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化的列车隆隆地从城市驶入乡村，人们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审美情趣都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面对五光十色的都市景观，在商品、消费、现代化等都市关键词的轰炸下，都市文学作家已步入当代文学的殿堂，文学也由宁静朴实的村姑化身为时髦招摇的都市女郎。然而在乡土文学研究仍占主流的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当代都市文学研究却还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在此背景下，2005年6月26日，借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在深圳颁奖的契机，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杂志社、深圳市文联共同主办了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沈阳、广州及深圳等地近百名专家和代表，对当代都市文学现状及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入探讨。此次会议共收到参会论文近30篇，通阅全文，里面不乏众多对当代都市文学富有启发性和前瞻性的观点。由于与会代表如此之众，而发言的时间又如此之短，为让更多对当代都市文学感兴趣的同行分享此次会议成果，特将与会论文结集出版。
　　论文集的内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以当代都市文学的文化特征为题的论文，其中包括对当代都市文学的都市经验、思维特征、审美表达方式等问题的探讨，并以此界定都市文学的概念内涵与延申义。二是以岭南(广东、深圳)的都市文学为议题的论文。这部分论文基本集中对深圳“新都市文学”的命题进行论述，由“新都市文学”的文化语境切入，通过对都市文学的历史回溯和文本分析，试图重新定义和盘活“新都市文学”的话语资源。三是以都市文学文本和都市文学作家创作谈为题的论文，这部分论文以小见大，在对都市文学文本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凸现都市文学的都市化特征。
　　从论文的撰写者来看，这部论文集也颇有特色，既囊括全国知名学者对都市文学的代表性论述，也体现了岭南学者对本土特色都市文学的系统论述；既有当代都市文学研究领域中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研究者；既有高校里从事都市文学研究的教授老师，也有深圳大学里的一群研究生；此外，还有一群在深圳从事都市文学写作和批评的作家和评论家们。
　　论文集因各人的学术修养和经验积累的不同，论文质量可能良莠不齐，论述的角度可能五花八门，但基本都集中在当代都市文学研究这个主题上，相信论文集的出版，能为读者更系统地了解当代都市文学的研究状况有所裨益，能对当代都市文学研究课题的拓展有一定贡献。
　　论文集的出版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的支持和资助，在此特表感谢。

　　　　　　　　　在都市书写中国——《全球化语境下的当代都市文学》序
　　　　　　　　　　　　　　　　　　　　李敬泽
　　2005年6月，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研讨会在深圳举行，此会由深圳市文联、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和人民文学杂志社联合举办。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概念、背景、现状和发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时隔一年，在杨宏海先生主持下，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得以付梓。作为当时的与会者，我能够更为周详、更为沉着地重新审视会场上的各种观点。在我看来，这次会议是对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全面的理论梳理，将思想和观点汇集起来，形成了广大的话语场域。其中，“都市文学”成为焦点，其所牵涉的问题十分宽阔，几乎遍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有基本问题。
　　——“都市文学”是更大问题的表征，或者说，它是我们进入更大问题的一条便捷的路径，正是这个意义上，“都市”与“文学”构成的这个词才不是对人类经验强分畛域的“题材”概念，而是贴切地指涉着我们的焦虑、困惑及我们面临的历史和现实的难局。
　　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现代早期的都市，很大程度上，那是北京的以及后来上海的文学，现代文学的先驱者几乎全部具有乡村根底，在都市中，在现代化想象的反照之下，乡村被对象化为一个巨大的“问题”。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腐朽黑暗的前现代的中国就是而且只能是乡村，这个庞大的乡村是现代中国的“问题”，也是现代中国人自我内部的“问题”。
　　“狂人”之所以“狂”，因为他承受着对外的和内部的断裂。鲁迅揭开了中国意识中根本性的伤口，他提出了一个持续至今的议程：我们必须解决乡村问题(在他那里这也就是前现代中国的问题)，同时，我们也必须解决我们心灵内部的乡村问题，这两个层面互为表里，就是五四一代为现代中国做出的基本规划。
　　毛泽东之前的所有革命家都简单和直接地执行了这个规划，他们认为革命必在城市乃至中心城市发生，而乡村仅仅是革命的对象，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是等待着历史去救赎的“原罪”。他们从未认为革命有可能在乡村发生，或者说他们认为在乡村发生的革命就不是革命，城市是“我”，乡村是“他”，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然是由城市到农村，舍此别无他途。
　　毛泽东的巨大想象力和原创精神由此展现，他宣布：现代化的道路、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他的论述和实践修正了五四一代的原初规划，使得乡村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客体变成了历史主体，乡村是“我”而城市是未来的“我”。
　　回顾这段历史，是为了表明，我们对现代中国的想象在城与乡之间展开，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对城市的想象同时是对乡村的想象，反之亦然，城与乡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塑造着现代中国的意识，而整个中国文学自现代以来一直在城乡之间摆荡徘徊。
　　——在这个背景下，　“都市文学”成了问题。在2005年或2006年谈论这个问题，我认为与“写什么”并无多大关系，应该写乡村还是应该写都市?这完全不能构成疑难，真正的疑难是“怎么写”，是都市如何被意识和被想象，这种意识和想象如何展开又在什么地方遭遇阻滞和限制?
