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学知识是从事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它为治学者指引获取文献、利用文献、整理研究文献的方法途径。从事学术研究，必然要从文献人手，离开了文献，便没有了基石，便没有了根据。由于学者们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所以有较多的学者致力于文献学的研究，且成就斐然。如郑鹤声、郑鹤春兄弟《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28)，张舜徽《广校雠略》(长沙印本，1945)、《中国文献学》　(中州书画社，1982)，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完稿于195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罗孟桢《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1989)，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张玉勤《实用文献学》　(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程千帆《校雠广义》(齐鲁书社，1998)，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熊笃《中国古典文献学》(重庆出版社，2000)，潘树广《文献学纲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杜泽逊《文献学概要》　(中华书局，2001)，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高尚榘《古典文献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赵晓岚《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等。除上述综合性的文献学著作外，还出现了一些专科性的文献学著作，如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杨燕起《中国历史文献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曾贻芬《中国历史文献学述要》(商务印书馆，2000)，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孙立《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董占军《艺术文献学论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秦惠基《医学文献学概论》(中国地质出版社，1989)等。此外，还出现了不少专题性的文献学专著，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注释学、辨伪学、辑佚学、古籍整理学之类的著作。文献学不仅受到学者们的充分关注，也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近些年来，教育部将古典文献学定为高校文史专业的必修课程，很多高校都开设了文献学课。国家还在一些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立了文献学学科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予点，培养文献学高层次专门人才。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文献学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对于即将要接触文献学，欲踏入文献学之门的初学者而言，应首先明白以下这类问题，如：何为“文献”、“文献学”?文献学与自己所致力的学科有什么关系?学习文献学有什么重要意义?等等。
　　一　文献及文献学的涵义
　　文献：“文献”二字联用，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子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朱熹注云：“文，典籍也；献，贤也。”意指典籍与通晓典籍、典章的贤才。元代马端临始用“文献”名其书，即《文献通考》，并在“自序”中对“文献”做了阐释：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
在这里，马氏将文与献作为叙事与论事的根据：“文”是经、史、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献”是臣僚之奏疏、诸儒之评论、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文献通考》分24个门类，记历代典章制度。其写作形式是：凡经史记载都顶格，凡名流贤者的议论都低一格，文与献既相结合，又区分清晰。比较言之，马氏所说的“献”与孔子所说的“献”已有了明显不同，不是指“人”，而是指经史以外的奏章、笔录、谈论资料。马氏之后，元代大诗人杨维桢《送僧归日本》诗云：“我欲东夷访文献，归来中土校全经。”所说“文献”，似乎已专指书籍资料了。明代编纂的《永乐大典》，开始曾定名为《文献大成》；稍后，程敏政作《新安文献志》；清代钱林辑《文献征存录》，都把“文献”作为书籍资料的代称。
　　现当代，学者们对“文献”涵义的认识也不太一致，有的人认为文献包括书本的记载和耆旧的言论，这是传统的看法；有的把文献看作古籍的同义语，认为文献就是古籍。白寿彝说：“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是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主要的书面材料。”《辞源》给文献下的定义是：“指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辞海》略同。上二述认识，不是限定得太窄，就是放得太宽，皆不够恰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给文献下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所谓一切载体，除纸张外，还包括甲骨、金石、简帛、胶片、磁盘、光盘等。无论何种载体，只要它记载着知识，都可以称作文献。这一定义较为科学。
　　文献学：“文献学”一词出现于近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或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接着梁先生列举了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潘力田、万斯同诸史学大师的史学成就之后说：“必须用极耐烦的功夫，在史实自身上旁推反勘，才可以得着真相。换一句话说，他们的工作，什有七八费在史料搜集和鉴别。”可见，史的研究必然要建立在庞大史料的基础上。其对各类史料进行搜寻整理，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为各学科提供有用的、翔实的文献资料，这自然是文献学要做的最基本的工作。清初的学者们纷纷致力于文献考据，便是“重视史学”，也就是重视“文献学”的明证。我们这样理解梁氏的文献学思想，应该出入不大。
