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恩大学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博士教授： 中文版序 中国的现代精神，从本质上来讲应当归功于翻译。自近百年以来，整个西方的知识都被“翻译”到了中国。今天如果谁要是走进中国的书店的话，他一定会惊讶不已：西方的每一部著作，无论是对中国持批评的态度，还是一些保守的意见，都会在原著出版没有多久就会被译成中文。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文化或日常生活，政治或宗教，中国读者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到西方以往的思想以及那里的新近出版物。 这一翻译的激情由来已久。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近两千年前佛教传人中国的时代。从那时起，中国不仅翻译了佛经，同时也把佛像“翻译”了过来。中国并不只为自己的文化和文明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同样也为整个人类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因为如果没有中国在翻译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话，那今天的佛教，确切地讲，这一从中国传到朝鲜、日本进而对世界产生影响的佛教，也就不复存在了。在这里，中国的贡献显然不只在翻译。中国不仅仅翻译了佛教，也在宗教、哲学以及美学诸多方面发展了佛教。
赫尔穆特·吴黎熙在生前总是不遗余力地向人们介绍亚洲的艺术。他已经习惯于在座无虚席的房间里做他的报告了，并向他的听众展示幻灯片以及他所收藏的艺术品。这部堪称经典之作的论著，所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是吴黎熙的专长：印度和中国西藏的佛陀造像。至于真正的东亚佛像，它是如何在早期由中国内地对朝鲜和日本产生影响的，在这里并没有作为主要内容来予以讨论。这一点我们是没有理由来责怪作者的。因为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内涵太丰富了，如果要同时兼顾两者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明白人是很容易谅解作者的，并很乐意去了解这位在这方面的专家所能向我们提供的知识。我们感谢中国的读者，同时也还希望他们能做进一步的探索，从而使得完整的佛陀造像艺术能够问世。
波恩，2000年圣灵降临节 顾彬
赫尔伯特·海特尔(Herbert Hartel)博士教授：
序
选择“佛像解说”作为一本书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大胆的探索精神，因为读者对这一主题有着自己的设想。佛像之历史可以追溯至大约两千年以前，由于作为宗教的佛教从小乘到大乘之转变而使之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从中产生了大多数是印度之外的艺术流派，这与亚洲各不相同的佛教国家之艺术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鉴于佛教所传播之趋势，对佛陀的宣传及评价早已不是他自己的本来面目了，而是在艺术史上后造出之艺术形式。赫尔穆特·吴黎熙的见解特别值得赞同，他以自己缜密的治学态度给予了印度早期艺术流派中佛陀造像之肇始、发展以应有的位置，并将这一题目的范围处理得恰到好处，比如对佛像艺术在远东以自己的方式所作的强有力的发展，他并没有进行大书特书。如同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从开始就已是各种教义林立一样，在佛陀造像中也折射出了这样一种现象，其艺术形式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而使佛陀由现世的传教师变成了神界之典范，进而成为大慈大悲乐于助人的神。希望这部著作以其文字、说明以及所精选之图片，能让读者以及研究人员感受到这一主题的一丝魅力。作为多部著作的作者，赫尔穆特·吴黎熙一再被证明他是亚洲文化的通才。我相信，他的这一部新书一定能够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赫尔穆特·吴黎熙(Helmut Uhlig)：佛陀及其造像
题 记
佛陀也许是基督之外在世间造像最为丰富的人物了。两千多年以来，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有无数的人在为佛陀制作圣像。有一些佛像对过去的人来讲是神圣的，但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却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了。从根本上来说，所有这些造像——尽管佛陀本人从未想到过要为自己造像，并且在当时也许是不允许的——跟佛陀的教义都是相左的。
在这期间不但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佛陀造像，而且也发展成为了一门佛教艺术的学问。除了今天市场上充斥的大量粗制滥造的成批量生产的佛像之外，还有一些长久以来一直陈列在精心设计的漂亮展室中，以及有印度风格的珠宝店里，事实上它们已经跟原始宗教的意义并没有什么关系了，而是被看做世界艺术的杰作而已。奉献在您面前的这一部书，无论如何我不希望被看成是一部佛像的艺术史，而是作为一种尝试，从其宗教的内在联系出发，来理解、把握插图中那些生动的佛陀及其化身的造像。
译 后 记
前天刚刚把《佛像解说》的译稿校完，这件拖了好几年的工作总算是告一段落了，我心里自然也一下轻松了许多。
大约是1990年的时候，当时我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教书，我的朋友PieterWelge从德国给我寄来一本有关佛陀的画册——《佛像解说》。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这部精美图册的时候，真的为那些大都是我从未见过的造像所震撼了。那时我除了在大学里教书外，还给香港的一本佛教刊物写点文章。那本佛教刊物经常用精美的佛像或寺院建筑的照片做封面或封底，所以我也试着将《佛像解说》的一部分彩色的照片的解说译成中文。这便是翻译这本书的开始。
