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社会主义者认为他们开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同资本主义社会相随并行。其马克思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理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将是继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但是他们意识到——部分受威纳尔·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出版的著名作品《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作者）的启示——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美国却没有发生社会主义运动。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有着强大的工会，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才开始形成。然而在欧洲一些仍主要是农业社会的国度，诸如意大利和芬兰，却有着强大的、在选举上颇有成绩的社会主义政党。这样，就存在着一种两难抉择：在资本主义几乎没有多少发展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分成两派，就如俄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总体上分成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西方派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本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提供进一步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将能够跨越西方的那种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诸如V.V.博韦弗莱洛夫斯基（V.V.Bervi-Flerovski），他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一书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赞扬——这样认为，俄国的米尔，即农村公社组织，提供了一种公共原则，它能够而且应该被普及。俄国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为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以全国团结和合作为基础的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典范。这种赶超西方国家的幻想几乎是俄国所有革命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中国，类似的辩论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如像张君劢这样的思想家受到孙中山的启发，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且还包括现代化和工业化。这样的先入之见一直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者辩论的固定话题。例如在拉丁美洲，农民主义的思想就设计了一条关于农民的发展道路。
　　在俄国和中国，问题在于这样的发展进程是留给资本主义去做，还是由社会主义者来掌握。那些持后种观点的人必然倾向于这样的信念，即为了实现社会主义者领导的工业化，有必要进行国家控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而是存在着各种可能的选择：国家可以代替那些显然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鼓励资本家，帮助他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或者国家激励一些企业家，例如在农业领域或新的、较小的企业里，为处于半市场化环境中的经理阶级提供资金支持，即使在私有权被废除的地方也是如此。国家和市场怎样才能合理结合，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的问题，它在十月革命以后也同样没有彻底解决。总的来看，在此后苏联经济发展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再到20世纪60～70年代有限的、不充分的经济改革，都可以被看作是关于市场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争论。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中文版序言这种版本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发展型的社会主义（developmental socialism），可被描述为一种关于现代化或发展的意识形态。尽管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其实际任务包括要建设工业化的社会。这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即强烈地意识到，如果社会主义者不去做的话，就没有人去做了（这样国家就会处于停滞状态）；或者交由外国人去做（这样国家就会像一个殖民地）。这种社会主义，一些人试图将其界定为资本建设的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地同共产主义及其国家社会主义变体相一致。到目前为止，发展型社会主义的最成功的例子（一些人认为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国。在欧洲许多由资本家力量独自完成的任务，即国家建设和工业化，在中国却是由共产党完成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同时经济命脉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尽管出现了许多严重失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也有着很多好处。当时中国是同世界经济隔离的，并一直持续到“四个现代化”纲领的提出。这一纲领始于毛泽东时代，但其加速推进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这是由邓小平推动的。这样，中国就不必让世界市场的繁荣和萧条来决定自己的经济发展。
