建构乃至社会主义理念和理论的重建尝试的余地也绝对不小。
    为了确保和扩大这种可能性，需要广泛认同与苏联式社会主义不同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上的可能性。为了重新获得民众的支持，俄罗斯共产党在其纲领中提出了民主政体条件下的集权式计划经济的模式。可以说该模式是一种还没有经过实践的理论上的社会模式。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存在多种模式就该观点，可进一步参考伊藤诚的《当代社会主义》（1992）、《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1995）、《未来的社会主义》（1994）。。中国和古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东欧各国原共产党重新执政和西欧各国民众对社会民主主义根深蒂固的支持，反映了对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竞争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批判和对其替代路线的期待。这些不能简单概括为对凯恩斯主义的回归。可以认为，这里面包含了以欧洲范围内新的国际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发展的萌芽及其大众支持网络的形成。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有很大可能在困难的经济形势下通过各种反体制运动重新增强势力。与此相关，在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相继上台的左翼政权的走势也被寄予期望。
    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道路，不得不包含上述多种政治经济体制选择的尝试。从20世纪末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些选择方案之间的壁垒相对降低，通过民众运动实现相互超越的可能性在增加。这也是从幻想破灭走向充满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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