　　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兄弟写成《中国文献学概要》，对文献学做了具体探讨。郑氏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日文献学。”对以上诸端的关系，郑氏做了这样的述说：
　　　典籍结集，为文献学上最重大之事业，故首及之。然结集而不施以审订，别无以取精而用宏，择要而弃微，故审订又次之。既审订矣而不能“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苏东坡《李氏山房藏书记》)。则结集审订皆虚事，仍不能发扬其光辉，故讲习又次之。故结集表也，审订里也，讲习则表里相兼者也。自外学输入，而后有翻译之事业，自印刷发明，而后有编纂之规模。皆吾国文献学上之伟大纪念物焉。并次而论之。
　　该书正是以这样的思路构建成章，但终因缺乏科学的认识和内在的逻辑性而未能构成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因此，该书问世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多大重视。
　　稍后，程千帆随刘国钧、汪辟疆学习目录学、校雠学，并于20世纪40年代写成《校雠广义》书稿。程先生在1941年撰写的《校雠广义序录》中说：“治书之学，旧号校雠。比及今世，多称目录。”程先生是从广义的校雠学、目录学角度来讲的。广义的校雠学、目录学也就是文献学。近现代的学者们大都是这么认识的，多将文献学著作命名为“校雠学”，如杜定友《校雠新义》　(上海中华书局，1930)，胡朴安《校雠学》　(商务印书馆，1931)，蒋元卿《校雠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蒋伯潜《校雠目录学纂要》(重庆正中书局，1936)，张舜徽《广校雠略》(1945年成书)，等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欣夫(1957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文献学”，写成《文献学讲义》，从目录、版本、校雠三个方面，综合地对文献学的流变概况做了翔实论述，遗憾的是此书到1982年才得以出版。这数十年间，文献学一直未得到恰切的定义，《辞源》、《辞海》未立“文献学”词目；《中文大辞典》虽设了该词目，但诠释得不令人满意：“研究一民族之语言文学，以了解其文明程度之学术，谓之文献学。”
　　随着文献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对文献学有了较为成熟的认识。张舜徽在《中国文献学·绪论》(中州书画社，1982)中指出：“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家担负了起来。”赵国璋、潘树广主编的《文献学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其“前言”中对文献学做了这样的阐述：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的进步，文献学可分为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一般指广义的校雠学，即由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所开创，又为历代学者不断发展扩充的，以研究古代典籍的分类、编目、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编纂、校点、翻译和流通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现代文献学则侧重文献工作，运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知识的组织和检索利用为基本任务，尚在发展与逐步完善之中。文献学又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或规定某种研究范围，形成了文学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地方文献学等分支学科。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的阐释是：文献学，是以文献和文献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文献学是在文献工作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献学的内容包含在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辨伪学、考据学之中。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有不少分支学科，包括①文献的特点与功能研究。②文献类型研究。③文献及文献学发展历史的研究。④文献流的研究，即文献的发展变化和分布规律研究，如文献计量学等。⑤对某一学科的专门研究，由此可形成专科文献学。⑥对某一类型文献或某一特定文献群的专门研究；由此可形成一些专门的学科，如图书学、专利文献学、纸草文献学、敦煌文献学等。⑦对文献的某些方面的研究，如版本学、校勘学、考据学等。
　　将文献学视为一个学科，将其分为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将其研究的内容、范围规定清楚，这是今人认识上的进步。
　　二　文献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比较而言，文献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最为直接。“文献”的定义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那么载体上的知识又是由文字记录下来的，因此，语言文字也就是文献最直接、最基本的基础。不具备语言文字学知识基础的人，可以说也就无法从事文献学的整理和研究。事实也正是如此，历史上有成就的文献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如：西汉马融、郑玄，二人遍注群经，取得突出成就；东汉许慎，除著有文字学巨著《说文解字》外，还著有文献考证之作《五经异义》。魏晋南北朝时期，何晏撰《论语集解》，王弼作《周易注》、《老子注》、《论语释疑》，韦昭撰《汉书音义》、《国语解》，杜预撰《春秋经传集解》，徐广撰《史记音义》，裴驷撰《史记集解》，裴松之撰《三国志注》，刘孝标撰《世说新语注》，颜之推撰《颜氏家训》、《急就章注》。