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文化有一个基本原则，称作“执于一而万事毕”。所谓“一”，即是事物发生最早的原初状态，它是整个事物的“模本”，世界上万事万物皆是其原初模本的展开和演变。根据这个原则，有道之士处理世上复杂纷纭的事物，必到其发生的原初状态中去寻找规律，观察事件的始作俑者那种最初的理念，欲建功则筑其基，欲治乱则返其本。道家并非不要事功，而是要取得最优化的事功，然其以“不争”为“争”，以“无为”而“无不为”，要诀端在“不得已”三字上，故太史公谓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道学的这一原则应用到做学问上，就是先要穷究这门学问的原始经典（或称“元典”），尽力从原始典籍中去寻找这门学术发生、发展的脉络，如此正本则理末，知源则清流，提纲则挈领，学问之道可事半功倍。
　　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学，今人谓之“国学”，盖其相对近百余年来涌进中国的西学而言之。国学之元典，见存者有五，曰《易经》，曰《尚书》，曰《诗经》，曰《礼记》，曰《春秋》，此皆中国先民之哲学、政治、文学、伦理、历史之原创性典籍。就国学的各大门类而论，也各有自己的元典，如儒学之元典为《论语》、《孟子》等，道学的元典有《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等。在道学文化中，《太平经》、《抱朴子内篇》是道教学的元典，《周易参同契》、《悟真篇》为内丹学的元典，《黄帝内经》为中华医学的元典，《山海经》为神话学的元典。姜守诚博士的《〈太平经〉研究——以生命为中心的综合考察》一书，就是对中国道教元典的研究成果。
　　《太平经》既为道经之元典，无疑是道教文献中出世最早的一部经书，而且其中包含着道教文化的开端——原始巫教的历史线索。《太平经》形成于汉代，自《太平本文》到《包元太平经》、《太平洞极之经》、《太平清领书》等，其间历时约200年之久，其思想资料之久远和丰富可想而知！欲研究《太平经》，首先要搞清《太平经》是一部什么书？这部书本是方仙道造作的经典，由方仙道的方士师徒传承。此书不仅有170卷之多，且内容繁杂，包罗万象，相传汉成帝时齐方士甘忠可传《包元太平经》，就托言赤精子降真传道，讲灾异气数、兴国广嗣、长生延年之术，此后其弟子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继续鼓吹，致使汉哀帝于建平二年改元为“太初元将元年”，声称自己“再受命”。这说明《太平经》牵动汉代政治，汉成帝时五次农民暴动，此后绿林、赤眉起事，王莽篡位，刘秀称帝，无一不利用宗教谶言，背后都隐藏着《太平经》的影子。至东汉顺帝时，干吉又演成《太平青领书》170卷，其弟子宫崇、襄楷先后向顺帝、桓帝献此书，声称此书可将汉末的乱世转变为太平之世，被斥为妖妄不经，未予采用。东汉时方仙道演变为黄老道，《太平经》在民间的黄老道和巫鬼道的道士中传开，张陵、张角等道首皆以《太平经》布道组织教团。张陵以《太平经》中“天师”之号创天师道，张角则传《太平经》直称太平道，从而创立了中国道教并覆灭了罗马帝国那样的汉王朝的统治，《太平经》的历史作用岂可小觑也哉！《太平经》在道教中一直影响甚大，六朝时太平法师周智响，就是《太平经》的著名传人。由周智响传臧矜，臧矜传王远智，一直到唐末闾丘方远，即为《太平经钞》的作者。古人编辑《道藏》按三洞四辅分类，《太平经》被归入太平部。陈撄宁先生曾三阅《太平经》，终于在1959年发现了《太平经》的重要性，认定此书含有秦汉方仙道的遗法，“他们的老祖师就是战国时代以谈天说地、名重诸侯的齐国稷下人驺衍”。先师王明教授曾著《从墨子到〈太平经〉的思想演变》，这更进一步说《太平经》中不仅包容了失传的驺衍一派阴阳家的遗产，还存续了失传的墨派的传统，故章太炎《检论》云黄巾道士，其术远法巫师，近出墨翟。《太平经》这部书何以内容如此庞杂，要揭开其真相，必须先明白道教文化的特点，进而追溯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
　　鲁迅先生曾有“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之论，不管当年鲁迅是否喜欢道教文化，他这句话还是说对了。闻一多先生也曾推测道教有一个远古时代的巫教作前身，这个巫教实际上就是先民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原始宗教。中国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无疑是中华文明之始，其原始宗教以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生殖崇拜、女性崇拜、祖先崇拜为特征。道学文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特征，显然和将各部落图腾综合为一个龙图腾的图腾崇拜有关。道学文化崇尚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即源自先民的自然崇拜。道学文化守中致和，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即其女性崇拜之特征；其崇尚易道，生生不已，化化长存，穷通变久，即为生殖崇拜之遗意；其天人合德，攸久无疆，“子孙以祭祀不绝”，则为祖先崇拜之精神。先民母系氏族公社的原始宗教，为道学文明之权舆，这种原初的道学文化具有尊巫史，重祭祀，好礼乐的传统。盖因三皇（伏義、神农、黄帝）、五帝（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时代的母系氏族原始社会，巫史犹如辅相；祭祀乃国之大事；而礼乐为先民交流信息之手段（犹如现代之哑语），后世之文字、语言实即礼乐之象形和仿声。