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理论界对胡锦涛同志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讲话反响热烈，在报章杂志与网络媒体中，相关文章不断涌现。学者们就不同角度展开研讨，从政治体制到经济体制，从社会生活到文化建设，讨论的课题逐步深入，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设的新气象，这是相当鼓舞人心的。半年前，福建省社科联提出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召开年会的设想，希望各学科能够组织专题论坛。我觉得这个构想非常好，应该大力响应。在福州召开的筹备会上，我建议组织一个与哲学有关的论坛，名称就称作“哲学理论创新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建议得到了福建省社科联的采纳。于是，论坛的筹划运作就开始了。或许是工作推动的缘故，我更加注意这方面的信息。在学习了胡锦涛同志的讲话之后，我也浏览了当前许多报刊登载的文章。对于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我虽然领会得还很粗浅，但却深受其理论魅力的吸引。它促使我去发掘历史文化资料，也进行某些思考，这篇序言正是在这方面所做思考的一点记录。
　　在新的时期中，进行哲学理论创新是否具备可能性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意味着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切实而又符合人性生存的变更，这种社会存在的变化本身就呼唤哲学理论创新。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构建和谐社会为哲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胡锦涛同志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我充分注意到胡锦涛同志讲话的谨慎措辞，他用了“所要建设”、“应该是”这样的词汇，表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不是瑰丽的美梦，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境界，而是具体可行的。换一句话来说，这种社会理想完全有可能转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中，政治权力得到有效制约；公民权利得到充分实现；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得到有效的运行；多元化利益主体的自由竞争处于有序化状态；可持续发展的理论通过实践而形成可操作的制度；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与社会道德、习俗彼此协调；随着时间推移和环境的变化，各种制度得以及时调整，体现了人性生存与制度发展的圆融对应；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彼此和谐，相得益彰，古老的“天人合一”精神化为公共生活的规矩。从近年来的实践可知，我国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各种制度的改进与完善，从而使“哲学理论创新”获得了制度保障。
　　其次，构建和谐社会为哲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宽松的思想环境。
　　哲学理论创新，不仅需要制度保障，而且需要宽松的思想环境。所谓“思想环境”就是思想得以产生、存在、发展的“温床”。适宜环境，这是生物发生、成长的必备条件；而思想环境适宜，则是思想得以形成和不被扼杀的必备条件。对于理论创新来说，适宜环境的具体要求应该是宽松的，哲学理论创新当然也是如此。所谓“宽松”就是全面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允许思想家自由而独立地思考，当然也包括哲学思想家自由而独立地进行思考、进行理论创造。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这种宽松的思想环境是否可以形成呢?我个人以为，其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和谐社会追求民主法制和充满活力，这本身就是鼓励创新。江泽民同志已经多次强调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要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的社会科学界和新闻出版界委员的时候说：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尤其是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很快，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更需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江泽民与胡锦涛的重要讲话，反映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取得可喜成就之后正积极营造一种创新的气氛和环境。这种气氛和环境体现了宽松的基本特点，有利于人们活跃思考，对于哲学理论突破与创新而言，可以说是提供了大好时机。
　　再次，构建和谐社会为哲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实践动力和丰富的研究课题。
　　构建和谐社会，这既是一种社会理想追求，也是一种伟大的实践活动。最初，这以理念的形态出现，当理念完成之后便转化为实在的行动。“构建”意味着“和谐社会”不是现成的，而是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可以达到的。这种行动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实践的过程，也是思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哲学获得了基本的推动力和思想源泉，因为任何哲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社会需求的结果。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必然成为新时期哲学创新的原动力和课题的来源。就社会体制的创新与完善来讲，“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全方位的意义，因为“社会”这两个字本来就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具体一点说，它不仅有政治体制的内涵，还有经济关系的内涵；不仅有道德习俗的内涵，还有文化艺术的内涵。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调整与理顺一系列关系的过程。再说，所谓“和谐”是与“不和谐”相对而言的，构建和谐社会也是一个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的过程。就哲学思维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问题意识。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自然可以启迪哲学工作者思考，从而推动哲学理论创新。
