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德法并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从而，法治和德治的问题一时间成为学术界和全社会普遍关注、讨论热烈的话题。对于曾饱受“人治”（德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之痛、刚刚走上法治之路、法治建设尚不完善的中国来说，“德法并举”治国方略的提出意味着什么？从理论层面看，作为社会治理的两种方式，法治和德治在现实的国家（社会）治理中是否可以人为选择？法治和德治两种方式是否绝对分离互不相干？人类社会治理历史有无规律性？“德法并举”合乎规律吗？从实践层面看，何为德治？“以德治国”会重蹈“人治”覆辙吗？强调德治会冲击和干扰法治的建设吗？法治和德治在社会治理实践中真实的关系是什么？实践中怎样坚持“德法并举”？如此众多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突显了法治和德治问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法治与德治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的论断，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一再强调要大力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实施依法治国和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由此可以看出，研究法治与德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探讨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把握人类社会的治理规律，破解“德法并举”的内涵，也正是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实施治国方略的紧迫需要。
　　当前对于法治与德治的研究，主要有这样一些重点：注重对法治本身的研究，即从制度和技术路线层面如何确保法治的有效性，如对宪政本身的设计；注重对法治文化的研究，即从价值、习惯、公共意识的层次来探讨法治何以可能；注重对制度和伦理的关系的横向研究，探讨制度如何获得伦理的支撑；注重对法治与德治如何相互补充的研究；注重对应用伦理和普世伦理的研究等。无论从哪个角度的研究，对推动依法治国和新型道德体系的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我们认为，法治与德治作为人类社会治理的两种基本方式，是伴随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变化发展的，是具有动态性和历史性特征的范畴。因此，研究法治和德治问题，首先应该纳入历史和辩证的视野，在廓清二者作用和关系演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去准确把握法治与德治运动的规律，从而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法治和德治建设提供理论的指导。
　　基于这样的理解，本书关于法治与德治问题的研究是在历史的视野和哲学的语境中切入和展开的。首先通过对原始社会、私有制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法治与德治的存在方式、运动轨迹进行历史梳理，揭示了法治与德治在人类社会治理史上所经历的从互动到从属再到互动的变化过程，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合—分—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运动规律。进而考察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过程，分析了从“人治”到“法制（治）”再到“法德并治”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时，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法治与德治内在统一的互动关系，进一步阐述了这种互动关系是一条以人为中介和主体的“法治—人—德治”的双向关系链的观点。据此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法治与德治的建设和实施必须回归“以人为本”的路线。
　　以社会主义法治和德治的内在统一的双向互动关系为前提，我们对当前我国法治、德治建设的历史方位、发展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法治建设方面，主要通过对中国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这一法治建设历程的分析，认为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把法治作为政治文化来建设的阶段，指出作为政治文化的法治的生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法治文化的建设。认为必须抓住法治文化意识形态这一属性，坚持以人民民主和党的领导为核心内容；必须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取向，以民主与集中为核心理念，以培养公民意识为支撑点，合理萃取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来构建现代法治文化。同时客观分析了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必须具备的现实条件，一是要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进一步推动城镇化、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二元经济模式，为中国法治政治文化的构建提供厚实的生产活动条件；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由制度建设推动法治政治文化建设；三是要推进依法治党和依法行政的建设，为法治政治文化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组织保证和推动力；四是加快推进以德治国工程，加强社会主义新型道德的建设，为法治政治文化的生成和牢固确立提供源源不断的合理性支持。
　　德治建设方面，主要从当前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困惑”分析入手，分析了造成当前道德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一是传统道德文化在经历了种种变迁与冲击后发生了嬗变，从社会前台走到了后台，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某种程度上支配着国人。随着社会结构根本性的转变，传统道德的支配作用日渐削弱。二是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在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后，其超阶段的、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弊端已经完全显现，它面临着“从天上到地下”的嬗变过程。三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孕育着新的道德文化，但并未成型。四是落后的道德建设与快速发展的法制建设相比，也存在许多冲突。据此，我们提出了道德体系建设的路径和策略，就是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创造性地吸收和转换中华传统道德，如“天下为公”、“仁爱万物”和道德力行精神，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大胆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市民—国家”思维模式下的伦理文明；要及时总结法治建设的成果，把业已形成的最新法治文化纳入道德体系中去。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力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原则，致力于廓清作为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法治与德治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以及如何利用这些规律来看待当前我国法治和德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并尽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希望能够以此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