隋唐五代时期，陆德明撰《经典释文》、《易疏》、《老子疏》，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贾公彦撰《周礼疏》、《仪礼疏》，颜师古撰《匡谬正俗》、《汉书注》，李善撰《文选注》、《汉书辨惑》，司马贞撰《史记索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宋元明时期，王安石撰《字说》、《诗义》、《书义》、《周礼义》、《论语解》、《’孟子解》，郑樵撰《象类书》、《字始连环》、《续汗简》、《石鼓文考》、《分音类韵》，朱熹撰《论语要义》、《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王应麟撰《困学纪闻》、《小学绀珠》、《急就篇解》，王若虚撰《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胡三省撰《资治通鉴注》、《通鉴释文辨误》，杨慎撰《经子难字》、《石鼓文音释》、《古音猎要》、《古音略例》，陈第撰《尚书疏衍》、《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方以智撰《通雅》、《四韵定本》、《正叶》。清及近代，顾炎武撰《音学五书》、《金石文字记》、《石经考》，阎若璩撰《尚书古文疏证》，惠栋撰《周易本义辨证》、《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江永撰《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律吕阐微》、《律吕新论》、《古韵标准》、《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钱大昕撰《唐石经考》、《经典文字考》、《声类》、《音学述微》、《十驾斋养新录》，戴震撰《方言疏证》、《声韵考》、《诗经补注》、《仪礼集释》，段玉裁撰《尚书古文撰异》、《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声韵考》，王念孙撰《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撰《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顾广圻撰《说文辨疑》、《韩非子识误》、《骆宾王文集考异》，章学诚撰《文史通义》、《校雠通义》，魏源撰《诗古微》、《书古微》、《董子春秋发微》、《老子本义》，俞樾撰《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孙诒让撰《周礼正义》、《墨子问诂》、《周书斟补》、《大戴礼斟补》、《古籀余论》、《契文举例》，章炳麟撰《刘子正左氏说》、《文始》、《新方言》、《小学答问》、《说文部首韵语》、《庄子解诂》，王国维撰《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史籀篇疏证》、《观古堂古今文考释》、《两周金石文韵读》，等等。
　　文献学家大都是语言学家，这个现象早在近代就曾被王国维论及。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卷七特设专题，名曰《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论日：“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文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文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古文经书的客观性，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差异性，多体现在文字内容上，故而，只有通晓小学(文字音韵训诂)者方能胜其任。
　　古代是如此，现当代也是如此，一些取得显著成就的文献学家，无不深通语言文字学，换言之，大凡具有深厚小学功底的学者，大都取得了显著的文献成就。如胡朴安著有《俗语典》、《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古书校读法》、《校雠学》等，陈垣著有《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等，余嘉锡著有《古书通例》、《世说新语笺疏》等，马叙伦著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庄子义证》等，杨树达著有《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甲文说》、《积微居金文说》、《论语疏证》、《古书句读释例》、《中国语法纲要》、《古声韵讨论集》等，黄侃著有《说文略说》、《说文笺识四种》、《音略》、《尔雅音训》、《集韵声类表》、《广韵校录》、《文字音韵训诂笔记》、《黄侃声韵学未刊稿》、《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等，郭沫若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甲骨文合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等，容庚著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秦汉金文录》、《海外吉金图录》等，董作宾著有《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大龟四版考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等，姜亮夫著有《中国声韵学》、《古文字学》、《昭通方言疏证》、《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甲骨吉金篆籀文字统编》、《楚辞通故》等，张舜徽著有《积石丛稿》、《广校雠略》、《说文解字约注》、《说文解字导读》、《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等。
　　古籍整理本身最基本的任务，恰为文字内容的整理，诸如校勘、注释、辑佚、辨伪等。校勘，勘正文字，使古书中的误字、脱文、衍文、倒文、错简等错误得以纠正；注释，解释难以理解的字词句，主要是注音释义，为阅读扫除障碍；辑佚，辑录原书散失的文字篇章，使之得以恢复原书面貌；辨伪，辨识古籍中的假冒伪劣，除作者伪、书名伪、时间伪之外，主要是考辨文字内容的真伪，目的是去伪存真。还有版本，同一种书，有多种版本，而版本间的不同往往体现在文字的差异上。因此从事文献整理研究的人，缺乏语言文字学的知识基础，是难以胜任的。而具备了语言文字学的知识，缺乏文献学知识，也难以做出大成就。道理很明白，所具备的语言文字学的知识，应付诸实践，只有付诸实践，才对社会有用。而实践的(治学的)方法，主要是文献学所常用的校勘、注释、辑佚、辨伪、考证等。以上列举的诸大家的著述成就，尤其是校勘、注释方面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　学习文献学的意义
　　对于初学者而言，文献学知识为我们指引读书治学门径。学习文献学的目的，是了解文献、获取文献、利用文献。无论从事何种学科的学习和研究，均需了解本学科的基本文献，清楚其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以提高研究工作的起点、效率和水平。
