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

　　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成立于2001年底，至今不到三年。时间虽短，但在黄海德教授、张禹东教授主持下，汇聚了一批年轻优秀的宗教学研究人才，在科研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为有自身特色并具一定实力的宗教文化研究机构，渐为世人所了解，影响逐步扩大，这是令人钦佩的。

　　前不久，黄海德教授约我为该所文集《宗教与文化》写序，并电传来文集的目录和部分文章的内容。我看过后深受启发，认为它是一部集思广益、颇多精见的好书。黄教授与我相识多年，他为人正直热情，在道教研究上很有建树，又关心宗教理论和现实宗教问题，并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故能致力于学科实体的建设。文集的吸引和友情的嘱托，使我不能不提笔写几句话，表达一下内心的感受，以供读者参考。

　　首先，这部文集反映出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重视基础性宗教研究，包括宗教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道教、佛教等中国传统宗教以及基督教的研究，再加上民间信仰的研究，门类还是比较齐全的(只缺少伊斯兰教)，这就为开展特色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文集虽然出于众人之手，由于各有侧重，形成分工合作的格局，使文集在结构上安排有序，宛如一部预先统一设计的大书。从内容上说，文集探讨了宗教的本质与功能、宗教与文化与现代化与科学的关系、宗教的普世性与多元性、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特征等重大理论问题，站在宗教学发展的前沿，回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种种挑战，有许多创新的见解。例如指出，宗教在现代化过程中，“自身也经历着现代化并以之构成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世俗化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特定的影响”，像这样中肯的观点所在多有。

　　其次，这部文集反映出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自觉凸显区域和族群文化的特色，以便更好地符合华侨大学特有的办学方向。文集的第五编是“华侨华人宗教文化研究”，第六编是‘‘民间信仰与港澳台宗教研究”，这正是该所在宗教研究上的特色所在，即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宗教，面向两岸三地的宗教。华侨大学地处泉州侨乡，与海外华人世界有着方便而密切的联系；研究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宗教是它的责任，也是它的优势所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会在加强海外华人族群与祖国故土的文化认同，以文化推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振兴中华的大视野下，中华传统信仰文化的研究和评价，便具有了崭新的时代意义。文集已经展示出相关的丰富成果，我们期盼着今后有更多的投入和产出。

　　我还注意到，文集的十一位作者中，既有阅历较多的中年学者，又有一批青年学者，其中有六位博士，分别来自中国社科院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名校，他们会带来各校不同的学术传统与风格，这将有利于形成学术上的争鸣，推动学术的繁荣，也表现出华桥大学有容乃大、多方招贤的宽广胸怀。文集里的文章，不仅论题和观点各有不同，而且气度和方法也互有差异，这是一种好的现象。总的说来，文集作者都能不囿成说，勇于开拓，故内容新鲜而生动、丰富而深刻。例如：深入阐述宗教的文化性；集中比较基督教、佛教、道教的人天观；提出道教“三清”信仰和《钟吕传道集》研究的新说；介绍西方心理学家对道教内丹学的阐释等等，都拓宽了研究领域，提高了研究水平，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

　　我这篇序文可看作是对《宗教与文化》文集的第一篇书评，而且是挂一漏万的“部分性”书评，局限性很大，无非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如能由此引起社会的关心和讨论，我会深感庆幸，因为这正是我所期待的结果。

　　　　　　　　　　　　　　　　　　　　　　　　　　　　　　甲申年初冬写于北京

　　　　　　　　　　　　　　前　言

　　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而宗教则是构成人类文化的重要内容，文化与宗教均属于文明的范畴，既客观地存在于过去的时代，又普遍地呈现于当今的世界。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产生了以具体思维、神秘“互渗”和万物有灵为特征的原始宗教与文化；当人类逐渐脱离蒙昧与野蛮进入文明社会之时，宗教就伴随着文明的步伐，步入了我们这个多彩而复杂的世界。自此以后，宗教就与文化如影相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人类社会的哲学、伦理、艺术，乃至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了十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并且至今仍以各种不同的形态与功能，或以正面的作用或以负面的作用程度不同地影响着我们所在的社会与世界。在西方社会，宗教历来就与哲学、文学、艺术多相交织，成为大多数人们的人生取向、伦理规范、价值判断的精神坐标；而在亚洲的西部与南部地区，宗教甚至与民族生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据《中国宗教研究年鉴》(2001～2002)统计，现在全世界共有60亿人口，而信仰宗教的人数约占81％，信仰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神道教、犹太教、道教等各种宗教的总人数竟达48亿。当今世界的民族、经济、文化诸问题，甚至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热点问题，究其深层原因，也无不与宗教有着程度不等的各种联系。

