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起自然生态的危机，却很少有人关心文化生态的危机。事实上人类面临的后一种危机不仅远比前一种危机严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后一种危机就是前一种危机的起因。海涅3临死前担心那些无知的人们会恣意地砍伐他的“桂树丛林”，在那里种植土豆，担心他们将扯下他的诗页来包起他们的花生米。事实上，20世纪以图像的超量繁殖为特征的文化工业恰好可以理解为土豆的种植业和花生米的包装业。现代文化工业始终在做同一件事——将沉重的文字降解为失重的图像语言(使之成为图解性的语言)，  以缓解甚至消除语言的沉重性给人造成的压力和紧张。

    在图像文化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落实为“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就是一种拒绝“图像化”的勇气。真正的作家在他所处时代的语境中同时性而非历时性地“被缚”和“被解放”，同时性而非历时性地担当着“罪犯”和“立法者”。他“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所以是他是一个“翻译者”(translator)；他又超凌于日常生活的法利赛化、图解化语言的语法之外，所以他又是一个“叛逆者”(traitor)o毋宁说，他以“叛逆”实施着他的“翻译”，又以“翻译”发动着他的“叛逆”。他(通过他的作品映现出来)的自由看似“轻松”(1ight)，实为“战斗”(fight)，而这种“轻松”和“战斗”交织着的状态就是“飞翔”(flight)。

    所以，诸如“作家需要不需要思想”或“过多的思想是否会干扰作家的创作”之类的问题实为无谓的问题。作家的写作就是；种“入思”  (thinking)的方式，一种把语言带向语言的行动。只有那些醉心于花言巧语者或插科打诨的人才会专事所谓纯粹、自由的写作，也只有那些沉溺于概念游戏的人才会专事所谓纯粹；．自由的思想。拒绝思想就是拒绝文学，反之亦然。一个负责任地构思和写作的作家必定同时就是他自己的批评家。作为语言的受难者，作为在语言上竭尽全力与自己作对者，他正是以这种方式同时性地“被缚”和“被解放。”，  同时性地担当着“罪犯”和’“立法者”的角色。所有的文学有着共同的血缘——“作为语言的语言”。语言在本质上的非私人性和共契性(无论它显得夕么私人化，无论这种共契性多么幽深)决定了作为自己的“罪犯”和自己的“立法者”的写作者潜在地成为他人的“罪犯：’和“立法者”。同样道理，所有的自我批评、自我阐释和自我遭遇都潜在地是对他者的批评和阐释和与他者的遭遇，反之亦然。

    《文学与思想》丛书第一辑推出的六种书是在本社已出版的《世界文论》(1—7)的基础上重新编辑而成的。每一种书都辑录了一批世界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论，每一种书也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这些文章中，有作家对自己的作品阐释和对自己创作经验的陈述，有多位作家、评论家对于某位文学大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的各具特色的评论和阐释，也有当今世界上一些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文学思潮(如日内瓦学派、布拉格学派、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的代表文献。

    很难说中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不存在思想和写作技巧上或显或隐的浮皮潦草、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的倾向。可以说，在某些写作圈子中，这些倾向甚至还相当严重。对外国文学在技法、构思、甚至信仰上的摹仿，  以及随后的自我摹仿和相互摹仿，对图像传媒的倾心，对市民情调的刻意奉迎，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的劣质化写作态势。正如有人已经看到的，在当代文学中，“潇洒文人的小品话语”、  “急切地改变生活质量的市民作家的媚俗话语”、“醉心于修辞练习的先锋小说家，的新潮话语”已汇成一种不容忽视的暗流。

    这种种话语得以汇流成势，不能说与中国作家的知识旨趣和受教育程度毫无关系。毕业自大学中文系的作家和批评家逐渐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主力，但长期以来大学中文系僵化的教学体制和陈旧的课程设置，不仅造成中文系毕业生在知识类型和知识品质上的明显缺陷，还导致他们对自己的知识身份、社会角色缺乏清醒的定位。

    我们相信，我们此次推出的这批文献，将能使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们相对切实地感受到他们热衷于摹仿和谈论的作家和批评家们的知识类型和知识品质。这些文章的具体的结论是不值得过分留意的，值得留意的倒是他们无法说出的某些东西以及他们竟然以那样的方式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