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Criticize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3. The World Well Lost .................................................... 99
4. Overcoming the Tradition: Heidegger and Dewey .......................... 116
5. Privileged Representations ............................................. 143
6. Philosophy Without Mirrors ............................................. 182

　　　　　　　　　　　　　　3. Pragmatism and Method
7. Method,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Hope ................................ 215
8. Pragmatism without Method .............................................. 238
9. Pragmatism as Anti-Authoritarianism .................................... 259

　　　　　　　　　　　　　　4. Irony and Solidarity
10. Solidarity or objectivity? ............................................ 275
11. Private Irony and Liberal Hope ........................................ 291

　　　　　　　　　　　　　5. 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
12. Habermas and Lyotard on Postmedernity ................................. 319
13. Rationality and Cultural Difference ................................... 337

　　　　　　　　　　　　　6. Pragmatism and Intellectuals
14. A Spectre is Haunting the Intellectuals: Derrida on Marx .............. 357
15. Religious Faith, Intellectual Responsibility, and Romance ............. 370
16. Universalist Grandeur, Romantic Profundity, Humanist Finitude ......... 393

Appendix：Rorty's Main Publications ....................................... 413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新实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虽然他的思想复杂多变，没有完整的体系，而又“剑走偏锋”，屡遭争议，一直被排除在美国主流哲学之外；但由于其思想的丰富与深邃，清晰与严密，特别是否定性、批判性的思想穿透力，因而仍然被视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为著名的十大哲学家之一。
　　罗蒂1931年生于美国纽约，1949年、1952年分别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学士、哲学硕士学位，1956年获得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弗吉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1979年曾担任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主席。其主要代表作有：　《哲学和自然之镜》、《偶然性、反讽和协同性》、《战胜传统：海德格尔和杜威》、《协同性还是客观性?》、《哲学作为科学、作为隐喻和作为政治》等(请参见书末的《罗蒂主要著作目录》)。
　　罗蒂是从分析哲学阵营中走出来的新实用主义哲学家。他开始哲学生涯时，正是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在学术界占压倒性优势的时候，在这种学术氛围熏陶下，他早年的学术研究也集中在分析哲学上。1967年，他编选了著名的《语言的转向》一书，撰写了长篇导言《语言哲学的元哲学困境》。此书的发表，加上其他一些相关论文，使之成为了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佼佼者，受到学界瞩目。
　　在从事了20多年的分析哲学研究之后，罗蒂逐渐拓展研究领域，转而反省、清算、抨击分析哲学，甚至全部传统哲学。罗蒂认为，西方传统文化是本体神学传统的文化，是以科学、哲学(认识论、反映论)为基础的文化，是贯彻了理性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实在论、表象主义等诸多形而上学原则或假定的文化。他继承了尼采、杜威和海德格尔等关于文化的非科学化、非哲学化、非神学化的传统，对反映这种文化的、以罗素等为代表的早期分析哲学、以胡塞尔等为代表的早期现象学进行了猛烈抨击。同时，他又试图从晚期(如后期维特根斯坦、奎因等)的分析哲学、现象学和解释学中，发现一种一直被认为是对立的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的沟通、合流趋势，从而在不懈地反传统中开辟出一条新路，并最终为未来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设计出一个新的自我形象。
　　在罗蒂看来，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哲学是一种奠基在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之上的“自然之镜的哲学”，其认识论中包含着这样一个隐喻：心灵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可以准确地反映现象背后的绝对实在，获得各种各样或准确或不准确的表象；如果没有这面镜子，作为准确再现的知识观念就不会出现。哲学家的工作就是通过审视、修理和打磨这面镜子，以获得正确的表象(超越意见的真实知识)，再现心灵以外的事物(参见《特殊表象》)。