　　发展型社会主义并不是西欧面临的一个选择。在这里，社会主义政党面对的是成熟的民族国家，相对繁荣的市场经济，自由或半自由的社会制度，诸如民选的议会、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等。在大多数西欧国家，公民权立法的一些要素，就像19世纪末期那样始终存在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的任务，不管其最终目标如何，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框架内改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体现有的生存条件。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任务，不是发展一个工业社会，而是要对其进行改革。
　　本书集中关注的就是这种社会主义 ，即被人们看作是对资本主义进行调节的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当然，发展型或现代化型的社会主义同作为资本主义调节形式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分，远远不止于此。在前者那里，无论是苏联还是古巴和朝鲜，都呈现出集权的特征，而且不容忍不同政见和多元化，其程度相当于资本主义的集权统治，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后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同民主、多元化和人权共存。这样的比较经常由社会民主主义人士自己做出（也是合理地做出），他们认为发展型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从来就不是自由的，而社会民主主义从来就不是专制的。这种观点很容易让人相信，但留下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即便在西方，在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至少是在初始阶段，从来就没有同20世纪晚期意义上的那种完善的民主和人权伴随过。在英国或美国，更不用说德国和日本，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选举权被严格限定或根本不存在，自由也被严格限制，工会被取缔或受到严格的控制。在一些情况下，这一过程伴随着奴隶制和种族灭绝（如美国）、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严苛的权威主义（例如日本）和一党统治（例如直到现在的韩国）。充分的民主和人权只是后来才确立的。换言之，它们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不是现代化进程初始阶段的必然伴随物。社会民主主义，在它充分存在的地方，就站在为民主和人权所做的政治斗争的前线，驱策着当时不很民主的自由主义政党，甚至勉强算是民主的保守主义政党，朝着政治改革的方向迈进。
　　社会民主党人是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结束之后才上台执政的，这与共产党人不同，后者在执掌权力之后，面对的是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也存在一些例外，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因此，对20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它们的意识形态是由其所属的那种社会以及它们同政权（也就是国家）的关系所塑造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并且民主成为主要政党的共同财富的时候，才能够上台执政。共产党人则必须建立起一个工业社会，而社会民主党人则要管理这个社会；共产党人在不太发达的社会取得成功，而社会民主党人则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做得好。
　　社会主义历史学家面对的一个悖论是，管理市场社会的观念并不是西方社会主义者意识形态武库中的内容，尽管这是他们一直做着的事情。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其短期要求旨在使资本主义民主化，管理劳动力市场，建立福利国家。对文明生活的最低标准的界定，不应交由市民社会领域（也就是市场的自发决定）去做，而应成为政治的事情。这就是将工作条件交由国家管理的基础：健康和安全要得到改善和加强，工作日长度应加以限制。
　　更深层的一个悖论是，社会主义者诉求的扩大民主并不是基于阶级原则，而是基于个人权利的原则。普选权意味着，所有个人在投票的时候都是完全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一票。在政治领域，社会主义者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而非心怀阶级意识。在世纪之交，那些坚持民主的阶级概念的人是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他们捍卫着那种根据拥有财富多少和每个人收入多少分配选票的选举制度，而且他们反对赋予妇女选举权。尽管社会主义者经常不那么热情地为女性选举权而斗争，但他们却坚定地站在争取真正普选权的一边。
　　因而，社会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相比，更始终如一地捍卫个人民主权利。然而在追求其次要目标的时候，也就是限制工作日，或总的来说对工作条件进行规制的时候，社会主义者采取了明确的集体主义立场。工会的形成就是矫正权力不平等的一种集体手段。它们成功的机会取决于各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并不存在对它们有效活动的法律障碍。这里，工会也支持限制国家的作用。然而，在对最低标准进行政治实施的时候，工会又支持国家发挥重要作用，以防止企业家用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进行竞争。