　　哲学的功用甚多，但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它的实践性，二是它的审视性。所谓实践性，除了表明其理论发源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以外，也表明哲学是应该回归于实践，成为人们实践活动的理论参考。所谓“审视性”，表明哲学是以审视者的眼光注视现成的一切存在，包括自身的存在以及外于自身的存在。这种审视的意义在于追寻事物存在与发展的合理性，从而做出前瞻性的判断，提供关于事物发展趋势的一般性理论预见。因此，哲学本身的发展便体现了“恒定”，与“变化”的对立统一。所谓“恒定”，是说哲学追求真理的目标是永久的；所谓“变化”，是说哲学的思想体系、表述方式并不是固定僵化的，而是与时俱进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国哲学与时俱进是必然的。因此，进行自我审视，这是摆在我国哲学理论建设面前不可回避的任务。基于自我审视的精神，我认为以下方面是哲学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开展的迫切课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体系的重新梳理与更新。现在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仍然强调“矛盾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这一观点是否符合辩证矛盾的真谛?再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看法问题，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都是需要予以新的解释的。不久前，我国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主线来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框架。我们拭目以待新成果的出现。当然，还必须看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发展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当然也必须进行哲学理论升华，这些都是本课程体系应该面对的。
　　第二，有关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自然辩证法、伦理学等学科体系的梳理与更新。在以往的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中，我们贯彻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基本原则，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贯彻的过程中却又出现一些值得反省的问题。例如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阵营的划分，上一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研究著作与教科书大部分都体现了两大阵营划分的特点。我认为，这种几乎千篇一律的做法本身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实事求是”的原则，至少在中国古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传统哲学中，许多哲学家往往不谈什么本体论，而偏重于政治哲学、人生哲学，既然这部分哲学家在本体论方面缺乏资料，这就很难机械地把他们归入哪一个阵营之中。再说，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符号主义哲学，也无法在“唯物”、“唯心”阵营上一一对号入座。故而，简单地在每个哲学家头上戴上“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帽子是不合适的，现在是应该摘掉他们帽子的时候了。而自然辩证法的课程体系，对于历史上的一些科学家的评价似乎也存在值得斟酌的地方。至于伦理学，由于受到“五四运动”时期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的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的猛烈冲击，我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许多有价值的道德思想一直未能在该学科中具有合法地位。诸如此类，表明目前我国哲学中诸多二级学科的许多课程是必须予以改变或者更新的。
　　第三，从当代科学既分化又综合的趋势出发，积极开展哲学二级学科的对话与交流。在以往的学术传统中，学者们将哲学这个大学科再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美学、伦理学、宗教学、科技哲学等8个二级学科，这种划分不仅存在着内在逻辑问题，而且使各个二级学科之间长期以来壁垒分明，彼此缺乏互动、对话和融合。如何焕发哲学的生命力?近年来，学者们深感对话的重要性，在加强理论与现实对话的同时，哲学各二级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整合也已成为哲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外国哲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对话，为学者们所热衷。然而，这种对话还是太少，从整体上看，发掘的潜力与空间依然很大。例如中国哲学与美学、科技哲学与逻辑学、宗教学与伦理学等的交叉整合研究都是值得深入进行的。
　　第四，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进行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哲学研究渗入各具体学科之中，这是我国当代哲学研究的又一个基本走向。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触及了诸如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与尺度、人与自然的关系、政治与法律的基础、科学技术的本质和功能等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哲学的参与。另一方面，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寻找新的问题域和生长点，需要吸收各门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发展自身。于是，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就不可避免了。我们哲学工作者应该顺应这一大趋势，突破边界，大力开展对边缘学科的探究，诸如经济哲学、社会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生态哲学、企业伦理、科技伦理、行政伦理等部门哲学。通过对边缘学科的研究，推动哲学学科的丰富与整体发展；并且通过这些部门哲学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现哲学与其他学科的良性互动。
　　第五，直面当代社会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当今社会，从中国到世界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新的现象与新的问题可谓层出不穷。在这样的环境中，倘若固守书斋，抱残守缺，哲学就可能被束之高阁，成为僵化的精神板块。有鉴于此，我们哲学工作者，当然应该积极投身于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的探讨。“回归生活世界，思考现实问题”，这应该是我们哲学工作者的主要取向。近年来，哲学界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和阐发，对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探讨，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探讨，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的透视，对“亚洲价值观”的思考等等，便是求实致用理念在哲学研究中的体现。由于哲学具有穿透力较强的理论框架和宏观把握的视域，它对社会重大问题的介入有着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重大作用。我们相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哲学将会迸发出新的魅力。

　　　　　　　　　　　　　　　　　　　　　　　　　　　　　　　　詹石窗
　　　　　　　　　　　　　　　　　　　　　　　　　　　　　　　　谨识于厦门大学童蒙斋
　　　　　　　　　　　　　　　　　　　　　　　　　　　　　　　　2006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