　　罗蒂深入批判了西方哲学中这种根深蒂固的唯科学主义传统和镜像哲学。罗蒂反对基础主义，认为基础主义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第一原理”，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从而把认识的可靠性建立在非人的客观基础之上，认识成为一种根本排斥人的主动参与的活动，于是人逃避了责任，人也变成了物。因而为存在和知识提供基础的事业，“已经灾难性地失败了”。罗蒂也反对本质主义，认为真理不是具有本质的东西，也不可能用来指导一切，“人们说出事情的方式比占有真理更重要”，值得羡慕的不是那些已经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人，而是善于成为人的人。罗蒂还试图摧毁人们对“心灵”的信任，对“知识”的信念，对以认识论为中心的系统哲学的信任。他希望终结以追求所谓“客观真理”为目的的“自然之镜的哲学”，而代之以所谓的“教化哲学”。他认为，教化哲学的目的不是发现什么真理，而是为了平等地对话，将谈话进行下去，而智慧就是维持谈话的能力。教化哲学是一种无基础、无中心的活动，反对企图借助某种特殊表象求得普遍公度性，从而居高临下地要求对话者洗耳恭听，或结束谈话。教化哲学不把哲学看作一门学科，一种专业技术知识，而认为哲学只是出现在人类对话中的一种声音(参见《无镜的哲学》)。
　　罗蒂在批判传统哲学、倡导教化哲学的同时，又深受胡克和杜威的影响，秉承美国哲学主流——实用主义的传统，发展了一种与上述思想一致的新实用主义(虽然他很少自称为“新实用主义者”)。他认为，实用主义是一种反本质主义，是就真理问题说些有用的话，这些话“不是理论的词汇，而是实践的词汇，不是沉思的词汇，而是行动的词汇”。实用主义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二元论，“在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真理和关于实际上是什么的真理之间，没有任何认识论的区别，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区别，在道德和科学之间没有任何方法论的区别”实用主义关注的核心是“对话”——既然否定了“客观基础”、“客观本质”，不存在“大写的”真理，不存在绝对的权威，一切研究都是可错的，那么，对研究的制约就只可能来自于反对意见——对话。
　　罗蒂追随尼采试图用文艺、文学取代哲学(科学)作为文化中心的思路，更进一步，力图从根本上否定寻求某一学科(如自然科学或哲学)为文化中心的努力。他认为，如果说，启蒙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是后神学文化，那么，对传统哲学的否定与超越，将颠覆处于诸学科层系之巅的哲学，导致一种后哲学文化。在罗蒂看来，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和杜威为建立这样一种后哲学文化提出了纲领，而奎因、塞拉斯、戴维森、赖尔、马尔库姆、库恩、普特兰、福柯、德里达和哈贝马斯等，则为实现这一纲领提供了工具。在后哲学文化中，大写的、作为“科学皇后”、作为其他文化(如科学、政治学)之基础、作为文化评判者或仲裁者的哲学消失了，哲学不再为人们的直觉和约定习惯提供根基，哲学不再是与科学竞争的、或拟科学的体系建构。哲学只是作为文化的一个部门而存在，作为文化的一种样式而存在，只在于帮助人们摆脱陈旧过时的语汇和态度。哲学家并“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更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同工程学和法理学相比，哲学并不具有更多的能力处理自己的事务，文学、艺术、政治学等可能比哲学更为重要，诗人、小说家、艺术家等应该分享哲学家和科学家曾经拥有的声誉与光环。
　　与反传统哲学、反分析哲学相一致，近些年来，罗蒂的学术兴趣自然而然地从“专业”哲学领域转向了政治、法律、道德、文学、艺术、宗教、文化等非哲学领域。在新哲学观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了诸如自由主义政治观、平庸主义法律观、非原则主义伦理观、种族中心主义、实用主义的女权主义、宗教观的私人化主张等广泛而“怪异”的观点，与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博德里拉等一道，成为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也不再是一位学院派哲学家，而积极地践行自己的哲学观，自觉地与各种哲学的或非哲学的思想流派进行对话。这种无法归类、“离经叛道”的行为，虽然受到了学院哲学家的激烈批评、讽刺与排斥，然而却自有其不容低估的意义。也许，哲学家的“非学院化”的工作方式，才是哲学——特别是已经充分技术化、非专业哲学家无法弄懂的学院哲学——满足社会需要、服务于社会的有效方式。
　　正由于罗蒂反对、抨击分析哲学和传统哲学的态度，正由于罗蒂试图发动一场西方哲学、西方文化的根本性变革，正由于他的新实用主义十分独特，与古典实用主义缺乏足够的“相似性”，因而一直颇受主流哲学界的非议。例如，他在世界分析哲学中心之一的普林斯顿大学期间就十分孤立，1982年被迫离开，转投弗吉尼亚大学担任人文科学凯南讲座教授。当然，罗蒂也从未放弃过反省与批评，他的一生，一直都在与来自左的或右的、唯物的或唯心的、传统的或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哲学观念进行斗争，包括与他自己的过去进行斗争。
　　或许，我们会发现罗蒂著作中的许多错误、前后不一致，许多哲学家也不会认同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恐怕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位现代哲学家、思想家，已经无法回避罗蒂，无法忽视罗蒂的否定性批评，无法无视罗蒂思想的转折性意义。
　　罗蒂的著述极为丰富，作为一位在世的哲学家，他仍然在不遗余力地贡献着他的思想。本卷的主要内容，是对其哲学与文化思想，特别是其新实用主义进行一个概略性、经典性的勾画。为此，在本书的编选中，主要遵循着如下两个原则：其一，尽量不遗漏罗蒂最重要的代表作，以使人们可以全面把握罗蒂哲学，特别是其新实用主义的思想风格和理论精髓；其二，鉴于罗蒂的著作、论文国内已有一些译介，因此尽量编选尚未译介的著作或论文，以增大信息量。
　　应该特别表达感谢的是，本书的编选得到了罗蒂先生的热情关注和全力支持。罗蒂先生在知晓我的计划后，不仅慷慨授权我编选、翻译他的任何著作，而且还亲自审定了本书的目录，提出了他的意见，并从中特别挑出了他的重要代表作，嘱咐我不要遗漏。罗蒂先生的亲自指导，近年来与罗蒂先生的多次沟通，使本书的编选质量有了基本的保证。
　　本书的编选还得到了国内罗蒂思想译介和研究先驱李幼蒸先生等的关心和支持。他们慷慨地允许我摘选或使用他们的部分译稿。特别是李幼蒸先生，多次来信就编选、翻译事宜提供指导，并在授权我使用他的译稿的同时，提供了新近译就的“一个幽灵笼罩着知识分子：德里达论马克思”一文。
　　此外，几年来，丛书主编涂纪亮先生、陈波先生一直关心、指导着本书的编选、翻译进程，整个过程无疑都凝聚着他们的心血；我的同事和朋友江怡研究员、蒋劲松博士、冯周卓博士、李文阁博士、高岸起博士等，也拨冗加盟译事；甘绍平先生、李河先生等，给予了不少支持，特别是解决了不少翻译中的疑难问题；李艺英女士承担了部分译稿的校对工作，并发现了若干疏漏(当然，由于全部文稿是我根据丛书要求统一校订的，译稿中的一切错漏，自当由我负责)。
　　没有上述各位师长、朋友的大力支持、友好合作，没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王静女士及各位编辑的精心编辑，就不可能顺利完成本书的编选、翻译、出版工作，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孙伟平
　　　　　　　　　　　　　　　　　　　　　　　　　　　　　　　　　　　2004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