　　在实现这些目标上取得的成功，各国之间是不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比，也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土地贵族利益的力量和地位、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以及教会的影响等。例如在19世纪，英国的工人阶级人数多且组织得好，按照当时的标准，有着长期的斗争历史。没有哪个既存的政党会不重视工人阶级。英国宗教力量的分散，特别是工人阶级中宗教信仰的分散，使英国没有像大陆基督教民主党那样形成一种宗教性的政党。结果是，在19世纪下半期，自由党和保守党为争取劳动阶级的支持而相互争斗，并在各自的纲领中加入了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内容，这一直持续到有组织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形成。这便延宕了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的较有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在英国的形成和发展。在欧洲大陆，类似的进程也发展着：国家建设需要把来自低层阶级的要求也包括进来，并采取了那种在德国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它是由俾斯麦建立的，并得到了社会主义领导人拉萨尔的支持。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站在这场运动的前沿。最后，以教会为基础的政党也加入进来，这特别是在罗马天主教会抛弃了其维护古老统治的不妥协立场，并采取了一种它称为关注“社会问题”的新态度之后。这发生在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通谕《新事物》（1891）之后。 
　　到了20世纪初，社会民主主义中期纲领中的主要内容都可以在其他政党纲领中以某种形式反映出来。这标志着，当时已不再可能（如果说此前一直这样的话）根据实际政策在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之间作出清晰和持续的划分。
　　扩大民主，建立福利国家，对工作日长度进行限定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政策。但是人们随时都可以发现，同样的主张和要求也由非社会主义政党发展和实践着，无论它们是右翼的、中间的或保守的，也无论它们是自由主义的、基督教的或民族主义的。从一开始，“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专有名词。
　　的确，社会主义者在日常实践中经常被迫调整自己的要求并作出让步。不过，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民主的扩展和大众社会的进步意味着，没有哪个政党期望自己通过维持现状（主要是保守主义立场）或回到以前（主要是反动的立场）来获得充分的支持。由此，改良主义便占了上风。它被各种各样的力量所采用：在德国，先是俾斯麦，后来是威廉二世时期的民族主义者以及中央党的“社会”基督教主义者；在意大利，是乔万尼·基奥里蒂（Giovanni Giolitti)自由党的多数以及兴起的政治天主教力量；在法国，是第三共和国的激进派；在英国，是迪斯雷利（Disraeli）和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保守主义力量，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和格莱斯顿（Gladstone）的新自由主义力量，以及阿斯奎思（Asquith）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在奥地利，是卡尔·吕格尔（Karl Lüger）的反闪米特的社会基督教主义；在荷兰，是新宗教党和更为开明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的成功，正如所有政治思想的成功一样，在于它没有垄断自己所代表的观点。在政治领域，成功意味着要保证一个人认为是正常的、合乎需要的或可能的东西成为全部政策的共同态度和共同财富。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有必要形成那种能够同伴随它的意识形态包袱（符号和语言）相分离的要求。而这只是在意识形态价值与实际政策之间的联系模糊不清和松散，并准备无限期地妥协下去的时候才会实现。这恰恰是因为，完全有可能在不提及“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情况下支持充足养老金计划，而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可以为这样的计划而斗争。始终如一的立场也许能使小的政治派别长期存在下去，但是对于那些具有真正雄心壮志的政党和运动来说，这样的立场一定会带来灾难。
　　社会主义者逐渐认识到，国家是实现自己最初政治纲领中的三个关键目标，即民主、福利国家和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的最好政治武器。在20世纪初，这还不易为人察觉；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较为明显了；在二战之后，则已经很突出了。
　　这种对国家的接受——不仅是作为观念的国家，而且是作为机器和强制工具的国家——在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竟然来得这么晚，这是令人奇怪的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存在着一种乐观的看法，即能够迫使资产阶级国家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纲领。从原则上看，这没有什么不对。如果没有国家，工人阶级再生产的一些成本就不可能社会化（福利国家），也不可能对工作日进行限制。如果没有政党的话，强有力的工会就可能单独作战，在诸如工作日长度、劳动条件、带薪休假等事宜上同雇主开展谈判。它们就会作为一个压力团体而存在，从执政的政党那里艰难地争取妥协（在二战以前，这就是英国的经历）。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模式：在欧洲大陆，工作日长度及类似的劳动力市场管理事宜是从国家那里实现的；而在英国，这要交由“阶级斗争”去争取，也就是由工会与雇主之间的冲突和谈判来解决。在欧洲大陆，一般遵循普遍权利原则，这里是代表全体公民赢得了八小时工作日。而在英国，任何斗争成果都局限于工会成员内部。
　　所以，对国家的支持并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构成内容，而是实现其中期或短期目标的工具。而当这些目标变得更加重要时，当后资本主义国家的最终目标退却到遥远的未来时，社会主义者对国家的诉求也就越来越强烈了。普选制使国家变得更容易接纳社会主义者代表全体公民提出的要求，因而国家也就变得更具合法性，因而也就更为强大了。这使得社会主义者能够通过“获得国家机器”来取得政治权力，也使社会主义者其他改革纲领的实现变得容易了——通过规范工作日长度，以及把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些成本社会化。这使得整个工业社会也发生了改变。