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人的理性思维越加发展，原始宗教不断革新，巫史之社会地位有所下降，母系氏族公社遂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原始宗教之革新，先是颛顼之时针对“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人人作享，家为巫史”的混乱现象，确定专职的司神人员，不许一般人任意作巫祭祀进行天人交通，史称“绝地天通”，实际上建立了后世礼制之雏形。尧、舜、禹之际中国进入洪水期，在治水过程中男权上升，舜、禹之际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禹之子启建立了“家天下”的父系氏族社会，原始公社解体，阶级社会产生。至周公制礼作乐，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原始宗教革命，父权家长制的封建礼教由此确立，即为后世儒学文化之发轫。礼教不同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道教，代之以生殖崇拜、男性崇拜、祖先崇拜、天神崇拜为特征，以祭祀天帝和父系祖先神为主，原始道教的自然礼乐遂被演化为有亲疏贵贱差等的政治礼乐。周代的礼教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又恰值中华民族文化的“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这就是雅斯贝斯从世界文明的视角称谓“轴心时代”，也即帕森斯、马克斯·韦伯所谓“哲学的突破”。那时周代的礼教开始崩溃，孔子谓之“礼崩乐坏”，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诸子百家之学脱颖而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要素被理性精神和人文主义的筛子进行了筛选，不仅巫史分家，巫医也分家，巫被文化程度较高的方士取代，被迫流入四夷和民间，方仙道开始形成。迨至汉代，不仅墨家被皇权压抑，连一度被尊为治国之术的黄老之学也被贬为以养生修性为主的黄老道。汉末产生的道教文化，首先将黄老之学方术化和宗教化，将道家、墨家、阴阳家、方技家，连同儒家的伦理道德一股脑儿装进道教的大葫芦中，重新进行消化和融合，在方仙道、黄老道、巫鬼道的基础上形成早期道教。由此看来，鲁迅将道教视为“中国根柢”，是从其原始巫教的历史渊源而论；胡适称道教文化为“垃圾箱”，是看到了道教文化将封建帝王所遗弃的各种文化要素都装进自己的大葫芦里。人们明白了道教文化是什么，则道教之元典《太平经》内容之丰富和庞杂可想而知矣。
　　道教元典《太平经》之研究，实为我师门传承之学，这期间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学界掌故。1933年先师王明先生入北京大学读书，中国文学系主任先是章太炎的门人马裕藻先生，后来是胡适之先生，皆对王明先生十分器重。王明先生在听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国史大纲》课程时接触到道教文化，并阅读了《道藏》中的《太平经》，发觉这是个少人研究的学术领域，如果自己做些披荆斩棘的工作，可开拓出一块供学者们耕耘的田地。1937年北京大学毕业后，王明先生考取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生，陈寅恪教授亲任主考。王明先生向陈寅恪教授表达了研究《太平经》的愿望，陈寅恪先生认为此书过于庞杂，需结合先秦及秦汉几乎所有典籍，认真梳理，以便小中见大，从而对先秦以来的哲学和宗教在学术史上可揭示出许多未发现的生面。然而在王明先生回乡探亲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北平沦陷，北大、清华及史语所亦南迁，王明滞留浙江乐清，在居士林自修。直到1939年，才在报纸上得到史语所在昆明的消息，王明又负笈间关至昆明，重新被录取为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首届研究生，导师是汤用彤、唐兰先生。汤用彤先生同意王明先生选《太平经》作论文，但认为以陈寅恪先生提示的考据方法研究《太平经》为时尚早，应先将《道藏》中的《太平经》文本整理出来。当时王明先生和十多个同学一起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的三层楼上，陈寅恪先生也到了西南联大，没带家属，住在隔壁房间，王明先生朝夕求教，师生关系十分融洽。建国后，王明先生的《太平经合校》由郭沫若院长推荐交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在汤用彤先生指导下读研究生时的学术成果。
　　1984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王明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王明老师就曾建议我选《太平经》作博士论文。我发觉建国后《太平经》的研究反而十分火热，这是因为毛泽东主席认为农民起义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太平经》被张角的太平道视为圣典的史实正好迎合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先师王明先生一生着力最多的是《太平经合校》和《抱朴子内篇校释》，我犹豫再三，不愿纠缠此类学术争议，终于选了《抱朴子内篇》作博士论文。1989年，我研究《抱朴子内篇》的学术专著《魏晋神仙道教》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明老师竟比他自己出一本书还高兴，当面对我回顾了上述有关《太平经》研究的学术掌故，嘱托我再写一本《太平经研究》。