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孙中山系统建设思想的系统研究
　　　　　　　　　　　　　　　　　　　　颜泽贤

　　黄明同教授是我的老师辈。当我学物理“半途而废”转而“半路出家”学科学哲学时，她对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已造诣颇深了。对老师的新作，学生只能谈点粗浅的读后感。
　　对中国近代伟人孙中山先生的研究，其著述林林总总、汗牛充栋。读黄明同教授新作《孙中山建设哲学——中国现代系统思维的开启及运用》，两个关键词给人耳目一新，这就是“建设哲学”和“系统思维”。从“系统思维”的视角研究孙中山的“建设哲学”（姑且名为孙中山“系统建设哲学”），不仅拓展了孙中山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开创了孙中山系统思想研究之先河。
　　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人所共知。而作为中国近代建设的先行者，则少有探讨。本书从独特的视角，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归纳，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孙中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构建的具有现代形态的建设哲学的全貌。孙中山作为革命者，其革命哲学理论博大精深。当他意识到“革命只是手段，建设才是目的”后，即未雨绸缪地思考和勾画新中国的建设蓝图。在他的许多论著和讲演中表达了丰富的建设哲学思想。可见孙中山无论作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还是作为中国建设的先行者，其思想均具有超前性、科学性、民族性和实践性。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见识独到地研究了孙中山的建设哲学，而且独具慧眼地探讨了孙中山的系统思想，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孙中山建设哲学所体现的系统思维在当时社会、科技发展转折时期的新内涵、新特点。作者的研究表明，孙中山不仅明确使用了“系统”这一概念，而且视事物为系统，视社会建设为系统工程，以系统方法指导社会建设。作者还通过对孙中山关于和平建设的论著和讲演的梳理，将孙中山系统建设理论的基本内涵概括为：“以系统方法指导其事”的系统建设观、“全方位开放”的开放建设观、以“协调利益”为动力的协调建设观、以“均衡”为事物存在形式和发展趋势的均衡发展观、以“大同”为社会建设目标的和谐社会观。如此系统地整理和概括孙中山以“系统”、“开放”、“协调”、“均衡”、“和谐”为基调的系统思想，不仅见解独到，而且客观全面。
　　孙中山建设哲学的系统思想何以产生？价值何在？本书也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作者指出，体现在孙中山建设哲学中的既传统又富有时代气息的系统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在近代的延续，是岭南人系统思维习惯的集中体现，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科学技术发轫期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变革的产物。一句话，孙中山的系统思想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国际的，又是本土的。而正是这种“汇通天下”的思想，不仅在当时令人振聋发聩，就是在今天也是光芒四射！伟大的文化孕育了伟人孙中山，伟人孙中山又丰富了伟大的文化！
　　孙中山思想既是博大精深，学者的探索当是任重道远。我们定会不断读到黄明同老师及其他孙中山研究者更多更好的著作！

　　　　　　　　　　　　　　　　　　　　　　　　　　　　　　　　　　　2006年羊城之夏

　　　　　　　　　　　　　　序二　孙中山研究的优秀新著
　　　　　　　　　　　　　　　　　　　　张　磊

　　有幸先读了明同教授的新作《孙中山建设哲学——中国现代系统思维的开启及运用》，深感欣慰。
　　30年来，孙中山研究堪称显学。大量的论著、译述、图片和资料汇编，陆续出版。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频繁，银幕、荧屏和舞台上不断出现孙中山的形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孙中山研究兼具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他逝世80余年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他的思想和实践并没有被淡化和遗忘，而是愈来愈受到不同社会制度、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广泛认同和尊崇。在新世纪到来后，孙中山依然不愧为我们从事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大业的一面旗帜。
　　然而，不容讳言，近年来的孙中山研究未能取得明显的深化和拓展，具有创意的成果不多，不同程度的重复化著述不少。海峡彼岸的孙中山研究更是萎缩，当局的意识形态取向的压抑无疑是主要原因。辉煌不再，原因值得深思。台湾的相关研究自是囿于政情，而大陆的状况则是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成果丰硕，以致“起点”颇高，有所开拓是十分不易的，因之影响了人们的选题。但是，科研就是创新——这是科研的精髓，也是科研的生命。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显然作出了重要贡献。诚如作者所指出的：这部著述以独特的视角，把孙中山的建设哲学置于世界从经典物理学转向现代科学、中国从革命转向建设的新时代大视野中加以审视；采取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对大量史料进行梳理、缕析、归纳，并对现实社会作了观察、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孙中山建设哲学的全貌。迄今为止，本书是第一部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这个重大课题的优秀著述，从而强化了孙中山研究的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环节。孙中山不愧为——不论在什么意义上——中国近代化前驱，对此绝不能低估。
　　本书作者确认，孙中山“首先拉开了探索建设哲学的帷幕”，并把他的建设哲学的基本内涵归结为系统建设观、开放建设观、协调建设观、均衡建设观与和谐社会观。同时，剖析了孙中山建设哲学的思想渊源与社会历史背景，指出了它的当代价值，展示了这部思辨性的著述所具有的应用价值。作者的论断是中肯的，分析是科学的，令人信服，给人启示。
　　明同教授是我多年的同事，我对她的治学精神和风格素来赞佩。严谨、朴实、开创……都是当前学风、文风所亟须的。一贯坚持，当难能可贵。我要向她学习，与之共勉。
　　衷心祝愿明同教授不断推出新作！