　　宗教与文化均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然而这两个概念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的含义却是近代西方文化东传的产物。

　　中国古代原无“宗教”这一复合词，从文化渊源来追溯，应与“宗”与“教”两字的含义有关。“宗”字的字形原意为供奉祖先的神主之处，因此后来多指祭祀祖先的神庙或祭祖的礼仪。如《周礼·春官》讲“用牲于社宗”，东汉郑玄注引杜子春云“宗谓宗庙”，故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宗，尊祖庙也”。而《礼记·祭法》提到“有虞氏褅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郑玄注说：“褅、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可见至迟在秦汉时期学者的理解中，“宗”字的涵义已是与祖先神灵有关的祭祀活动。“教”字的内涵原为“教化”之意。《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礼记·中庸》则说：“修道之谓教。”其中施行国家教化的意思已十分明显。《周易·彖辞》明白指出：“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说明其时施行国家教化的具体内容就是“神道”信仰。由词源的意义追溯可知，“宗”、“教”两字的原初涵义就是有关神灵的祭祀仪式与信仰观念。这种信仰观念与仪式行为，据有的学者研究，认为属于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早期形态。两汉之际佛教初传中国以后，其信仰者将佛陀所言称为“教”，而将佛弟子所传称作“宗”，合称为“宗教”，以表示佛教的经典教理教义。如《景德传灯录》说：“(佛)灭度后，委付迦叶，辗转相承一人者，此亦盖论当代为宗教主。”近代西学东传，学者遂将西方文化的Religion一词翻译为“宗教”，借以指称具有超自然特性的神灵信仰与崇拜。不过东、西方文化对于“宗教”的理解有着较大的差异，在汉语言的话语系统中，多注重宗教的有形实体与外在形式，譬如信仰者的崇拜行为与教团组织；而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宗教理解显然就宽泛得多，且大多与精神、超越、无限甚或终极存在、终极关怀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文化方面的差异现象无疑会对当今中外学术界关于宗教的理解与诠释带来相当程度的影响。

　　至于“文化”的概念也有类似的现象。中国古代语言中的“文化”与“文治”同义，均是“以文教化”的意思。《文选》所收晋代束皙的《补亡诗》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即以“文治”与“武功”相对。我们现在在学术领域中使用的“文化”一词，是从英文Culture翻译过来的。虽然该词的英文原意与耕作、栽培和养殖有关，然而Culture的词根Cult却源自拉丁语Cultus，其意原为祭仪或崇拜，显然与宗教信仰有着一定的关系。

　　人类文化知识的学科分类自古希腊就已初见端倪，但近代意义上的知识体系的产生与确立却是自培根开始的。从18世纪以来，众多的学者基于不同的思想领域、话语系统和学术立场，对文化与宗教作出了种种不同的界定与解说，可谓见仁见智，异彩纷纭。实际上，世界上有多少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就有多少种对于文化的理解与认识，有多少种人文学科的学术流派，就有多少种关于文化的界定与诠释。然而迄今为止，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人类文化学的创始者泰勒关于“文化”的定义有着一定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他在其所著的《原始文化》中指出：“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在泰勒的文化定义中，宗教信仰与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法律等其他文化现象并列，共同组成了人类文化的有机整体。20世纪前苏联的社会科学家一般倾向于认为，人是文化财富的创造者，而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一文化概念较之泰勒的文化定义涵盖面更广，其外延所及几乎囊括了所有与人类相关的事物与现象。应予指出的是，这一文化概念影响了我国学术界将近半个世纪，至今仍在广为使用。

　　由于宗教的性质涉及超现实的领域，其信仰观念所呈现的思维张力更为明显，因此关于宗教的理解和定义就更为复杂多样。缪勒曾就宗教研究的这种现象作过如下表述：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就会有多少宗教的定义。(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考虑到宗教的复杂内容与多样形态，这种看法并非言过其实。尽管如此，下面几种关于宗教的理解与诠释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在其所处的话语体系中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