当时王明师已患绝症，我忙着替他整理文稿，他在病床前嘱托张岱年教授关照我的学业。我和张岱年老师俱桑梓沧州，王明师去世后他果不负所托，在我身处逆境之时帮助了我。当时钱学森教授也来信要求我以道学传统思想的精华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议我找张岱年教授商量。我那段日子正读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想借鉴他的治学方法研究《太平经》，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张岱年老师。几个月后，张岱年老师通知我到他家去，见面后才知道张老师也读了一遍《柳如是别传》，他很诧异陈寅恪先生花这么大功力去研究柳如是，建议我还是按钱学森老师的想法把治学方向定在道学文化的综合创新上较妥。我也发觉按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研究《太平经》估计须花费七年时日，我因“文革”耽误至不惑之年才读博士学位，自叹恐无精力耗费诸多光阴去完成王明先生的遗愿了。
　　2002年姜守诚君由厦门大学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由我指导他攻读博士学位。我观他为人诚实，学习刻苦，治学踏实，遂确定由其选《太平经》作博士论文。我自忖这可能是学术上难度最大的一篇博士论文，最后圆满须付出他大半生的心血。姜守诚搜集和参阅了前人浩如烟海的学术论文，这项研究进行得十分吃力，虽然仅从生命文化的视角切入进行考察，但总算为全面揭开《太平经》之谜做了充分准备。《太平经》中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呢？且翻开《太平经》卷一开头部分即云：“是大甲申三灾俱行，又大水荡之也。凡大小甲申之至也，除凶民，度善人。”讲岁运有大甲申、小甲申，乃上天度种民、除凶民之期，地上必有自然灾害如大水伤人。王文禄《百陵学山》亦记我中国凡遇丙午、乙未之岁，必发生动乱，自汉代以来莫不如此。这类天灾人祸的推测，即是方仙道的气数灾异说，皆可以作专题研究。类似的专题比比皆是，可知《太平经》之研究，岂易易哉！
　　《诗经·小雅·小苑》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盖古人误以为细腰土蜂负青桑虫作义子，乃以之类比师生间学术的承传。故扬雄《法言·学行卷》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之则肖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陈寅恪、汤用彤之于先师王明先生，大概也像细腰蜂（蜾蠃）将桑虫（螟蛉）幽而养之，口中念着：“像我，像我！”企望学生继承自己的学业。先师之于吾，亦复如是！吾今年过花甲，垂垂老矣，唯愿将师门承传之学托付后人。近世章太炎先生主持国学讲习会，乃以大乘佛理揭示孔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义。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主持国学讲座和在乐山办复性书院，亦援佛理而张儒门六艺之学。今厦门大学恢复国学研究院而弘阐道学文化，吾闻风为之振奋！在姜守诚博士《〈太平经〉研究》付梓之际，我企盼国学研究后继有人，也祝愿新一代学者在《太平经》的研究领域有更多学术成果问世！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7年4月28日

　　　　　　　　　　　　　　　　　　　序　　二

　　守诚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太平经〉研究》就要出版了，他请我写篇序言，我不能辞，因为守诚是我在厦门大学中国哲学专业招收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两年前，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完成时，我又作为评审人之一首先阅读了他的论著，看着他的成长，我感到特别高兴。
　　这部学术专著是守诚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倾注了他多年的心血，难能可贵。作为早期道教的重要典籍，《太平经》本有170卷，但在流传过程中几多散失，明代出版的《道藏》所收入的《太平经》仅存57卷。一部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道书却如此残缺，无论对于道教界或者学术界来说都是憾事。幸有王明先生做了校勘，为后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早在上一世纪初中期，王明先生即着手此书的校勘，他以《道藏》本为底本，根据《太平经钞》等27种引书加以校、补、附、存，基本上恢复了170卷的面貌。经过长期的努力，由王明先生手订的《太平经合校》一书于1960年正式出版。该书出版之后，王明先生写了许多关于《太平经》的研究论文，陆续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还有其他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写了不少文章，分别考证《太平经》的产生年代，分析《太平经》的思想及其历史影响等。一时间，《太平经》的研究课题成为道教史研究者关注的显学。