　　　　　　　　　　　　　　　　　　　　　　　　　　　　　　　　　　　　2006年夏，广州

　　　　　　　　　　　　　　　　　　　　自　　序

　　值此孙中山诞辰140周年之际，奉上专著《孙中山建设哲学——中国现代系统思维的开启及运用》，以表示对中国革命先行者、中国近代化前驱、世纪伟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
　　《孙中山建设哲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基础研究成果，是本人作为一名中国哲学研究者和孙中山研究者，多年来从事相关方面研究的心得、体会的集结。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每一个时代，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着物质性的生产，同时也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着不可缺少的精神性的生产。这两种社会活动，经过文化精英的理论升华，其最后的结晶，便是哲学。哲学的宗旨，正如一些学者用宋代理学家张载所说的“四为”之意而表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历史开新运，为人类致太平”。哲学，总结和升华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回答时代提出的理论问题，展示人类理论思维的走向。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哲学思想的代表者之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向近代转换的重要代表人物。孙中山哲学思想是一座富矿，有待进一步的发掘。
　　孙中山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孙中山所创立的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进行野蛮的侵略和残酷的掠夺的同时，带进了西方先进文化。为回应这双重挑战，一批已睁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救国救民之真理。孙中山本着寻求“扶中华大厦之将倾”思想武器的宗旨，创立了称得上“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思想。他既传承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又吸取了西方19世纪哲学领域在突破近代机械论所获得的思想成果——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思想；他糅合东西方哲学硕果，并把中国的社会实践进行哲学的升华；他顺应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物理学为主的科学革命，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思维方式变革的历史潮流，从而建构起富于东方特色的哲学思想体系，把中国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建设哲学，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系统思维方法。可以说，孙中山运用了富有现代意义的系统思维方法于社会建设，从而拉开了探索建设哲学的序幕。
　　在民国初年，孙中山便开始使用“系统”的概念。1914年在同国际友人的通讯中，谈及共同建立“一个百货公司系统”。据张竞生的回忆，他在北伐前与孙中山的一次见面，专门谈论了“系统”。当时孙中山所说的“系统”就是一个“从头到尾，有始有终”的“整体”，不能“把它截开为几段的”“整体”。
　　《实业计划》中，在勾画中国现代化的建设蓝图时，孙中山明确指出，“以系统的方法指导其事”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第264页。，即要人们以系统方法指导经济建设。他依据“系统的方法”构建了中国经济建设系统工程，一个完全具有现代意义的系统工程。从孙中山的言论和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出，系统方法不仅体现于他的方法论，而且体现于他的整个世界观。虽然，他没有自觉地建构起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系统思维的理论体系，但其建设哲学所体现的系统思维，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尽管在他的言论中表现得那么的零散。
　　系统思维方式，古已有之，但孙中山的系统思维具有了现代意义，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初思维方式变革的一个创举。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曾经是一名西医，受过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和解剖学的教育，但他却能摆脱西方机械论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中国古代传统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确实令人惊异！孙中山建设哲学体现的系统思维，昭示着中国哲学跨越世界哲学发展进程中的机械论阶段，而保持东方思辨故乡的优势；昭示着20世纪中国现代系统思维，乃至人类的现代系统思维的开启。
　　对孙中山建设哲学，以及对其中的系统思维的了解，本人是从研究其经济思想开始的。
　　1988年，从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调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本有意从事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但当时已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如肖万源的《孙中山哲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韦杰廷的《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和张江明等的《孙中山哲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所领导担心难有新的突破，建议另选研究方向。身居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身受经济建设热浪的驱动，虽一贯热衷于哲学，也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孙中山经济思想作为研究的主攻方向，继而给研究生开设“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课程。教学和研究中，不断发现孙中山不仅明确提出“以系统的方法”指导蒙古的边境开发工作，而且他的经济建设蓝图俨然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目的性、层次性、开放性的系统工程。在与卢昌健合著的《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书中，以图表表示这一系统工程。该图表被中山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采用而在该馆中展出，得到社会的认可。