　　因此，当社会主义者证明自己在改良资本主义方面的成功时，他们不愿意抛掉那些已经存在的管理制度：庞大的公共部门、强大的中央银行、外汇管制机制、复杂的救济制度和地方政策、劳动力市场管理的复杂机制，等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管理和调控的方面，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基本关系，并进一步降低了关于废除资本主义之旧有目标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个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符号价值，它的存在表明：不管繁荣的经济对于全部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是多么不可或缺，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是多么遥远，社会主义始终站在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然而，这种符号价值的普遍感召力却已大大降低了。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相联系的繁荣，充分就业的确立，福利国家的保护机制，共产主义国家同西方国家相比在发展消费社会上的无效率等等，这些几乎完全化解了以前存在的那种对资本主义的深深对抗情绪。其他的政党，诸如致力于基督教和保守主义的政党，它们过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但现在也发现了它的价值。社会主义者也是如此。这样，逐渐地但却经常地，左翼政党以不同的步伐（这取决于不同的政治形势，特别是选举的沉浮）抛弃了自己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符号。这个发展过程，一般被称为修正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巴特哥德斯堡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加速了。这一过程在所有政党中持续发展着，在无差别的选民中划分出活跃分子和领导人。他们突出的选举能力是战后西欧历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修正主义者之所以能经常发起成功的挑战，是因为他们往往有一个重要的优势：他们的保守主义对手（右翼政党）以及支持这些右翼政党的媒体和权力机构，经常使用的手段是把激进左翼诬蔑为远离现代实际生活的无可救药的派别。换句话说，修正主义者拥有所有中间派立场具有的优势：他们能够左右逢源，游戏两边。他们作为左翼的力量，可以去谴责资本主义的不公正；而作为中间派的一部分，又可以使自己远离激进主义。
　　这里大体描述了现代社会主义取得的主要理论成就，也指出了它的失败之处。其成就在于，那种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市场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能够把自己确立为欧洲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在欧洲的天主教地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南部），右翼的这种失败是非常明显的。在那里，主流的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常以传统的形式（天主教民主主义）出现，或以民族主义的形式（戴高乐主义）出现，或以一种集权的民粹主义形式（法西斯主义）出现。在信奉新教的北欧国家，这种失败也很明显。在这一地区，农业党积极参与了确立社会民主主义霸权的过程。只是在英国，自由放任意识形态的发源地，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一种相对主导的地位。但即便在英国，这种相对的成功几乎凭借的是特殊的运气或行为，比如选举制度对于大的政党有利、左翼和中间力量的分散以及传统的“单一民族”保守主义的衰退，等等。
　　社会民主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失败，是同其最初成功的一个原因联系在一起的：正确地把国家视为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管理的主要工具，并成功地使其民主化和加以利用。当国家占据了这种地位时，社会民主主义战略就保持了自己的全部凝聚力。但是当资本主义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它的金融组织）向全球方向发展之时，这种以国家为导向的社会民主主义战略就开始失去了效力。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规模相对较大的共产党仍深深陷入一种国家主义的政治概念中，并不断使之加强，在自己国家边界内画地为牢式地维系着自己的成就（福利国家、教育和公民权等），而这时资本主义开始大步地在全球奔走了。
　　预测社会主义是否有发展前途，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做法。如果真的可以预测的话，那些精明聪慧、见闻广博的人早就根据奇特的规律性去探究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还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因为它的准确含义能够被无穷无尽地重新界定和重新修改，因而人们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这个概念不能被无限地使用——至少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期内是这样。它能够存在下去的唯一条件，是因为有一些重要政治力量经常把自己同这个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既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可被用于指代任何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的政治形式，那么社会主义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不断地使一些人为之恐惧，使另一些人为之欣慰，它也经常地死去，又会经常地复活。它永远是人们辩论和争论的中心话题。
　　在新的世纪拉开帷幕之际，社会主义作为一支重要的分配力量，旨在合理配置诸如医疗、文化和教育等重要的资源，使其置于市场机制之外，并以社会公民权为基础，也就是不排斥任何人。这样，社会主义就继续存在下去，并不乏支持者。社会主义近期在选举上的成功，可被看作是大多数选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现在有必要保留某种同新形式的资本主义进行重新谈判的力量。当前的资本主义变得更加专制，更加自信，更加有力，更加全球化。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共识，即把这样的重新谈判任务委托给那种对“不受限制的市场”之意识形态（从历史上说）一直存有质疑（如果不是敌视的话）的政治力量。
