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宋正海徐道一徐钦琦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3届大会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演形式多样性公约》（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这表明，进入21世纪，国际上正式承认：人类的文化思想体系（包括科学、艺术等）应该具有多样性，并已具有国际法律文书保障的性质。
几百年的近代科学发展以来，很多人一直认为仅仅有一个科学思想体系——西方科学体系,而其他“科学思想体系”的处境很艰难，不是被说成“原始的”，就是“落后的”,甚至是阻碍人类进步的包袱。
近一个多世纪，在我国一直存在中西古今之争，结果是“西化论”占上风。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古老的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和21世纪科学技术前沿探索中不能发挥重要作用。很多学者至今还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当代中国学术界开始重视研究和开发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但都偏重人文方面，很少涉及科学方面。
从文化多样性原则来看,这些认识显然是很片面的。事实上，从古至今，任何民族和国家均存在科学，只是表现形式、体系和类型不同，绝非只有西方近代科学这一模式才算是科学。科学发展明显有地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古今中外有着多种多样的模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科学的各种模式各有优缺点。保护和发展科学多样性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刘长林教授几十年来一直悉心从科学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现在力排众议，提出了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科学思想体系——“象科学”，论述在《中国象科学观》这一部多达近百万字的大作中。
《中国象科学观》从哲学层面提出了区别中、西方两种思想体系的基本概念，把中西文化的本质差异主要归为不同的时空选择。刘教授认为：时空选择概念的提出，可以贴切解析中国哲学诸重要范畴，如道、易、象、器、有无、气等的真实内涵与特性。他以大量事实为依据，论证了象科学以时间为主，必定采取“主客相融、天人合一”的方式对待天地万物。他的说法，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和体系构建。
刘教授提出了“象科学”、“体科学”等一系列新概念，指明象科学是“以时间和整体为本位的”，体科学则是“以空间和组成为本位的”。他创新地阐述了“时间”、“空间”的基本属性，提出必然性不等于唯一性等新看法。
书中把“广义的管理”归于“象”的范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管理”（决策、决战等）要高于狭义的“科学”。中华文明持续发展了五千年，与较好的“广义的管理”有关，与“象科学”有关。“象科学”对中国今后的和谐社会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除书中论述的兵学、中医等以外，自然科学中有许多方面可作为象科学的佐证。举数例如下：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有着十分丰富、质量极高的自然史料，具有系列长、连续性好、地域广阔、类型多样、综合性强等优点。这是中国古人留给今人，贡献给世界的一个特殊的自然史信息宝库，有着广泛的现代科技价值，至今尚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以往，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下，这些史料仅仅用于研究不同历史时代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而在整体有机观的主导下，一些中国学者开始用于地震、干旱、蝗灾、潮灾、大疫等灾异的时间整理（年表）和动态分析，发现了大量自然现象间的相关性。其最杰出成果是“自然灾异群发期”和“灾害链”的发现，发展了以时间研究为主的历史自然学。象科学的提出为研究中国古代史料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将使中国古代史料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发挥特殊而巨大的作用。