　　人的思维方式，往往是一贯的。系统思维既然在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中有所体现，那么它很可能是孙中山一贯的思维方式。在讲授“孙中山哲学思想”的过程中，果然发现孙中山明显地受到中国和合哲学的影响，他强调“和谐”、“均衡”、“互助”、“协调”，主张避免对立事物间彼此的激烈冲突，这些观点与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现代系统理论十分一致。随后的研究，发现现代系统理论产生的科学技术背景，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换言之，孙中山生活的年代，正是２０世纪新兴的科学技术的萌发期和创建期。自然科学的革命必然带来哲学思想的革命：近代以来由于分门别类的实证科学所带来的孤立的、静止的、单向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必然被联系的、发展的、系统的思维方式所替代。
　　正是从这一人类思维变革走势的大视野，去透视孙中山的哲学思维方式，本人撰写了《孙中山系统思维观与20世纪思维变革》，论文提交给2000年11月在翠亨召开的“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学术研讨会。中国哲学史的资深教授、原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先生，在大会发言中肯定该论文富有新意，会后又鼓励作者把论文扩充为专著。2001年春，本人以“孙中山系统思维观——建设时代哲学探索”为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获准。
　　这一课题的研究，首先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的状况作了回顾：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孙中山哲学思想研究一直是中国哲学和孙中山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研究已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成果颇为丰硕。然而，由于受到原苏联学者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研究要区别“唯物”与“唯心”两条阵线的观点影响，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研究工作长时间停留在哲学定性的争论上，几乎所有的论著都在回答孙中山哲学思想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是机械论还是进化论的争论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肖万源、韦杰廷、张江明等人的研究专著的出版，对过去讨论的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回应，争论才告一段落。20世纪80～90年代，出于现代化建设实践和“文化热”思潮发展的需要，孙中山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文化观与道德建设上，研究者明显地要从孙中山哲学中发掘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养分，然而从总体上说，研究仍没有取得较大的突破。如凸显着超前性的、合乎和平时代需要的建设哲学，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缺乏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更没有相关的研究专著出版；对一些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特有意义的理论，如长期受到批判的“互助论”、“协调论”、“均衡论”等，给予重新评价的文章也寥寥。
　　在孙中山建设哲学的研究中，本人着力于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试图不再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眼光，不再拘泥于“非此即彼”的哲学定性，而是回到孙中山的本意；对其合乎建设时代需要的哲学思想进行系统而全面的阐发，以新的视角进行审视，梳理出新的理论体系，提出新的理论评价；揭示其当代价值，以昭示当今时代思维方式变革的新走向。具体就是说，以独特的视角，置孙中山的建设思想于世界自经典物理学转向现代科学、中国从革命转向建设的新时代大视野中进行审视；采用宏观、中观与微观相结合、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从当代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进行反观，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缕析、归纳，全面而系统地揭示孙中山建设哲学的全貌。
　　孙中山生活的年代，革命斗争远没有结束，而孙中山错把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作为新时代的开端，主观地认定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两大任务已经完成，革命阶段也已结束，民生主义即将开始，建设时代到来了。因而他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宇宙和社会的系统，并揭示系统的内在机制和功能；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去编织现代化建设蓝图，开启了20世纪中国的现代系统思维，为中国以至世界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虽然在孙中山生活的年代，历史没有为实践他的建设哲学开辟道路，后来甚至还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新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冷战的结束，“和平、发展与合作”为主题的新时代的到来，而中国也真正进入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阶段，时代正呼唤人们转变革命战争时代的思维方式。当今，虽然世界还存在战争、纷争和矛盾，但可以说人类思维已开始从两极对立转向系统多元，从强调对立斗争转向侧重和谐协调，从单一的因果决定转向多元的非线性关系总和。因而，发掘、总结和弘扬孙中山以“系统”、“开放”、“协调”、“均衡”与“和谐”为基调的建设哲学，倡导系统思维方式，恰恰是时代的需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多少年来，本人所以能坚持不懈地、苦苦地探究孙中山的建设哲学，应该说，一方面是由于孙中山建设哲学自身的价值的吸引，另方面则由于得到前辈们的鼓励和鞭策。孙中山研究的著名学者、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张磊教授，发自他对孙中山研究“近年未取得明显的深化和拓展，具有创意的成果不多”的遗憾，而自始至终关注着本课题研究的每一步进展，给予及时的鼓励和具体的指导，似乎他在不断地为参赛的运动员喊“加油”！孙中山研究的前辈对本人的期待，被化作课题研究的无限动力。