　　那些现在还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面临的难题是，虽然他们还需要资本主义及其创造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但资本主义却不需要他们了。资本主义社会可以通过一种经济上可持续的方式进行组织，或是通过对一些边缘化群体仅提供最低保障的方式（比如美国），或是通过在市民社会组织中（诸如大企业、家庭和社会团体）发展福利行为的方式（比如日本）。这些可供选择的模式，特别是美国模式，利用每一次危机重新崛起的能力大大增强，因而具有胜出的美好前景。这样的预期由于以下事实又得到了加强，即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及其支持者越来越不愿意把自己同“社会主义”的范畴联系起来。
　　这样的不情愿反映出两点：一是“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塞满了泛滥的多样含义；二是社会主义者在创造自己的主导概念方面表现得缺乏能力。这似乎是他们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对手为社会主义界定的“主导”概念，即把社会主义贬损为他们所声称的反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反个人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鼓励无效率和压制创造性，等等。在欧洲近期的大多数选举中，社会主义政党回避谈及“社会主义”一词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如果一种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在认同它的时候备感局促和尴尬的话，那么它的存在也就不可能长久。
　　最后，我借此机会向中国读者简要谈一下这本《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的情况。本书1996年在英国出版，一年之后它获得了伊萨克·多伊彻纪念奖（the Isaac Deutscher Memorial Prize）。开始的时候以平装本出版，此后又印刷了很多次。当本书在美国出版后，颇有声誉的《新左翼评论》杂志发表了两篇较长的书评。《纽约时报》对本书作了我自己觉得是赞誉性的评价，认为它是“本年度最著名的一本书”。从那以后，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几乎所有的著名大学里被作为学术教科书广泛使用。该书还被翻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希腊文等，这样就有更多的读者读到此书。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评论本书时说，这是一本“历史分析名著，它不久就会成为经典之作。”《经济学人》杂志写道，这本书是一部“宏伟的著作。在任何语言中，都没有如此精当的观察探究。……笔调新颖，讽鉴机智，活泼睿智，多富隐喻。阅读此书，会有无尽乐趣。”《金融时报》评论说，这是一部“引人注目的著述”。帕特里夏·休伊特（Patricia Hewitt，现为英国政府的高级大臣）写道，此书“是本年度的重要政治著作”。
　　而今，这本书终于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出版了，我感到十分欣慰。中国正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建设自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这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一次伟大探索。但愿这个中译本能够起到同中国读者交流思想的作用。

　　　　　　　　　　　　　　　　　　　　　　　　　　　　　　　　　　　　唐纳德·萨松
　　　　　　　　　　　　　　　　　　　　　　　　　　　　　2006年10月于英国伦敦大学

　　　　　　　　　　　　　　　　　　　　序　　言

　　1889年7月14日，正值庆祝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来自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云集巴黎。他们的目的是发起创立一个新的组织以取代第一国际。实际上，第一国际在1876年就已解散了。
　　那一天，社会主义的代表们聚集在毕加尔（Pigalle）广场附近的贺舒瓦大道（Rochechouart）。他们认为自己是1789年革命的真正继承人，坚信那次划时代的起义已成为通向人类解放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而取得统治权力的资产阶级，却将革命仅当作一种记忆和象征，并没有继承革命的真正精神。只有将社会财富和经济权由少数人的控制转变为由全体人民的控制，“自由、平等、博爱”才能真正变成现实。
　　主张君主制的、天主教的和传统的法国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帝国已一去不返，被彻底击败了。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曾尝到惨痛的教训：1871年的巴黎公社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法国政治权力现在落在资产阶级的手中。然而第三共和国成立还不到20年，立足未稳。它的邻国，除了瑞士外，实行的都是君主制。只是到了1880年，法国国民大会才决定将1889年7月14日作为一个值得纪念的节日确定下来。他们选择了谨慎的方式做出这一决定，因为当时的政府不希望触怒仍然强大的保皇党人，不愿树敌太多，因此没有举办庆祝活动。因而，他们于1893年6月2日，也就是雅各宾共和国百年诞辰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来纪念恐怖时期和雅各宾主义，这也就毫不奇怪了。国民大会站在温和立场上，选择了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在凡尔赛打开皇宫大门的日子，或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进入国民大会的日子，这样的选择可能是个错误。他们本来可以选择8月26日，这是《人权宣言》发表的周年纪念日。但他们认为巴士底狱的坍塌提供了一个绝好的“革命”时机，这不只是特别针对共和党人的事情。这样的时刻仍然为人乐道，仍然充满着英雄气概，足以使激进的情绪得到满足。
　　当一种传统形成后，有必要弄清其中究竟什么东西真正值得庆贺：这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件，重要的是那种在找寻合法性的现代事实。法兰西、资产阶级，以及自我满足的人，也许在欢呼着自由、平等、博爱，但实际上，被真正奉为神祇的是商品和贸易，是现代性和机器展览馆中展出的技术奇迹，一句话：它们就是资本主义。正如社会主义报纸《人民之声》（Le cri du peuple）尖锐评论的那样，这是“资产阶级欢欣鼓舞的盛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我们不得不对按他们的口味制作出来的菜肴表示满意”。没有竖立起一块纪念碑对革命烈士表达敬意。相反，竖立起来的永恒标志物却是刻着设计者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名字的铁塔。从那时起，埃菲尔铁塔就成为巴黎的主要风景。在现代性的旗帜下，进步与和平地追求财富成为主题。在1870年被新兴的德国击败之后，法国人这时又重新获得了民族自豪感和团结。当时的报纸《时报》抓住了时代的氛围，在头版对埃菲尔铁塔落成典礼的评论中，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地声称：“法兰西为自己感到骄傲，它不仅在1789年的政治革命方面走在世纪的前面，今天在经济方面同样也走在了前面。” 1889年，法国人庆祝大革命结出的资本主义成果，但人们无法淡忘的，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创建者们。这些资本主义的敌人，在资本主义狂欢的阴影下集会，他们宣布：

