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新方法热”时，买过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一书，虽然篇幅不大，那样的题目在当时是颇为抢眼的。用性别的视角(除了生物性别sex之外还有社会性别gender)去审视文学和文化现象，在我国的高等教育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都算是方兴未艾的新尝试01993年春调到海南大学，当时住房紧缺，我临时住在椰园招待所，另有一间平房放书。绍先比我早调来一个月，就住在我放书的平房对门，于是嘱他帮我照看门户。“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两句古诗可借来形容当时的感觉。当年底为了编一本文集约过绍先的稿子，他如期交来一篇厚重的(走向性别学)，显然已将探索的对象扩大到整个社会和文化中了。

    按照“性别学”的观点，人类社会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争斗，而两性之间的冲突则是历史最久的一个，因而它其实比阶级冲突和民族冲突是更为根本的，也更加重要的。可惜的是在数千年的父权制文明史上，阶级冲突和民族(国家)冲突愈演愈烈，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对象，而性别冲突却被男人所造的语言遮蔽住，被男人所主宰
的表达方式所忽略和压抑住了。绍先试图通过文学研究而揭示这种被遮蔽的东西，进而又想从两性冲突中的压迫者一方去寻觅矛盾的根源和动力，于是有了研究文学中男性英雄角
色的设想。适逢1997年海南大学建设重点学科，我们在《中国比较文学》办了一个“文学人类学研究”的栏目，绍先撰写的一篇题为＜男性暴力情结及其宣泄渠道＞的醒目论文引起相当的反响，编者打电话来希望继续撰稿，这本＜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就在这样的情境下应运而生了。

    这是一部用性别学(不仅是女性主义)视点重新解读中国古代小说的书。仅从中国大陆人文学界的范围来说，目前这样的视角是颇为新颖而且引人注目的；就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来说，假乎更具有某种开创的性质。把＜红楼梦＞＜水浒传)这样一些“国宝”级文学巨著同＜肉蒲团＞＜痴婆子传＞之类的“淫邪”小说放在同一个桌面上来讨论其中的性别角色问题，这个做法本身可能就会冒犯某些格守学科常规的正统学者。著者在做这样的构思时是否包含着要颠覆流行的文学典律(canon)的既定格局之意图，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绍先不愿意按照研究古代小说的老路子去展开他的课题。以“性别”(Gender)角色的作用为一种新的判断尺度，是否可以给古代小说带来新的“典律化”(Canonize)契机呢?如果把视界从本土学术圈拓展开来，就不难看到类似的对文学作品的“再解读”尝试与对文化价值的“重估”一类做法，在国际学术界已渐成风气。而从性别视角出发的重读与重估可以说成果尤为丰厚。比如我的办公室里手边就有的出版物中，有用性别视角重读世界神话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指南＞①，重读＜圣经·创世纪)的＜创世纪的女性阅读指南)②；甚至给女性主义理论以深刻影响的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本人的理论，也被好事者做了非男性化的解读，推出厚达250页的＜德里达的女性主义阐释＞③。至于从文学文本转向文化文本的再解读，有日本学者佐喜真兴英的＜女人政治考)和市川茂孝的＜母权与父权的文化史＞、林道义的＜尊与巫女的神话学＞等一大批新潮著述。有了这样的大背景认识，回过头来看孙绍先的这部十分大胆的著作，也就不会过于大惊小怪了。

    英雄与美人是世界性的文学主题。我国俗语中也有“英雄难过美人关”一说。若不是嫦娥窃取了后羿从西王母那里索得的不死药，英雄可能不一定必定要面对死亡之命运吧?绍先在本书中探讨的男性英雄们稍显特别，这里既有明显患着厌女症(Mysogyny)的＜水浒＞中的大男人们，也有以逐香猎艳为能事的所谓“性英雄”，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和＜肉蒲团＞中的未央生。只是由于他们与女性的关系不同，这些英雄的用武之地显得那样天差地别，或战死疆场，留得一个不近女色的好名声；或髓竭而亡，丧生于纵欲的绣床上。这难道就是父权制的中国文化传统为了验证女人祸水论而为男性英雄设定的非此即彼之宿命?

    倘若读者能从本书中引发深层次的文化反思，则幸甚。

    叶舒宪1999年12月7日于耶鲁大学鲁斯楼308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