又如严重天灾（洪灾、地震等）的预测是世界科学难题，只依靠西方还原论科学的方法,无法解决它们的预测问题。这使一些美国学者得出“地震不能预测”的错误结论。但是，中国学者在天灾预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翁文波院士在1984年出版的《预测论基础》一书中，应用6个洪水发生年份的数据，建立可公度性公式，做出预测：1991年要有大洪水。实际果然应验，在1991年，长江、淮河一带发生了罕见的洪灾。类似的只用为数不多的年代数据，成功预测大洪水、大地震等天灾的例子很多。它们表明：对西方科学关于时间的基本观念应重加审察。象科学所提倡的“以时间为主”、“揭示世界现象层面的规律”的新观念，有可能从理论上来解答这些难题。
30亿年的生物演化表明：生物多样性增加是生物进化史上的主旋律，它促进了生物圈的兴旺发达。而生物界的绝灭事件和辐射事件的成对出现，是生物进化史上的幕间的变化，反映了生物史上的新陈代谢。基于这一生物界的发展规律的启发，我们可以认为：世界文化（科学等）发展史也是以多样性增加为主旋律，以各国各民族文化共生、互补的发展趋势为主，而文化的激烈冲突和激烈消长只是文化发展史上的短暂现象。
当代西方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正面临根本性的挑战。郭汉英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以相对论体系和量子理论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对于空间、时间和宇宙观的认识，正面临实验和观测提出的全面挑战。依我们的看法，《中国象科学观》中有关“时间”的论述，将为应对21世纪西方科学面临的危机、促进我国科学的原始创新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
中华传统文化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是另外一种认识体系。中国文化（科学等）不能像原来那样再受制于西方文化中心论了。西方科学中心主义的观念必须改变。
“象科学”的提出是当前学术界的一个重大进展。《中国象科学观》将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一个切实的有效的理论体系。十六年前，他的《中国系统思维》出版对中国学术界就有较大影响，而本书的作用将会更大。
人类社会各民族发展的途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两大思想体系有本质不同，在科学方面也有很大差异。它们在人类历史上曾先后各领风骚，今后也将各放异彩。
在21世纪，中国传统科学体系必将发扬光大。21世纪将至少是中西两种主要科学思想体系互补和交辉的世纪。 2006年8月于北京
序 二
彭贤由于《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一书，对长林先生虽早有耳闻，但真正认识还是由于组织1998年“第三届全国传统医学、传统生命科学学术研讨会”。对于正困惑于——意识的研究科学吗？——这样一个理论问题的我，他的哲学论文《中医启示人类，重新审视科学》着实让我眼前一亮：“古老的中医学不仅向现代医学提出了挑战，而且正在动摇着某些所谓正统的科学观念。”如今，八年过去了，这篇论文已经演成了资料翔实、论证严谨的专著（据作者说，该书准确的萌生时间是早在十八年前）。关于“中国象科学”的研究显然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它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有没有科学？我们该如何理解科学？什么是“象科学”？读者诸君可以通过对该书的耐心研读得出自己信服的结论，无须我越俎代庖。而我想与您分享的，只是本人在学习心理学时，惊喜地发现的与该书思想相共鸣的一些心理学大家的思想理念，这也许是东西方求真者自然的交集吧？
交集之一荣格谈中国式的科学
分析心理学大师，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Jung,1875～1961)明确指出，中国有自己的科学，与西方科学相比，它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他说： 几年以前，当时的不列颠人类学会的会长问我，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我说，这肯定是一个错觉。因为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他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德〕卫礼贤、〔瑞士〕荣格著《金华养生密旨与分析心理学》，通山译，东方出版社（北京），1993，第143页。 荣格的这一论断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只能有一种形态的观点。他所说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是指建立科学理论的思维方法和认识选择存在根本差异，它们是产生不同科学形态的基础与原因。荣格进一步指出： 我们的科学是建立在以往被视为公理的因果法则上……我们没有充分体认到：我们在实验室里，需要极严格的限制其状况后，才能得到不变而可靠的自然律。