　　资本家邀请富人和统治者出席这次“全球博览会”，评论和欣赏着工人们辛勤劳动创造的产物，但创造人类伟大财富的人却被迫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我们社会主义者，现在邀请财富的创造者们于7月14日这一天聚会巴黎。我们的目标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废除雇佣劳动，创造一个不论性别和国籍的男女一律平等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能享受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

　　在签名者中，有来自德国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有来自英格兰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有来自苏格兰的凯尔·哈蒂（Keir Hardie），有来自奥地利的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以及意大利的阿莫凯尔·希普里阿尼（Amilcare Cipriani）。出席集会的还有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年老的恩格斯，法国的爱德华·范兰特（Edouard Vaillant）和茹尔·盖得（Jules Guesde），俄国的普列汉诺夫（Georgii Plekhanov），比利时的塞扎尔· 帕普（César De Paepe），西班牙的帕布罗·伊格勒西阿斯（Pablo Iglesias），以及其他400名代表。他们代表了19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包括奥地利、意大利、挪威、瑞典、英国、比利时、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一个称为“可能性”的更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大会也在同一时间于兰克瑞（Lancry）大道举行，但其重要性比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要小得多，他们的决定与在贺舒瓦大道举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大会做出的决议没有明显的不同。
　　这些社会主义者想要做什么呢？马克思主义者大会的最初要求是保护工人（尤其是女工）的立法，八小时工作日，废除童工。特别要求性别平等：

　　大会认为，男性工人有责任根据所有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的原则，承认女性工人与自己的平等地位，不分国籍。

　　代表们一致同意，五月一日成为工人的节日。大会指出，战争是当前的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充满信心地宣布，“当资本主义秩序本身消灭之后，战争将永远消失，工人阶级就会获得解放，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Patricia van der Esch, La deuxième internationale 1889-1923(《1889～1923年的第二国际》), Librairie Marcel Rivivère, Paris 1957, p　40.最后大会号召，在资本主义取得政治统治的国家，如果工人们已经取得选举权，就应该参加社会主义政党并推选他们执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人们应该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获得普选权。大会声明，如果统治阶级利用暴力手段阻止朝着基于合作的社会（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平发展的话，那将是一种反人类的犯罪。
　　这次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创建大会，一致承认和拥护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一整套的原则。它们在一百年的时间里坚持这些原则，尽管不是始终如一。这些原则包括扩大民主、和平夺取政治权力、管理劳动力市场、消除性别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等等。这些原则规定了广泛的议项，因而欧洲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可以避开这些要求。当社会主义政党形成后，尽管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手都企图压制它，但他们还是吸纳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如1883～1889年为意外事故、疾病和老年人设立保险的俾斯麦计划）。甚至罗马天主教教会也改变了态度，在教皇利奥十三世发布实施的通谕《新事物》（1891）中，为后来被称为教会“社会的”信条奠定了基础。
　　这里我叙述的历史就是改写了欧洲社会历史发展轨迹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历史。当我提到“左翼”的时候，述及的就是这些传统社会主义政党的历史。当然，“左翼”一词在社会主义运动之前就已经出现，它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当路易十六召集国民议会时，第一和第二等级的成员，即贵族和教会代表，坐在国王的右侧，而人民的代表——实际上指中产阶级或第三等级的代表——坐在国王的左侧。在整个革命时期，坐在左侧席位的，都是那些坚决反对君权统治、信奉人民主权原则的人。按照《圣经》的说法，左面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是最吉祥的地方。“他对坐在左面位置上的人说，离开我，你们这些被诅咒的人，进入那为魔鬼和凶神准备的长燃之火中去吧！”（《马太福音》25∶41）人们可以说，左翼看来从一开始就怀疑、不屑传统和既定惯例。