1994年我作为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访问学者第一次到德国玛堡(Marburg)大学做佛教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玛堡大学的宗教收藏室(ReligionskundlicheSammlung)中看到了萨尔纳特那尊著名的佛陀初转法轮的坐像的复制品，那一瞬间我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静止了，自己完全被这尊出自笈多王朝(公元5世纪)的艺术杰作征服了，尽管在这之前我在图片上无数次见到过这尊佛像。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后来我在读到《佛像解说》中有关“笈多王朝及佛教的古典主义”一章的第一段时，不禁拍案叫绝，因为作者吴黎熙竟然有跟我类似的感受(见本书第36～37页)：
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在萨尔纳特博物馆，站在萨尔纳特那尊著名的坐佛(图56)面前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完全被征服了。我似乎在还未意识到这一古典主义的每一特征时，便感觉到了这件成功的艺术杰作表现手法之独特性、卓越性，这绝不仅仅表现在佛陀的面部表情上，其身体的所有部位以至于松松的相互叠加在一起的双手的指尖，都被刻画得极其细腻入微。此乃进入大解脱者的写照。忍受一切、固守着自我的道路、回向于内心，这一切乃印度笈多艺术之特征，也是印度佛教古典主义之标志。
这尊佛像仿佛被一种异常宁静的氛围所包围着，佛陀的面目表情恬静、安详，眼帘下垂作沉思状，上唇薄而嘴角上翘，下唇相对较厚并微微向外翻出，浮现出发自内心的微笑，并同时流露出了回向于内心的神情。跟犍陀罗粗犷、朴素的风格相比较，笈多时的佛像则更含蓄、细腻，更富于哲理。(有关佛像艺术在印度的发展，吴黎熙在本书中有很详细的论述，在此我就不再重复了。)
1994年之后，我多次来欧洲，每次到一个地方，首先要看的都是当地的有关东方艺术的博物馆。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的东亚和印度展厅、巴黎基梅(Guimet)博物馆以及科隆的东亚艺术博物馆，我看到了如此之多的佛陀造像中的精品、杰作，而这一切大都是国内学者所不易看到的。这之后我又捡起了《佛像解说》的翻译，因为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便是甄选了海外特别是西方博物馆或私人所收藏的佛像。其次，本书学术化的解说使读者对佛教艺术在印度以及南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个整体的、清晰的把握。对“小型铸像之金属分析”，则更典型，如此科学化的分析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此外对每一帧佛像的解释，作者都力求给读者以尽可能多的提示。详尽的图像说明，使得每一件艺术杰作重又活生生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当然，这部著作基本上是以欧洲大陆所藏佛像为出发点来作介绍的，偏重于印度和中国西藏的佛教艺术，对中亚其他地区的艺术只是一笔带过而已。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但对于多方面的读者之需要来讲却很难顾及得到。比如在论述阿富汗的佛教遗迹时，只介绍了巴米羊石窟，而其他如贝格拉姆等则基本上未能涉及。有关西域佛教遗迹的情况也是一样。再有，作为民族学学者、艺术史家的作者吴黎熙，对印度学、藏学的知识虽然很渊博，但他毕竟不是印度学学者、藏学家，所以在行文中较多地使用了二手资料。藏文、梵文的写法体例不是很统一，并且有一些明显的错误。(如“索引”中的“Samghogakgyaschmuck'’显然是将“Sarnbhogakgtyaschmuck'’一词误植了。)但无论如何，作为第一部用德文全面系统阐述佛像历史发展的著作，还是很值得介绍到中国来的。尽管这本书出版于1979年，(我曾设法通过德国汉学家HenrikJiiger想跟Safari出版社取得联系，但Jgger告诉我，这家出版社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未在同类出版物中发现超过这一本的著作。这也是我在多年后之所以又重新选择来翻译这本书的原因所在。
《佛像解说》一书的德文原名为：DasBilddesBuddha，直译成中文是“佛陀之像”。我觉得这样一个中文译名不能完全表现出这本书的特色来，所以改译成“佛像解说”，因为对每一幅图像极为详细、系统的解说，正是本书的独特之处。
书中的译者注，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加上的、尽可能短的注释，并且在注释之后都署上了“译者注”。
本书能够问世，首先应当感谢我的朋友薛晓源，没有他的鼓励和鞭策，这本书的译稿肯定还躲藏在我电脑的软盘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余顺尧先生在审稿时发现了很多问题，他将这些问题写成了长达27页稿纸的“读稿札记”，真的令我感动不已。波恩大学印度学系(1ndologischesSeminar)的P．Wyzlie先生在梵文、巴利文以及藏文的汉译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汉学系(SinologisehesSeminar)的顾彬(W．Kubin)教授欣然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了序。以上诸先生、前辈对译者帮助很大，感荷实深，谨此致谢!
李雪涛
2000年5月20日于德国波恩BadGodesberg寓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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