　　给予了本人特别多的关怀和帮助的张岂之教授，几年来他的悉心指导，令人难忘。他不仅最早发现本课题的开拓性，给予了肯定，而且在课题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之后，一直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具体的指导。2005年4月，书稿寄给张教授，他“利用五一休假”，阅读后即回了一封6页纸的长信，详尽地谈了9点看法。那是一封热乎乎的信，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位老学者对晚辈的热切的期待、教诲和开导。
　　张教授在5月7日的信中，首先肯定了课题的意义，回应了有专家提出的对“民主革命者”孙中山“为何不讲革命哲学，只讲建设哲学”的质疑。他在意见的第一条即肯定地说“这个项目，着重探讨孙中山关于建设时代哲学的探索，是有必要的；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是很有意义的”。他接着在第二条意见里指出，“关于孙中山的哲学思维，可从两个方面来研究，一个是研讨中山先生民主革命论中的哲学观，一个是研究中山先生社会建设观（或建国观）中的理论思维，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在信的最后一条意见里，张教授强调：“‘革命’与‘建设’，是振兴中华的两大步骤，在‘建国的大业’中必须强调协调、和谐、稳定，不能用革命暴力来达到建国之目的。这一点，中山先生已经意识到，今天发掘出来，有重要的意义。依据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来看，中央16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我们从这样的高度上回过头去看前人在此问题上（尽管当时主要还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问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好的条件）的摸索经验，是很有意义的。不从今天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去看孙中山在社会建设上的光辉思想，很难把握其实质。”张教授还肯定该课题“着重研究中山先生的社会建设观，记述伟人在摸索如何建国，如何使中华振兴的道路，强调其协调、和谐、系统的思想，是有意义的，也许这是中山先生研究工作中创新的一个点。”
　　在5月7日的信里，张教授提出了书稿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指出总体上是“一定要有比较充分的科学的论证”；具体还指出需要加强和补充的地方，如关于需交代“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建议关于孙中山坚持“要用革命暴力”的内容“只作为中山先生社会建设论的背景，不着重叙述”；如孙中山系统思维方式的来源可以从“优秀中华文化的哲学观”与“中山先生对中国与西方社会相比较得出结论”两个方面展开；如“关于中山的社会建设论，应强调中山先生关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光辉思想”等等。
　　后来，张教授又具体批改了书稿修改后的提纲。他强调，在论述中“都要有中山先生自己的话”，“哪些是孙先生的，哪些是我们今天的，在行文中要加以区别”；指出今天的“和谐社会”，前面须加上“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四字下面加了重点符号，又标明“这四个字不可少”。
　　在短短两个月里，张教授先后来了四次信，对修改后的书稿所论述的内容是“从中山先生著作中抽绎出来的，不是研究者硬加在中山先生身上的”，“归纳分类也不错”等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其中的许多细节都有启发性的提示。可以不夸张地说，《孙中山建设哲学》能最终得以与读者见面，其中凝聚了张岂之教授许多心血和辛劳。我作为一名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很早以前读过他的许多论著，对他十分崇敬，他是我心目中的一位大学者，遗憾的是过去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讨教，没想到他对我这样名不见经传、过去又未曾谋面的学人，也如此地提携和扶持。最近在电话里一再表示要我“谅解”他不能为本书写序，一再表示可以把他信中的看法写在作者的“自序”里，正是在张教授的允诺下，我引用他的话语。如上所陈述的一切，充分体现了张教授对孙中山建设哲学这一课题的关怀和支持。
　　系统理论的研究，虽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但并非本人研究的强项。在国家项目立项之后，本人不得不阅读大量的相关书籍，虽增进了这方面的知识，但对问题的理解，难免有生吞活剥、一知半解之处。研究系统论的著名学者、原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现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颜泽贤教授，曾给予许多鼓励和帮助。他关于“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的革命先行者，人所共知，而作为中国近代建设的先行者，则少有探究”的看法，无疑给孙中山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在今天，人们深感到孙中山研究面临如何深化和拓展的困境时，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孙中山在建设方面的思想，进一步以今人的实践去验证孙中山当年的种种建设构想，为背负几十年的“空想家”、“孙大炮”恶名的孙中山正名，还他中国建设的前瞻者的真实面目，展示其思想的当代价值，以之服务于孙中山首先提出的“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这未尝不是孙中山研究的学者们所应担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