假如我们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我们可以见到截然不同的图象：每一历程或偏或全都要受到几率的干扰，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因此在自然的情况下，能完全符合律则的事件反倒是例外。正如我在《易经》里看到的，中国人的心灵似乎完全被事件的几率层面吸引住了，我们认为巧合的，却似乎成了这种特别的心灵的主要关怀。而我们所推崇的因果律，却几乎完全受到漠视。我们必须承认，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人类费了无比的精神，竭力要击毁且限制几率所带来的祸害。然而，和几率实际的效果相比之下，从理论上考量所得的因果关系顿时显得软弱无力，贱如尘土。荣格著，杨儒宾译《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206～207页。 我们知道，精确具体的因果关系，只有在严格限制的实验室里才能弄清楚，也只有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才能准确地重复。然而在自然不加限制的条件下，也就是“让事物顺其本性发展”，那么在实验室得到的严格的因果律则，则不可能以纯然标准的形态显示出来，因为在自然的状态下，事物必定受到来自内外环境的多方面因素的随机干扰。所以，越是在严格条件下获得的越是精准的规律，在自然状态下就越是失去效验。
人的心灵是最复杂最活泼最必当在自然条件下去探究的对象，所以作为人类心灵忠实的探险家，荣格能睿智地指出《易经》代表了另一个科学系统，是伟大中国科学的“标准著作”，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笔者认为，荣格的这一观点与长林先生之《中国象科学观》的中心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交集之二罗杰斯的梦想——“现象的人类科学”
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 1902～1987）在《卡尔·罗杰斯论会心团体》中专门论述了会心团体对科学的挑战。他说： 现在，我们生活在充满众多强力、活力及精力的现象中。科学的进步与提高，常常就是为了研究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但是，我要问的是，我们能不能发展一种“人性科学”，以便研究在会心团体中所产生的那些充满动力的微妙状况？至今，依我来看，人们很认真很努力地在做研究和调查，但是这些只代表了他们脆弱而跟不上时代的企图。许多研究结果看似很有分量，但实际上却是一点意义也没有。人们所碰到的挑战是，必须发展一种“现象的人类科学”（Phenomenological human science），以便能更实际地对人类活动的领域，作一个真确的说明。卡尔·罗杰斯著，张宝蕊译《卡尔·罗杰斯论会心团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65～167页。 发展一种“现象的人类科学”是罗杰斯的梦想，这个梦想如何才能实现呢？罗杰斯说： 我没有答案，但是我可以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假如我们将每一个研究对象当作“调查者”，也就是说让他成为“共同”的研究者（coresearch），而不是仰赖所谓研究者来调查在“被试”身上所发生的变化。用一般的研究方法来做研究时，一旦被研究者成为“被试”，从那时起，他就会开始发展出自己对此研究目标的幻想。之后，随着他的特性及对研究人员的感受，他或者合作，以帮助研究人员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或者不合作，以使研究失败。现在已经有大量研究材料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为什么不让被研究者成为研究小组的成员呢？
或许有人会说“这不是科学”，但我并不受这种说法的干扰，因为任何调查，只要是无偏见的，可以交流的，可以重复的，它们就是科学。我相信，如果能很真诚地将这些被研究的人员视为我们的研究伙伴，他们的洞察力与能力，会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及学习人类的神秘性。卡尔·罗杰斯著，张宝蕊译《卡尔·罗杰斯论会心团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65、167页。 依罗杰斯，这样的方法“虽然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它“的确是我们正在发展的一个更适合了解人类科学的途径”。罗杰斯的梦想——“现象的人类科学”与长林先生的“象科学”究竟是个什么关系，笔者不敢妄下断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二者存在着交集：他们都是努力寻找现象层面的规律，反对把研究对象看作纯粹的客体……主张将主体与主体间的互动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
