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社会教育有着长久的历史，近代以来，它与学校教育一起伴随了日本现代化的整个发展历程，对于日本普及教育和发展经济起到了补充和推动的作用。二战后，社会教育更是在日本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开展文化活动以及提高国民素质等方面显示了其特殊的存在意义。言其特殊，主要是指其活动内涵非常丰富，从战后初期的经济建设到经济腾飞期的民主运动，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终身学习，社会教育始终为国民提供着学习活动和理论实践的空间。可以说，离开日本的社会教育来看其战后的发展是不全面的，至少是不够充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教育的研究可以为我们了解日本打开一扇窗子，是我们研究日本战后发展的一个途径。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这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和高度重视，一时间，掀起了中国的日本学高潮，研究日本战后发展史的成果也层出不穷。
　　然而，我国学术界目前对日本战后史的研究仍没有跳出以政治史和经济史为重点的传统思路，对教育史的研究始终是一个薄弱环节，对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研究更是只限于一些零散的论文，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这一研究现状远远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夏鹏翔博士的力作《日本战后社会教育政策》从教育的视角，特别是他人很少涉及的社会教育的视角入手，将日本战后史的研究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本书题材的选定，不仅弥补了我国学术界在日本社会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空缺，拓宽了我国日本史研究的视野，而且在我们大力提倡科教兴国、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既肯定了日本教育对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教育体制和教育政策的缺欠，揭示了例如“教育机会不均等”等现实问题，体现出作者的洞察力和求真精神。在深入研究日本社会教育的同时，作者还力求透过社会教育的具体活动和现象，分析和总结日本战后的发展这一整体问题。列宁说过：“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9页。）这种联系的观点在本书中有着很好的体现。另外，为了准确地综述、分析和总结社会教育的政策和活动，作者参阅了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引用了诸多史料和文献。其中，既有文部省、劳动省等政府一级的文献，也有像青梅市政府工作报告、个人访谈等实地调查所得的信息，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是能够令人信服的实证性研究。
　　作者在日本留学十载有余，不仅切身感受到日本对教育和教育研究的重视和执著，而且在长期与日本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交流切磋中，学到了不少对方的好的研究方法，这些都为本书的学术质量与学术规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本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作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也是她今后研究历程的奠基石，我们期待着她能够取得更加成熟、更加充实的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二零零八年夏

　　　　　　　　　　　　　　　　　　序　　二

　　夏鹏翔博士执笔的《日本战后社会教育政策》一书是中国首部将日本社会教育的历史变迁基于史料并整体性加以论述的学术著作。日本的社会教育经中国研究者之手已经有了一些重要成果，本书与那些既有成果一起，对于研究日本的教育，特别是研究终身学习、社会教育的后继研究者来说，将会成为其研究所必要的基础性文献。
　　本书将日本战后教育改革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社会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适当地划分并系统地整理，以战后教育改革、民主理念的法制化为出发点，全面论述了形成战后社会教育政策主线的地区社会的公民馆、成人学校以及劳动青年学校的发展历程，进而以地区社会的教育活动为实例，针对20世纪60年代经济腾飞期中出现的都市型社会教育展开了详细的论述。
　　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站在与中国社会教育相比较的立场，深入探讨了劳动政策与社会教育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自的不同发展。为了明确这一问题，作者调查了20世纪60年代东京都成人学校的事业状况，并从劳动青年教育的视角分析了战后都市地区积极普及定时制高中、青年业校和劳动青年学校的实施过程。对于教育大众化之前的日本的劳动青年的教育，在当前日本的学界也没有给予很好的关注，而夏鹏翔博士却能关注这些隐性的、不起眼的层面，使扩展到校外的日本的教育变得清晰、明确起来，仅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本书的研究内容是非常珍稀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是，作者通过都市型公民馆的发展，阐明了日本国民对于“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意识萌发及其不断高涨的历史经过。战后日本通过教育改革，教育制度与战前相比较大大地迈向了民主化，但教育的权利这一意识渗透到国民，是自发性草根社会教育活动蓬勃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本书紧紧抓住了这种草根运动的动向与制度、政策理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深入到历史的过程当中加以探讨，是非常优秀的考察成果。
　　当前日本的社会教育如本书终章所述，进入了以终身学习体系化为起点的新的发展时期。面对家庭、学校、地区社会的协作，大学开放、回归教育等新型活动的展开，社会教育如何发展下去？行政上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面临的问题比比皆是。本书及时关注这一政策转向，并指出了一些问题，这对于其今后的研究具有启示的作用。
　　日本社会教育的历史不仅限于日本国内的历史发展，在广泛的意义上它构成了东亚历史的一部分。因而不仅社会教育的研究者，诸多社会上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也正努力与亚洲各界人士形成历史共识，开展文化交流，并面向今后全球规模的环境保护这一整体问题。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日中学术交流所取得的宝贵的研究成果，对于东亚社会教育未来的和平发展也是有贡献意义的。

　　　　　　　　　　　　　　　　　　　　　　　　日本社会教育学会会长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原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二零零八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