　　从历史的程序来看，首先应予提及的是19世纪在进化论观念影响之下创建了比较宗教学理论的英国学者麦克斯·缪勒。缪勒的理想目标是建立一门“不带偏见的、真正科学地比较人类的一切宗教，或至少是比较人类所有的最重要的宗教为基础的宗教学”。他以19世纪人文学科的综合发展为背景首次提出了宗教学(The Science of Religion)的学术概念，构建了比较宗教研究的理论框架，被西方学者誉为“宗教学之父”。缪勒提出的关于宗教的定义是：“宗教乃是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缪勒的理解基于语言学研究的经验与对特定民族的实地考察，其中明显具有思辨的特征。

　　20世纪初以来，许多学者对宗教进化论的观点进行了诸多反思，转而专注于宗教信仰者的主体、宗教的社会功能与宗教现象的实证性研究，先后形成了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与宗教现象学等分支学科。法国的社会学家杜尔凯姆基于社会学研究的立场和观点，迥不同意前此有关超自然的神秘事物与精神存在的宗教定义，而认为宗教的形成应归结为人类最为高尚、理想的情感和信念，他在其代表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将宗教理解为：宗教是一种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他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之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可以看出，杜尔凯姆的宗教社会学对于宗教的理解已经包含有三个主要的因素，即宗教观念(信仰)，宗教仪式(仪轨)与宗教组织(教会)。

　　宗教心理学是宗教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贯彻“有用的经验即是真理”的原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宗教经验进行了相当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他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中提出的宗教定义是：各个人在他孤单的时候，由于觉得他与任何种类他所认为神圣的对象保持关系时所发生的感情、行为和经验。詹姆斯关注的是与“个人宗教”密切相关的情感和态度，而不涉及或很少涉及宗教的神学观念与教会组织，而他所讲的“神圣对象”也采取了宽泛理解的态度，并非仅指人格化的神灵，在某种意义上含有“终极存在”与“终极真理”的意味。

　　“一战”以后逐渐流行的宗教现象学不满于以前明显带有理论预设的直线进化的宗教学说，而主张摒弃主观的价值判断，通过对各种宗教现象的综合分类与客观描述去直接探究宗教的本质。宗教现象学的代表人物是荷兰学者范·德·莱乌，他在《宗教的本质与表现形式》中强调现象学的宗教研究既要“旁观性洞察”，又要“参与性理解”，这样才能把握宗教的本质结构。他的研究结论是，宗教是人自身的主体之“力”与客观外部之“力”相遇而产生的独特现象，这种现象既非纯粹主观的性质，也非纯粹客观的性质，而是“有关主体的客体，也是有关客体的主体”。上述欧美学者对于宗教现象的洞察与诠释形成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视野中的宗教学理论。

　　19世纪后期，对于人类宗教现象的观察、认识和解释也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视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许多对于宗教问题的精到表述。对于我国的学术界来说，最为熟悉的就是经典作家分别从世界观的角度、宗教的社会功能与作用、个人的心理体验的角度所作出的著名论断。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宗教的论述：“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同书的表述还有：“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于宗教的本质作出了如下规定，即“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另外，被列宁誉为“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的名言就是“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经典作家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对人类宗教现象所作出的科学论断，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今仍有许多学者以此作为基本的立场和观点孜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探索和研究，作出了不少成绩。近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学者们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必要对经典作家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作出更为准确、客观和完整的理解和阐述，以便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在当代中国，如何结合中国的现实状况，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共同发展，也是现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予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宗教学研究相对来说起步较晚，1964年任继愈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创办世界宗教研究所，成为我国宗教学研究起步的标志，并在以后的年代里发展成为我国的宗教学研究重镇。1980年，在任继愈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下，卿希泰先生在四川大学创办了以道教研究为特色的宗教学研究所。嗣后，方立天先生创办了以佛教研究为主要特色的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直至20世纪9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央党校、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西藏社会科学院、新疆社会科学院等相继建立了宗教学系或专业研究机构，国务院国家宗教事务局也专门建立了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在学术界前辈学者的辛勤工作与培育下，涌现了大批宗教学界的中青年学者，出版了许多颇有学术分量的宗教学研究论著，使我国的宗教学研究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之势。