　　然而，就《太平经》生命思想内涵的发掘来说，依然有待深入。守诚的《〈太平经〉研究》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该著由《太平经》成书的中间环节——《太平洞极经》与《太平经》关于“洞极之经”概念的关系考察入手，进而分析《太平经》的“命论”思想、房中观念、生育礼俗以及疾病观与治疗方法，最后剖析《太平经》的“死后世界”。正如该著的副标题所显示的，这是“以生命为中心”的综合考察。此等思路使得该著形成了三大特色：首先，全书紧紧扣住了“生命”意识展开论述，不论是“承负”或“解谪”问题的考察，也不论是“广嗣”之术的追踪还是各种治病养生方法的解析，该著始终围绕“生命”这个主题。通过内在逻辑的自然推进，该著向读者揭开了《太平经》的生命之门，迈进这个充满幽趣的生命之门，原本潜藏着的各种“生命古化石”便显露于眼下了。其次，全书虽然是讨论《太平经》的生命思想，但并非局限于某个狭窄的范围，而是从广阔的视野上进行多层次的解读，超越了以往比较单一的哲学、宗教学的研究路径，审慎地引入了统计学、医学、民俗学、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细腻而透彻的分析，例如关于“命论”思想的分析，该著没有停留在过去许多人曾经考察过的宿命问题上，而是注意寻找新的线索，像“命树”观念的追踪就体现了勇于开拓的精神。该著将《太平经》的“命树”观念置于文化史的广阔背景下予以审视，作者不仅发现了《太平经》“命树”观与《淮南子》“月树”说的瓜葛关系，而且从诸多历史文献以及最新出土的资料中找到了佐证，通过桑、枣、李、梓、梗、槐、柏的象征隐意的发明，该著指出了《太平经》“命树”的季节特征及其与历法、生肖的密切关系，这就使得来龙去脉清晰可见。复次，全书关于“生命意识”的探索还体现了考据学的底蕴。自清初以来，考据学作为经典研究的重要学科手段受到了诸多学者的雅好和应用，《〈太平经〉研究》也采纳了考据学中的一些方法，诸如训诂与金石资料的相互印证，作者对《太平经》中那些运载了“生命意识”的概念语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稽考，像“黄泉”、“幽都”、“昆仑”、“泰山－嵩里”之类名称，该著注意追索其由来，发掘其内在意义，利用的文献广涉经、史、子、集以及地下发掘的文物考古等诸多方面，这种言之有据的方法使得全书具有一种厚重感，反映了作者比较丰富的知识面。
　　守诚这部学术著作能够顺利完成并且比较成功，这是有特殊机缘的。记得2002年，守诚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胡孚琛教授曾经与我言及，先师王明先生一生致力于道经的校勘与研究，他的学问需要有人继承，请我推荐基础较好的学生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攻读道教哲学博士生，我当时就鼓励守诚报考。守诚非常努力，果然不负期望，以优异的成绩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录取为中国哲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一年之后，我到北京开会，守诚知道这个消息，即到我住宿的宾馆看望，随后带着我到了胡孚琛教授家。我们一起谈起了学位论文的选题问题。从言谈之中，我了解到胡孚琛教授非常希望守诚能从事《太平经》研究，这是因为王明先生曾经费了大半生精力整理校勘《太平经》，沿着王明先生开辟的路子继续往前走，这一方面可以领悟到如何做学问的真谛，另一方面也算是对王明先生的一种纪念。作为胡孚琛的老朋友，我非常理解胡孚琛的心情，所以当胡孚琛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表示赞同。当然，我当时也有点忧虑，因为经过诸多学者数十年的辛勤耕耘，《太平经》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在这个领域里几乎没有可供“开垦”的处女地了，要获得新的突破难度很大。不过，守诚并没有被困难所阻挡，这一点我是可以看出来的，因为他的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对导师非常信赖的憨厚微笑。这种信赖加上独立思考和勤奋，守诚获得了令人欣喜的进步。
　　不久之后，守诚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一个写作提纲给我。接到提纲，我于兴奋之际拨通了守诚的电话。守诚告诉我，最近一个阶段，他先后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钟肇鹏老先生、王卡教授、陈静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桂钿教授等名家请教，获益良多。是啊，在这样一个具有良好学术空气的环境中接受熏陶，实在是可以启迪智慧火花的。知道了这些情况，我愈发觉得当时推荐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当他的《〈太平经〉研究》书稿呈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有了一种满足感。因为一个从我身边走出去的学生此时此刻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我怎么能不感到快慰呢？尽管守诚这部处女作并非十分完善，有些提法也需要更多的佐证，但相信这是一个好的开端，祝贺守诚在将来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詹石窗
　　　　　　　　　　　　　　　　　　　　　　　　　　　　　　谨识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阴历丁亥年三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