　　从去年到今年，翻检期刊和书籍，你会发现，中国文学中的“都市”在两个方向上推展。一个方向是都市的日常生活，青春情怀、中年烦恼，当然你还会看到很多飞来横祸、自杀他杀，但这其实也正是都市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充塞了街头小报的版面。而在另一个方向上，你会看到大批“外来者”在都市中游荡——比如来自乡村的农民工，他们在去年和今年的中国小说中频频现身，他们的脸、他们的形象一时成为文学的“真实”与“正义”的直接的、常常也是轻易的证据。
　　将这两种景象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在文学叙述中，都市不得不向乡村“借用”意义。都市无法凭自身产生意义，只有在乡村(通过农民工)在场的情况下，作家们才猛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同样的，批评家们在看到都市街头的农民工时也一下子有话可说了，破碎、复杂的景象顷刻澄清为宏大清晰的历史与正义之图，在阐释的尽头，他们发现了都市里的“乡村”，他们安心了。
　　但是，如果把视野放到文学之外，我们就会看到事情正截然相反的进展着——都市的文化权力无所不及，现代的都市正在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那就是乡村的文化尊严和文化自生能力正在逐渐衰减。如果说，三千年来中国人是以乡村为中心安排他的意义世界的，那么现在，即使在穷乡僻壤，一个农民也和北京和上海的电视观众一样体认意义，中心已经转移，而且看起来不可逆转——百年来我们一直期待着这一天，为此而梦想而欢呼。
　　那么，这两件事是如何同时存在的?在都市取得文化上的决定性胜利的同时，为什么它在文学上如此无能?
　　仅就文学而言，我认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那就是，小说家们并不是像他们自己骗自己的那样是直接面对经验写作的，叙事者需要支持，需要从一个与他的听众充分共享的大故事或前叙事出发去讲述他的故事，而乡村提供了这种支持。一个身在都市而面对乡村的作家，他的根本境遇与五四先驱们没有太大不同，历史叙事和精神叙事都已先在，他可以充满信心地想唱就唱，唱得响亮，唱出“史诗”。
　　这也正是那些书写都市的作家们面临的困难：他们空无依傍，面对都市中的日常生活、面对大众文化和时尚工业批量生产仅供消费不断更新的“意义”或者“伪意义”，他们缺乏背景、缺乏出发之地、缺乏大故事或前叙事的支持——《长恨歌》叙事的前提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现代史中的“上海神话”的建构，王安忆由此才能让人生之“恨”变得那么“长”，那么起承转合有头有尾。
　　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对“都市”的想象会如此贫乏根基浅薄?对此可以有很多解释，在这本论文集中，这也是众说纷纭的焦点之一。但是，我认为，也许我们最终都得回到20世纪前半期的规划和想象所蕴涵潜伏的问题中去：
　　“我”是谁?是乡村还是城市?如果是城市，那么这个“我”仅仅是凭着对“他”的改造而成立的吗?如果城市曾是未来的“我”，那么当未来已经来到时，它是否为自己作为现在塑造出出身、来历和灵魂?
　　——作为一篇序言，这并不是深入展开讨论的合适场所。但是，我要说的根本观点是，在现代中国的精神构造中、在我们对现代中国的想象和意识中，都市或者现代城市不管是作为“我”还是作为未来的“我”都是被虚悬着的，它一直是一个梦，当梦想成真时，我们并无充分准备。都市文学作为一个问题正是因此成立。
　　2005年初，在北京一家饭店的咖啡厅里，杨宏海先生和我谈起举办一个都市文学研讨会的构想。那时，窗外就是一个庞大的、灯火辉煌的、飞奔着的都市，杨宏海指着窗外对我说：
　　谁能像写《都柏林人》那样写出它来……
　　——我想我们必须写出它，必须把它作为我、作为我的历史我的经验我的灵魂和身体我的中国来想象、思考、书写。当我们书写都市时，我们也是在都市书写中国，这不仅事关文学，这也事关中国精神的扩展、生长。而这本论文集就是这一艰难进程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