　　在宗教学理论方面，吕大吉先生主编的《宗教学通论》，“是我国宗教学说史上的开山之作，是第一部拥有完整体系的宗教学上乘之作”。(《宗教学通论新编》牟钟鉴《序》)这部著作诚如作者所言，秉持学术开放精神，“努力吸取近代各派宗教学(比较宗教学、宗教人类学、宗教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协调起来，使它们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展所长，各尽其用”。吕大吉先生在这部著作以及近年出版的《宗教学通论新编》中，有许多方面的学术贡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宗教文化说”与“宗教四要素说”。以前的宗教学理论研究，比较过多强调宗教的意识形态性质，而忽略了宗教的多样性与整体性。吕大吉先生所持的“宗教文化学”，从人类历史文化的整体角度对宗教进行客观和全面的审视和研究，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扩大了宗教研究的范围。吕先生提出的“宗教四要素说”，其中的宗教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体制等四个要素，如果分别以观，则以前研究宗教社会学、宗教现象学的学者似已有所论及，但是将四者整合成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理论学说，并以之作为理解和诠释人类社会宗教形态和宗教文化现象的基本原理，则是吕大吉先生为“开拓宗教学研究作出的最重要理论贡献”。

　　在当前全国众多的宗教研究机构中，华侨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仅是一个新建的学术单位。2001年，笔者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调到华侨大学工作，在学术界前辈任继愈先生的关怀下，得到华侨大学校领导和人文社会科学系领导的大力支持，与张禹东教授一起创建了宗教文化研究所。建所伊始，任继愈先生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关怀和支持，应邀担任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亲自为研究所题词，并对办所方向与研究内容多次进行具体指导，谆谆嘱咐我们要“脚踏实地，端正学风，办出特色，做出成果”。多年来，我们按照任老的指导一点一滴地认真去做，以不辜负前辈学者的殷切期望。任先生的亲切关怀和深厚情谊使我们终身难忘。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新的集体，其中既有建所之初辛勤工作的几位教授与博士，近年来又从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重点高校引进了几位博士，增添了新鲜血液，组成了一个团结、合作的学术研究梯队。在这个学术集体中，大家学有专长，互相切磋，刻苦钻研，共同进步，形成了一些研究特色。也做出了一些工作成绩。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与学术界同行进行交流，听取并吸收前辈时贤的意见，以促进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将本所同仁近年来的学术成果汇编成册，取名为《宗教与文化》，付梓问世。

　　全书共分为五个部分，依次为宗教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传统宗教(包括道教、佛教、儒教)与中国文化，华侨华人宗教文化研究、民间信仰与港澳台宗教研究，基督宗教与马斯．阿奎那研究。各位学者分别从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或者从宏观的理论分析的角度注重理论探讨，或者选定对象进行细致的微观个案研究，或者将两者加以结合，对有关宗教文化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研究。其中张禹东教授的华侨华人宗教文化研究，黄海德教授与郭健博士的道教文化研究，李天锡教授与范正义博士的民间宗教信仰研究，王四达教授的儒教文化研究，蒋海怒博士的佛教思想研究，刘素民博士的托马斯·阿奎那宗教哲学研究，都各具特色，学有所成，得到国内学术界同行的认可，部分研究成果甚至在海外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应予说明的是，每位作者所撰之文都是自己长期独立研究的结果，代表的是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秉持学术宽容的原则，我们并不强求观点的同一，中国文化历来讲求“和而不同”，认为“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一言堂”的研究只能窒息学术的生命，多样化的研究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化与繁荣。

　　先秦之时老子曾感慨于天地沧桑与历史变迁，秉持“赤子”之心，终身探求“道”的境界，而将“有德于道者”称为“德”，从而得出结论说：“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我想对于学术的本质探求也是一个求“道”的过程，倘若能与学术界的前辈和朋友共同致力于“道”的追求，则其中既有“佛学三昧”，也有“孔颜乐处”，更会心于庄生“濠梁之境”。三家言语虽异，而于“境界”则殊途同归，此意王国维《人间词话》深得之。

　　本书编排完毕后，曾请我多年相交并尊重的学界长者之一牟钟鉴先生撰写《序文》，以为本书增辉，承牟先生慨然应允，谨此深致谢忱。

　　值本书问世之际，再次向尊敬的任继愈先生，向所有关心、支持我们的学术界前辈、同道和各位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黄海德

　　　　　　　　　　　　　　　　　　　　　　　　　2004年11月16日于闽南华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