　　历史上取得成就的学者，做学问无不先由获取、积累、梳理文献人手。司马迁写《史记》，遍览史籍。郦道元为《水经》作注，引用典籍430余种。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采集正史之外的“杂史”诸书多达220种。蔡尚思研究中国思想史，在南京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利用馆长柳诒徵送给的馆藏目录，查阅了上万卷“子”、“集”类书籍，搜集了几百万字的思想史资料。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陆续写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孔子思想体系》、《王船山思想体系》、《老墨哲学之人生观》、《中国文化史要论》等著作。马克思写《资本论》，花25年的功夫收集研究文献资料，阅读书籍1500多种。列宁说：“《资本论》不是别的，正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资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凡是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深有体会，倘若缺乏文献资料，学术研究就进行不下去。很多学者，都经历过寻不到文献资料的痛苦；很多研究课题，多因寻不到文献资料而搁浅。
　　要获取文献，必须首先了解文献，如果对文献不了解，便无法索取。一些青年学子缺乏文献知识，常常闹出笑话。有位大学生听说《四库全书》很有名，出于好奇，欲借来一览。到了学校图书馆，向图书馆工作人员说明来意，图书馆工作人员便问他借《四库全书》中的哪一册?哪一种?他答不上来，只好随机应变道：“借全部!”图书馆人员忍不住笑了。一部《四库全书》，汇聚古书3503种，79337卷，线装36304册，图书馆不可能借给你全部。即使借给你，你也拿不动。3年前，在为本科三年级的学生讲授文献学课之前，我来了个“文献知识摸底小测试”，其中有的学生把“四书五经”中的“四书”答作“明清四大小说名著”；文献课结束时进行考试，有的未认真听课的学生竟然把“政书三通”答作大陆与台湾“通邮、通商、通航”，既让人可笑，又令人痛心!针对青年学生文献知识薄弱的缺陷，不少学科和教师注意采取了督促、强化的措施。记得扬州大学古代文学学科某年的考研试题，6个名词解释中竟然有5个书名，即《太平广记》、《中原音韵》、《音学五书》、《粲花别墅五种》、《汉铙十八歌曲》。这种做法，能促使学生在考研前多了解本学科的基本文献。
　　要获取文献资料，必须掌握文献检索的方法。古今中外的文献浩如烟海，要想从浩瀚的文献中索取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不具备文献检索知识是行不通的。所谓文献检索知识，就是为治学者指示各种文献资料的查检途径和方法，即如何查书、查文章、查文字、查词语、查文句、查人名、查地名、查典章制度、查历史事件、查年代，概言之，查检所需要的一切文献资料。以查书为例，应具备目录学知识。图书目录种类较多，如国家书目、私家书目、史志书目、综合性书目、专科性书目、丛书书目、善本书目、馆藏书目，等等，通过何种书目才能查到自己所需要的书呢?应做到心中有数，应清楚各种书目的收书范围。比方说要查高邮王氏父子的著作，那么你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查不到，因为《四库全书总目》收的是清乾隆之前的书，王氏父子的著作产生于乾隆之后。因此，应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续修四库全书索引》、《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等书中去查。尤其是丛书目录，如《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收书较多(两部书共收丛书6076种，含子目书即单行本89671种)，一般存世书大都能查得到。只知道书的查检途径还不行，还应熟知书目的查检方法。书目的查检方法有多种，最常用的是笔画法(按书名首字的笔画多少为次编排)和四角号码法(按号码大小为次编排)。笔画法的优点是简单，识数即可查；缺点是大部头的书目同笔画数的字太多，排列的篇幅较长，查检费时。号码法的优点是同码字不太多，排列清晰易检；缺点是标码规则有些复杂，欲熟练掌握有一定难度，但是，一旦掌握熟了，达到了见字知码的程度，查检起来十分快便。由于人们体会到了四角号码法“查检起来十分快便”的优点，所以很多重要的工具书都采用了这种查检方法，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四部丛刊初、续、三编总目》、《丛书集成书名索引》、《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全唐诗索引》、《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等。既然有这么多的工具书采用了四角号码法，那么文献学著作就有义务讲授这种方法。可见，文献检索知识是授人以渔的知识。不具备文献检索知识，面对书山文海就会有不知所措、望洋兴叹之感；而具备了文献检索知识，就会有成竹在胸、运用自如、探囊取物之感。
　　古籍流传下来约十几万种。根据继承文化遗产、古为今用的要求，很多有价值的文献需要整理，如标点、校勘、注释等，使之成为一般人能够阅读利用的文献；很多散失的典籍、篇章，需要辑佚成书，供人们参考使用。这些年，国家对古籍整理工作十分重视，国务院设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各省市也设有古籍整理规划小组。这些专门机构，定期制订古籍整理规划，落实整理项目，组织人力，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实施性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古籍整理图书目录》统计，1949～1991年这四十余年间(“文化大革命”10年成果甚微)，共整理出版古籍6500余种。加上20世纪最后10年，约在万种左右。这些古籍整理成果，大部分是校点、注释、翻译、辑佚之类，大都是语言学、文献学工作者所做的工作。因此，广大语言学界的青年学子，应充分认识文献学知识的意义，掌握了文献学知识，将会大有用武之地。
　　我们这部书分为“文献编”、“检索编”、“知识编”三大部分：“文献编”旨在展示古今浩瀚的汉语言文献，让读者较全面系统地了解本学科各个方面的文献成就；“检索编”指示各类语言文献的检索途径，让读者在了解文献的基础上，掌握各类文献的检索方法；“知识编”旨在介绍与语言文献密切相关的文献学知识，如目录、版本、校勘、注释、古籍阅读、工具书使用等，读者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才能进行有效的文献利用与研究。三编有机组合，成为系统的整体。
　　拙作即将面世，著者怀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它呈奉给读者，但愿它的实用价值能得到读者的肯定，也希望它所存在的缺陷能得到读者的补正，使其在诚恳的批评声中得到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