罗杰斯认为：他同马斯洛（Maslow）、梅（May）、齐克果（Kierkegaard）以及布伯（Buber）等先行者们的存在理念，“与目前的舞台戏剧产生共鸣，譬如舞台剧《头发》（Hair），该剧在演出时鼓励观众在观赏的同时也亲自上舞台与演员互动并参与演出。显而易见，这个世界是依着存在主义哲学的理念而走的。”卡尔·罗杰斯著，张宝蕊译《卡尔·罗杰斯论会心团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165～167页。当最近读到罗杰斯的这段话时，我立刻想起八年前与长林先生初识时，他曾告诉我，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中西方戏剧的分水岭——有没有“第三堵墙”（布莱希特语）。看来舞台剧《头发》（Hair）是冲破西方戏剧的固有范式（独白式的、有“第三堵墙”的），向中国戏剧范式（对话式的、没有“第三堵墙”的）变异的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罗杰斯的观点和肯·威尔伯(Ken Wilber)所主张的“广义科学”“对话式的科学”、彼得·圣吉（Peter Senge）等提倡的“连结的科学”，这一类整合科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象科学”很像是同一曲交响乐的不同篇章。
鉴于已有的西方科学范式对于研究心理学时的局限性，罗杰斯将活生生的人类心理之研究寄希望于“现象的人类科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威尔伯也认为现代性的危机正在于，“科学（独白式的），这头蛮牛闯进了意识的瓷器店，把艺术、道德、冥想和灵性打翻了一地”肯恩·威尔伯(Ken Wilber)著，龚卓军译《灵性复兴——科学与宗教的整合道路》，台湾，张老师文化出版社，1998，第106页。……而《中国象科学观》立足于中国智慧传统——中医学、孙子兵法、易学、道学等，从思维方式、主客关系、认识方法、规律形态和实践效果诸多方面对“中国象科学”和西方现代科学做了系统认真的比较，证明中国的认识路线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其中虽然并未过多涉及现代（西方）心理学的问题，但由于中国的科学：心学、气学、中医、生态学（如堪舆）、农学，等等，本来就是对话式的、主客相融天人合一的（自然的连结的整体），并且在相关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很成熟的理论和实践，而长林先生这么多年的努力目标，也正是对中国这一伟大传统的准确揭示，所以，笔者相信，就像荣格、马斯洛、罗杰斯、威尔伯等西方心理学大师能受益于中国传统一样，《中国象科学观》定会让中西心理学界具有罗杰斯般人文情怀的求真者们事半功倍。
交集之三肯·威尔伯等的整合视野
肯·威尔伯（Ken·Wilber 1949～），是当代著名的超个人思想家和理论心理学家，当前美国学术类著作最畅销的作家。他构建了一种以心理学为基础，扩展到人类学、社会学、知识论，最后延伸到宗教和哲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帮助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一个由空性含摄知识万有的整合见地，被认为是第一位在理论上圆融整合东西方心智文化，并且身体力行的开创性历史人物——当代哲学思想界最为全面与深入的人。所谓全面是指其哲思的全象限性（AllQuadrant）；所谓深入是指其哲思的全层次性（AllLevel）。前者源于对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精神“精细分化”的提炼，后者则是对东方常青哲学“存有巨链”的总结。
威尔伯认为人类认识事物的立场和方法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方面：第一，感官（身体）之眼的立场，使用的是传统科学的方法，针对感觉动作世界。典型代表如物理学、生物学、神经学等；第二，理智或象征（心理）之眼的立场，使用诸如逻辑、数学、符号学、诠释学、现象学、系统分析、生态学方法。比如心理学对个案的分析，很难以物理学的规则为准绳；第三，沉思（精神或心灵）之眼的立场，使用的是静修默观的方法，如顿悟、入定、灵知等灵性体验，这一层次只能用主体间的验证来评估（印证）。每一种方法都只在它自己的领域有效，三类知识具有不可通约性。如果相信默观沉思的知识可以还原为理智的知识，或者理智的知识可以还原为感觉行为的知识，就会导致范畴错误，并丢失各自领域的特有信息。
简言之，威尔伯将世界上已有的求真学问归纳为：独白的科学（感官体验科学）、对话的科学（心理体验科学）与默观的科学（灵性体验科学）三大类型，并明确指出西方科学“独白式的狭隘，及其计算的疯狂”排挤“对话”、窒息“默观”的缺陷与恶果——平地化（flatland），鼎力推出一种建构主义后现代式广义科学的整合思想与理念，期望未来的科学： 研究深度神秘体验时，可以像研究地质学一样行得通；研究道德理想，可以像研究生物学一样有成效；研究诠释学，也可以像研究物理学一样可资信赖。这些领域，不再需要化约在其他领域里，委曲求全地迁就某些“新典范”，或为了“适应”某些整合宏图，让自己面目全非。每个领域将如实呈现，获得自身应有的尊严、自身的逻辑、自身的建构风格、自身的形态、结构与内涵，同时，借由直接的体验与明证——深层的经验论，每个领域亦得以互通声息、相互契入，于是，所有的知识皆以体验为根据（体验不只有感官方面的，还有心智体验、灵性体验），任何主张无不以可检证性为基础。