　　我选择1889年的那些日子作为社会主义左翼历史的开始，并非完全武断。1889年恰恰处于标志着20世纪进程的伟大的自由民主革命（1789）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失败（1989）的中点，也就是巴士底狱倒塌和柏林墙倒塌之间的中点。
　　在巴黎九区贺舒瓦大道，劳工代表们聚集在资本力量庆典的阴影里，就像跟随的幽灵。这种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将成为历史，另外的部分尚未产生。运动同时指向两面：一面朝向法国大革命理想没有实现的过去，一面朝向将实现这些理想的未来。
　　新兴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西欧发达工业化社会的缝隙中产生的，它的长远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建立一个由生产者联合控制的社会。生产既不应服从于千百万消费者的自发决定，也不应服从于千百个资本家的自私算计。同时他们相信，这些目标的大部分能够实现。第二国际主张的改良主义是争取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幸福和更有尊严地生活，希望工人们更加自由地和自主地组织起来。然而，他们发现社会主义运动越成功，工人阶级就越依赖于资本主义的繁荣。尽管他们梦想着资本主义最后危机的到来，但也逐渐认识到，这种垂死的社会制度对左翼政治变得多么危险。现在我们认识到，在西欧，资本主义危机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可能就是左翼政党，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左翼政治最辉煌的时期恰恰发生在资本主义增长繁荣的30年（1945～1975），这是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反过来说，资本主义也依赖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因此，社会主义者别无选择，只有相应地将自己组织成民族范围内的政党。即使他们创建了国际组织，但从一开始他们就受到被称之为“民族国家”——也许是错误的称谓——的传统政治体制的制约。之所以说这种称谓是错误的，是因为每个国家的边界内都不会仅仅包括属于这个“国家”的成员，不管“国家”这个概念如何界定。
　　当然，资本主义在以后长达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也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美国资本主义没有遭遇到社会主义的竞争，并得益于两次世界性战争冲突，它们使其欧洲对手陷于瘫痪，而美国却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19世纪还处于形成中的国家对经济规范进行限制的因素（如关税、工厂立法和规范股份公司的法律）实际上发展起来。民族国家和资本家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当资本家遭遇困难时，国家就提供保护；当资本家为所欲为时，国家就规范他们的活动。国家也选择支持这个或那个企业。许多资本家在竞争中失败而破产，但美国资本主义却一直生存下来，而且征服了世界。到了20世纪末，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主要的政治斗争都是围绕规制资本主义的范围大小和采取什么形式而展开的，而不再寻求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在发达国家之外的地区和国家，资本主义看来已经深深植入，斗争主要围绕民族主义、宗教、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和速度而展开。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再追求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从西欧开始，社会主义跟随资本主义跨越了世界。社会主义是反对剥削和歧视、反对专制和不公正（包括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经常实行的不公正和专制）的斗争的动力源泉。人们应该记住的是，社会主义观念不是产生于世界上最苦难的地方，而是产生于西欧，这是工业社会或接近工业化的社会。社会主义产生于熟练工人中，而不是破落无产者中；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体制内，产生于工人们自己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中。虽然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同产业工人阶级息息相关，但它却吸引着无数希望改变现实、不甘接受苦难即命运的人。这种道德诉求是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关键。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因为去除了社会的内容而以纯粹个人主义形式出现，因而根本无法同社会主义相匹敌。而民族主义如果不借助于社会主义，就根本无法完全摆脱其落后的世界观来激励那些寻求进步的人们。
　　在西欧之外，社会主义——特别是其共产主义的版本，尽管不完全都是这样——成为现代化、农业变革、反殖民化、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非洲人拥护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种族隔离，拉美人拥护社会主义是为了反对国外的跨国公司和本地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在中国，社会主义被用于激励规模最庞大的农民群体起来进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在印度，社会主义是业已存在的最广泛的非暴力运动的一部分。在俄国，社会主义者发动了20世纪最勇敢、最持久、最惨烈的社会制度改造工程。到20世纪末，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已经不再将社会主义当成现代化的工具。现在，在曾被称为苏联的国度里，社会主义仅仅用来缅怀过去的世纪，召唤逝去的记忆。在越南，社会主义曾激励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年轻人，而现在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发展着资本主义，尽管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只有在西欧，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着，但由于在选举中受挫，前途未卜，疑虑重重。
