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还是1960年代一批大事件的产品，特别是那些发生在美国、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事件，它受到当时全球重组和新思维的影响。从20年前美国干涉中国内战，直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从东南亚到全球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南北关系等在意识形态、政治及军事上的冲突，美中关系一直处在没完没了的斗争之中。那些斗争形成了美国的学术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解。

    
　　1963年，当我为最终完成《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进行资料研究时，美中力量和全球力量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美国全面卷入越南战争，这时分裂力量形成，不久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美国则出现了要求公民权利、反战及新的左派运动。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支柱似乎正在瓦解。美国在越南失败后不久，其霸权力量节节下降，中苏联盟瓦解，这一切为突破美中关系研究，重新审视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

    
　　时间在向前进，甚至是迫使我们忙于研究新的问题。我想弄清一个贫穷而技术落后的农业国家是如何在15年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抗战的，那些殖民侵略者的神力，足以使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在早期的殖民战争中取得胜利。特别吸引我的是，广大抗战力量的先锋有没有可能在贫穷而屡遭蹂躏的乡村创造性地致力于解决贫穷、不平等和落后问题，这些正是现在后殖民世界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原版前言中，我把这件事渲染为更有希望的新纪元：“这是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人民如何打碎压迫、贫穷和恐怖的枷锁，他们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希望和梦想变为有力的行动，如何发展人类的自由和美好前景?人类如何站立起来?”那时在另一个贫穷的农业国，革命力量正在对看起来无敌的侵略者予以致命一击，使美国，以及国际政治、文化和理性生活陷入危机之中。

    
　　到1971年，在美国封锁、敌对并寻求孤立中国，把她作为国际弃儿20年之后，两个国家开始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然后重新确定全球敌对和联盟的版图。这些过程有益于重新反思战争和一般意义上的革命，特别是长期的中国革命。《延安道路》发表于1971年，正值美中关系向正常化大步迈进的时候，是两国相互承认的戏剧性转变的时刻。

    
　　在我着手准备为这本书增加批判内容时，美中关系已经度过了20个喧嚣的年头。长时间的文化革命影响了市场、个体和外国资金的流人——尽管是以隐蔽而复杂的方式，毛的遗产还是继续影响着中国的事业。从1980年代，邓小平的中国出现在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贸易中心。同样重要的是，前苏联和整个东欧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解体，以及冷战结束，已经将国际政治和美中关系问题转变为最基本的平等问题。重新思考研究动机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此次出版本书，重申了初版最初研究的核心命题和观点。特别是它把革命和抗战放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中来考虑；它发现了“延安道路”对中国在革命变革和社会进步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做出的土生土长的贡献；它确定了1941---1942年具有分水岭般的重要性，战争和革命事业都在此找到了新的综合点；它还重申了“延安道路”在日本敌后根据地的重要作用。

    
　　在1937～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抗日、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中，成功地团结了广泛的社会阶层。正如第一版的结论所指出的，“共产党把土地革命的进程与战时统一战线协调在一起的能力，从而领导一个大胆的，有创建性的解决农村的压迫和解体问题的运动，这正是‘延安道路’的特点”。民族主义和改革的联合，建立在党把不同社会阶层联合在一起的能力上，获得他们的支持，才有能力最终战胜日本并打败以美国为靠山的国民党。

    
　　中国的抗战力量是先锋队，并且在许多方面对这个国家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最有影响，它预兆着这个运动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席卷亚洲和非洲，并最终改变全球政局。而这个集中于单个根据地共产主义斗争的研究，构成了广泛而彻底研究7年战争和革命的框架，在这场战争和革命中有1500万～2000万人丧生，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我和许多其他学者在过去20年间的研究，使得现在大量关于根据地的更为权威的比较成为可能，这些根据地成为战时抵抗运动的焦点，也是讨论国际样板的范围所在。

    
　　本版《延安道路》在第一版之后，反映了社会科学中争论最激烈的几个问题：关于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概念及其与革命关系问题的争论；关于道德一经济一理性一农民的争论；关于党一以农民为中心一以革命变革为中心的观点的争论；以及关于20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和分类观点的争论。在新的结论一章里，我就这些问题和其他观点，对抵抗时期的革命变革和农村发展进行了评论。

