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把握住人类学与知识全球化、后现代认识论的关系，从人类学与文学的相互作用这个新角度着眼，透析出20世纪文学创作观念变革与文学研究的范式革新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动力。在文学创作方面，梳理了“文化他者”的发现如何激发出“人类学想象”，体现在从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的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之中；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梳理出西方文学人类学的5大方法流派，逐一加以辨析；以及“文化”概念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再整合作用；并对其代表人物弗莱的理论遗产进行全面剖析；对人类学知识与文学研究的最佳结合点——神话学做了点面结合的示范性阐说；结合神话学传播中国的过程，论述和总结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中国本土化实践经验，特别是“三重证据法”的提出，为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和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前瞻性的见解。

　　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1．文学人类学研究在我国新时期以来已有近20年的发展，其对文学研究观念与范式革新的积极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有专家学者甚至认为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但迄今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性论述。本书填补这一空缺，从史论结合、中外结合的角度梳理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为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提出具有知识创新意义的理论方案和操作策略(包括个案分析演示)，对于这一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将发挥指导和借鉴作用。

　　2．从人类文学经验整合与世界公民培养方面，提出对文学的人类学价值的重估。对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破学科的文化研究，做出学理性阐释，从知识全球化的大背景上说明：文化研究是适应知识重新整合的时代需求的必然现象。这对于解决长期困扰学界的争议，以及回应各种“文学危机论”和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有直接的理论贡献。

　　3．本书的资料准备历时十余年，为从整体上把握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作者先后到英、美、加、澳的各大图书馆收集了大量英文新资料。书中引用和参考的近百种西文和日文文献绝大部分没有中译本(文)，其中不少都是由笔者首次引入汉语学术界的，对于沟通中外学术思想，让我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同国际学术潮流对话与接轨，提升中国人文研究的视野和水准，具有积极的作用。

　　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从宏观上，为引导文学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提供迄今最翔实的理论参照；从微观上，对如何具体掌握和应用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与方法，具有示范作用。

本书第一章以单篇论文发表后，先后有《光明日报》《文汇报》　《文艺报》　《文学报》等多家学术媒体摘转或报道，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一书，并获《文学评论》2002年度杰出论文提名。本书第二章，第六章2节，第八章3节以单篇发表后分别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4、6期转载，表明其中的学术创新观点已经在学界引起关注和反响，这是本课题现实意义和社会效益的直接体现。

　　引　　言

　　文学是“人学”。

　　这是文学家高尔基曾用过的比喻，现已传为文学界的名言。文学爱好者和专业的师生对此都非常熟悉。

　　还有一门同样以人为对象的学问，文学爱好者不太熟悉。那就是人类学。

　　“人类学是人的科学”。这是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在他的专业教科书《人类学》第一章第一节写下的第一句话。

　　人学与人的科学，用字虽有繁简之别，但从常识判断，大致可以看成同义语。将这两个理论命题放在一起，人们自然会产生疑问：文学与人类学这两门人的学问之间，在其对象上有怎样的相关性?在内容范围上有哪些重合点?在视角和方法上又会有怎样的外在与内在联系?二者的联系是如何开始的，又将以何种方式延续下去? 

　　当初，也就是20世纪的早期，高尔基和克鲁伯分别讲出他们的名言时，上述的学科关联性问题还没有明确出现。文学圈子里的人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理解高尔基的“文学人学”说，并且津津乐道。克鲁伯在他的教科书里只注意区别了作为晚生的“人的科学”的人类学与其他研究人的学科(如生理学、医学)、其他研究人的作品(works)的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学、文学批评和艺术史)之间的差异，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说明人类学的特性所在。至于学科关联性，他只是一笔带过：　“肯定有确实的和可探究的关联。”仅此而已。当年的人类学尚处在初出茅庐阶段，为了争取它在大学课堂上的合法地位，人类学家们所要强调的当然是学科的独立和特殊的一面。

　　到了20世纪后期，在无情的市场社会和新兴媒体的双重夹击下，作为“人学”的文学逐渐失去了往昔的神圣性和号召力，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甚至出现“文学已死”的呼声。而作为“人的科学”的人类学却在学科危机中杀出一条生路，以其特有的核心范畴“文化”为媒介，给包括文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带来广泛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下，文学与人类学的关联性受到空前的关注，我们不仅很容易看到诸如“文学与人类学”或“人类学与文学”之类的学术研讨会和著作名称，而且还名正言顺地出现了“文学人类学”和“人类学诗学”(详见本书第四章)这样的科际嫁接或跨学科转基因杂交的新名目。此类迹象的日渐增长，似乎清楚地预示着传统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都在面临着一种可能的变化格局。

　　本书尝试较为系统地梳理文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之间产生的互动、交叉和理论创新的主要线索，描述在这个重叠的边缘地带所滋生的新的理论与视角的变化轨迹，回顾文学人类学研究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取得的进展与成绩，展望它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科际整合与重构中的发展前景。期望能够对“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方法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背景资料，为拓展我们的人文视野和重塑我们的文化与学术身份提供某种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