　　社会主义是到了死期，还是到了一个更新时代的开端？这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回答的问题。这本书既不是宣布社会主义死亡的讣告，也不是对仍然存在的社会主义支持者们演奏的乐观“音符”。
　　虽然这本书的篇幅不算短，但我很清楚，有太多的东西被遗漏了。我要特别提醒读者，本书不是一部社会主义思想史，也不是思想家的概览——这些思想家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资本主义，不断地重新诠释着他们的思想和战略。本书也不是“从底层”描写社会主义者的历史。那些普通的男男女女们，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为社会主义思想所激励并为之奋斗。它是一本关于处在各种制约环境中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比较史，这些制约因素包括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国家、国际体系、主导意识形态和过去。我避免使用社会主义的特殊定义来确定哪些政党可以配称“社会主义的”。历史学家不希望自己成为法官，只能按照政党自己的定义来记述。因此，本书包括了所有自称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劳动党和工人党。我没有局限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当篇幅允许，或在一些必要的地方，我也述及了西欧共产党，尤其是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它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分别是这两个国家中的主要政党。
　　我认真地对待这样一句史学格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因而我写下这些文字，是想把社会主义思想的明显衰退以及过去20年来社会主义政党所面临的种种困难置于历史视野中来考察。这个想法决定了本书的结构安排。本书的结构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离现在越近，叙述的越详细。越往下进行，篇幅就越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篇幅，我处理得很简洁，且线条较粗，只占本书篇幅的1／10。有一半的篇幅留给了“资本主义辉煌的30年”，即从二战结束到1973～1975年。接着论述的是其后的两个十年。整个叙事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此时过去与现在已变得难以区分了。而且对那时的历史，历史学家已经无法利用有限的事后洞见了，只能以当代人的眼光来考察。本书的结尾没有回避在新千年临近时存在的巨大不确定性。在这个背景下，任何预言都无异于臆测。
　　本书的大部分篇幅被用来探讨政治权力的难题和局限，以及进行选举政治的需求。这是西欧左翼的主要政党自1945年以来所一直面对的。在这段时间里，这些政党确实希望获得政治权力，并遭遇到民主政治的巨大限制。一些小的政党组织和派别在民主政治中只起到装饰作用，它们提出的议案只是针对少数忠实的支持者，对大多数人来说无关痛痒。它们的意识形态单纯，虽容易被坚持，但与现实政治问题相去甚远。在我述及的历史中，它们的作用几近为零。
　　我讨论的焦点当然是“西欧”，那里是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交汇处。在一定程度上，西欧只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分化才被赋予了政治意义的纯粹的地缘概念。既然冷战已经结束了，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可能在东欧和中欧兴起，因而对欧洲大陆前所未有的政治统一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即使如此，西欧的独特性也不能按“1945年后苏联红军没有占领”的意义来理解。东欧和西欧拥有不同的历史已有好几个世纪了。西欧的历史以“自由”的稳固增长为标志，当然“自由”通常局限于剥削他人的特定集团。正是在西欧，首先废除了农奴制，首先发布了“人权”宣言，首先诞生了启蒙观念。这里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首先实现的地方。一句话，这里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从英国、比利时和莱茵河沿岸开始，尽管经常使用远至东方中国所发明的技术。西欧从没有处于单一的政权统治之下，但不能否认的是，它产生了许多使人——几乎包括所有非欧洲人——臣服的思想，产生了新形式的专制主义和剥削。但另一事实也存在着，即那些反对欧洲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由的概念，而这一概念也起源于西欧。
　　西欧的地理界线不是很确切。从易北河以西向下延伸至亚得里亚海岸的威尼斯，是一条大致的界线。这是本书叙述的大致区域。当然，描述这一地域中各个政党的笔墨不可能平均。几个较大的国家，如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我都着墨较多。瑞典也着墨不少，虽然它的人口较少，但其社会民主党的地位和作用却很重要。因为本书集中讨论的是民主主义选举政治中的左翼政党，因而也述及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除了少数篇幅谈到西班牙和希腊的内战外，我主要描述这些国家从集权主义向民主国家的转型。最后要说明的是，我没有涉及西欧很小的国家冰岛和卢森堡，也没有讨论瑞士和爱尔兰。这些国家的左翼政党无论在政府中还是处于在野地位，都没有发挥重要的作用。
　　除了上述考虑和有意省掉的一些笔墨外，我在本书中还考察了欧洲历史上对左翼历史产生过影响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从经济发展到国际关系，从选举到建立联盟，从工会到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在可能的地方，我都尽力把政党自己的思想同其周围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区分开来。
　　葛兰西曾经说过，从专题研究的观点来看，撰写一个政党的历史就像撰写一个国家的历史。起初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说的命题的真正含义，当本书进行过半的时候我才明白，我正在从西欧左翼历史的视角来撰写西欧的历史。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个政党的历史与它形成于其中却又努力进行反对的经济社会结构是无法分开的。激发我写这本书的动力，与先前类似的史书一样，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行为遭遇的结构性制约。这也是现实对我们关于自由的梦想所施加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