    
　　我在两种不同的含义上使用“延安道路”这一比喻，但它们又是整体相关的。它首先特别表示在中国西北的黄土地区政治经济条件下，共产主义统治下出现的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风格及它的综合制度，它们最终构成了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从我在这里的详细描述，可以发现陕甘宁边区战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核心特征，在那些全面战时政府的敌后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等根据地，带有重要的地域性变化。简言之，陕甘宁既是可以形成抗战力量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微观要塞，又是深刻影响以后中国共产主义事业的地方。对于所有在封锁地区自力更生的根据地，以及对于所有与它们不同的根据地，都具有普遍的重要特征：组建抗战力量，解决广泛存在的农村脱困问题，对付经济封锁和进攻，以及重建党、小农阶级和地方精英之间必要的关系等。新的民主和群众路线从理论上为地理上分散的战时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抗日事业中，延安的观念充分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和共产党高级领导的许多特征。从十几个根据地的这个时期的经验中总结出的教训和遗产，后来在人民共和国的复杂矛盾中贯彻始终，这些我将在后记中探讨。

    
　　《延安道路》不仅关注中国革命战争，而且关注20世纪革命变革的理论和实际，以及后殖民时期的发展。“延安道路”强调创新特性，它分析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外国统治的瓦解问题，提出了中国以及大批后殖民农业国家面对发展的挑战适当开展战时团结的必要性，原版对西方中国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以及对60年代流行的对革命的理解提出了挑战。特别是，它打破了把中国的共产主义看成是对苏联共产主义盲目仿效的观点；打破了把外部来源问题看成是社团组织和技术扩散的现代理论；还打破了把群众的民族主义与固有的社会问题相分离的观点。

    
　　新版《延安道路》体现了原版是在确信分析研究的核心要素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基础上，完成早期统计及增加和修改事实的严肃态度。然而在新版的前言和结论中，特别是在扩充的后记中，我批判性地重新评价了原版中的核心问题，并重新评价了我自己根据普遍的特别是中国革命的革命变革的选择前景所做的解释。我还根据过去半个世纪复杂的中国革命事业和世界格局重新排列的情况，简要考察了早期的结论，根据我自己和其他人后来关于中国革命的研究，重新评价了《延安道路》以及农村革命动力研究。

    
　　在后记中，我从人类自由和农村发展的观点，重新评价了抗战。最重要的是，通过回顾1950年代反右运动，1960～1970年代的文化革命，以及1980～1990年代关于民主问题的争论，我探究了如大跃进饥荒和文化革命的政治警惕这样的政治和社会悲剧，是否可以从一般意义上追溯到延安时期，特别是“延安道路”。所以，后记提供了一个评说“延安道路”和后来中国曲折事业之间关系的场合。

    
　　《延安道路》一书第一次对战时根据地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后来对从1920年代起的整个抗战和内战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并且(以地方和地域研究方式)直至今天。这一方法可以从最基层到地域、民族和全球的视角，又从国际体系到根据地、县、村庄和家庭的微观世界来观察社会变革。从而它使得从人类的角度研究政治和进步——它们的产生和变革、它们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的方式曾被国家和世界研究排除在成为可能。尽管这种方法特别适合于战争时期，当时有十几个在地域上孤立的根据地坚持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但这种方法还是被广泛用于其他历史时期，包括人民共和国时期。对单个地域的研究，适当关注它的社会生态、人口统计、阶级、文化和其他特性，并不意味着假定每个根据地的条件都相同，更不意味着根据地代表着国家的条件。实际上，根据地占据着各省边界的多数崎岖不平的地域，远离主要城市和铁路交通，然而高度自治的民族运动的个别地区不断联系起来。

    
　　本研究追溯到持久的社会经济瓦解的起因，它是陕甘宁地区30年革命冲突的前奏，其战时首府延安，象征着1935～1947年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这些年里，运动从中国社会周边的二次军事胜利形成一种平衡直到统治和改变中国。我希望通过考察这个农业地区在20世纪前半期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力量传达一种强烈而典型的革命变革，并理解变革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让我们从陕西社会的瓦解和极度绝望所引发的最早的隆隆革命惊雷开始，这里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秦朝曾在此建立第一个统一王朝。两千年过去，这个地区将孕育一个新的革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