肯恩·威尔伯(Ken Wilber)著，龚卓军译《灵性复兴——科学与宗教的整合道路》，台湾，张老师文化出版社，1998，第275页。 这无疑是一场科学的革命。英雄所见略同，在西方，受益于东方传统智慧和灵修实践，并力图为全人类的福祉而积极推动这场科学革命的人物中，《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Peter Senge）是又一个典型，圣吉以系统动力学探讨人类发展的困境与危机，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局部片段的思考方式，造成了切割的世界观，使我们丧失了与周遭世界的一体感（天人合一感）。波姆也认为，这种分割是“世界正在面临的社会、政治与环境危机的隐藏源头”DBohm and MEdwards, Changing Consciousness: Exploring the Hidden Source of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Facing the World(San Francisco:Harper,1991),p6.。圣吉等在《修炼的轨迹》中倡导用“连结的科学（整合性的科学）”、“新世界观”救治由于原子论的思考模式所导致的“分割的科学”、“分割的世界观（旧世界观）”所带来的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困难问题。认为： 连结（connectedness）是新世界观最重要的特征，显现现象的“外在世界”与生活体验的“内在世界”间的连结，最终是人与人之间、人类与更广大的世界之间的连结；连结是宇宙的组织原则。虽然哲学家与灵性导师早就谈到连结，但是以科技在现代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连结的科学世界观”可以产生全盘的影响力，“让整体转变”。
新的整合性科学（integrative science）源于20世纪初物理学的相对论与量子革命。但是它也来自物理学、生物学、认知心理学与医学等学科近年的发展。西方根基稳固的科学界里，有许多创新者对它的发展诚然贡献良多，但是西方科学之外，也有一股影响力在日益增长，例如，非西方医学与原民科学（native science）传统。其实，在这个阶段，对更具整合性科学世界观的重要面向，各界仍然缺乏共识，包括它的本体论（ontology，对事物本质的基本假设）、认识论（epistemology，对认识的基本假设）与方法论（methodology）。彼得·圣吉（Peter Senge）、奥图·夏默（COtto Scharmer）等著，汪芸译《修炼的轨迹》，台湾，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第252～253页。 缺乏共识，其实是不可避免的：牛顿-笛卡儿科学范式，也花了两三百年的时间，才逐渐渗透到全球的主流社会。毫无疑问，眼下这项最新的科学革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会是新旧事物的综合体。而且这个革命不只与“科学家”有关，更和我们每个人有关，这不仅是科学的变革，还涉及人性和社会面向的变革。所以，几乎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分而不分）都有机会参与这场讨论与对话，即便想使其中最基本的分歧在主流社会达成共识，恐怕也要再过若干年月。依长林先生和“天地生人”学术圈的一些学者的看法，这场涵盖广泛的伟大变革与进化，历史地会由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来导航，其意义有如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这一看法，我是完全赞同的。而《中国象科学观》这样一本代表中国传统医学与中华原民科学（Chinese native science）传统的、原创性科学哲学著作，无疑会在思想理路上，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方法论的方方面面，为我们提供极为珍贵和系统的帮助与参考。
以上分享了与该书思想相共鸣的一些心理学大家之思想理念的点滴资讯，以及本人的一些看法。须要特别强调的是，古老的“中国象科学”蕴藏深广；世纪之交西方各种新思潮也风起云涌，让人应接不暇。这两方面本人所知所见都极为有限，难免“雾里看花”，不够清晰准确。西方新思潮所倡导的各种整合科学的思想理念与“中国象科学观”究竟有何异同？还请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比对与研究，相信您一定可以找到自己与它们独特的对话视角、沟通契机和互译语言，并感受其中的情感共鸣。我崇尚罗杰斯的一句话：“这个世界将是更人性的，也将是更人道的”。面对神奇的生命和复杂的个体，莫测的境遇和瞬息万变的现象界，能够在后现代语境中构建“象科学”——这样一种更人性／灵性的认知范式，突破现代科学范式之局限，纠正其偏颇，不能不说是科学理论的一种进步。希望您与我一样：“乐见此书之问世”。 2006年7月30日于孔子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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