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没有一本可称其为书的，尤其是这一本。在任何情况下，我总是从一个理论的或经验的问题着手，所做研究旨在解决那个问题，然后从最初的问题转移到一个个浮现脑际的其他问题，接着就这些问题的经验研究发表文章。当这些文章构成的知识统一体愈加丰富时，我才日渐感觉不得不把这些知识体系结集起来并加以阐释，拓展其意义，有意变其为全面且有内在联系的意义和知识的统一体并最终成册。
　　《阶层与构成》——一项关于价值的研究，便是我最早的此类冒险。我后期著作的一些评论者说这本书建立了“范式”，而随后的书是“一般科学”，但我把这个理论看作是一个非常渐进的发展过程，是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著述和著文而成就的。虽然术语尚不确切，但核心思想在一篇名为“社会阶层与亲子关系——一种解释”的专业论文中已经提出。这篇发表于1963年的论文被收入《阶层与构成》一书，该书提出了一个比较准确但仍有失完备的中心理论陈述，并且对中心理论做了尽可能好的检验：但这种检验仅基于单个国家职业男性调查表的跨阶层数据，运用的是四十几年前所能使用的统计方法。
　　读过我著述的人都知道这个理论，即在较大的社会结构中，地位(position)影响(或受其影响)人格(personality)，主要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地位与更近似的生活条件(conditions of life)之间强有力的联系，以及生活状况与个人的人格之间的联系。当一个人重点关注阶层和分层并视之为调查研究中社会结构的纬度时，如我惯常做的那样，这些相近的生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职业的，尤其(但不仅)是促进或者妨碍工作中自我定向实施的职业状况——首当其冲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工作的实际复杂性，也涉及工作监管何等严密、工作又何等例行化。这一理论已经经受了多次论证的考验，它的效力和影响力得到许多国家的许多学科的评价(见Kohn and Schooler，1983：第十二章；Kohn and Slomczynski，1990：第九章，第25l～259页)。
　　在第二本书《工作与人格：关于社会分层影响的调查》(与Carmi Schooler合著)中，对基本概念的定义和经验分析的扩展使用了多种方法：①通过社会分层和社会阶层的区分，通过发展一套在处理职业状况方面比我以前建立的概念体系更为协调一致的社会阶层概念；②通过检查工作状况与女性和男性的人格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们尚未获得充分代表所有职业女性的样本；③通过极大地扩大所研究的工作状况的范围，不仅包含促进或妨碍实施职业自我导向的那些状况，而且也包括我们称为“工作的结构性强制”的那些工作状况；④通过心理影响的评价，不仅包括付酬的职业工作，也包括家务劳动的工作；⑤不仅检查我们称为个性的主观现象，同时也检查行为；⑥关键是运用了实证性因子(confirmatory factor)分析和线性结构平衡模型(1inearstructural-equations modeling)的最新统计技术，适于纵向数据，处理自韦伯以来的社会结构与个性问题的研究中的、解释性的中心问题——定向效果。社会结构的位置及其伴随的工作状况是影响还是仅仅反映了人格?针对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斯库勒的与我的(我认为是明确的)答案就是，社会结构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相互的。现在我要加上一句：至少是在社会稳定的状况之下如此。
　　要不是我碰上了千载难逢的好运(本书第二章叙述)，即沃齐米日·韦索沃夫斯基提出建议并随后主持我们在波兰展开的主要调查项目，看看我们对美国研究的发现和解释是否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那么我的长篇叙述可能会到此结束了。我对跨同研究小有心得，我曾有限地参与了列纳德·皮尔林(Leonard Pearlin)在意大利都灵所做的重复实验和推广，我在华盛顿做了自己的早期研究课题。全方位研究的前景十分的诱人，它使我的理论核心在社会主义波兰得到证明。拿波兰和美国做一个比较分析写一本书的想法简直是遥不可及；但是随着分析的进展、著述的积淀，我的主要合作者卡齐米日·斯洛姆钦斯基和我一起，先是用波兰语出书(Slomczvnski and Kohn．1988)，尔后又出了更为详备的英语版，该书我们命名为《社会结构与自我定向：美国和波兰的比较分析》(Kohn and Slomczynski，1990)。
　　我们把后一本书看作既是三部曲的第三部又是一次新冒险，所谓新冒险，就是验证这些对美国研究的发现和解释能否很好地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在那本书里，我们还纳入了斯洛姆钦斯基为波兰社会主义社会而发展的概念体系——社会阶级(so-cial class)，对此我们采用社会阶层和人格的比较分析对美国和波兰加以对比。为使两国有可比性，我们还追溯了社会结构及其伴随的工作状况的结果，不仅是父母对后代的价值观，而且父母的价值观会部分地传递下来形成下一代自己的价值。
　　我要说，希望读完此书第一章的读者会认同：尽管饶有趣味的跨国研究有不符和出入之处，我们把这看作主题变奏，但中心理论是论证坚实、支持有力的。然而在某些方面，跨国家的不一致性甚至比支撑解释的可概括性更令人趣味盎然。当波兰从社会主义变为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时，当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不一致之处是否继续存在时，这些不一致就变得愈加引人入胜了。
　　随着三卷本中的第三卷的出版，加上那篇系统比较资本主义美国和社会主义波兰，以及把波兰、美国与非西方的资本主义日本做比较的论文(现已纳入本书的第一章)的发表，我认为我和我的合作者已经回答了最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就是超越了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主要界线而做出的理论概括。接着，具有不同社会主义制度特色的苏联和东欧被颠覆，期间波兰工人起了领头羊的作用。伴随着东欧和前苏联难以压制的转型这一社会剧烈变迁，要找出此理论核心能否在这种条件下也适用，我认为是一个挑战。
　　在此我承认有一个过失。在起草一份关于波兰和乌克兰从社会主义转向新生资本主义的比较研究的简要提纲的时候，我曾说期待我们的研究和理论解释，即便是在伴随着转型而出现剧烈社会变迁的条件下，也能够站住脚。在批评我的计划草案时，卡米·斯库勒坦率地问道：“如果你十分有把握可以取得如你过去那样的发现，为什么一些基金代理就得认为支持该项研究是值得的?”在我先向他后来又向基金代理解释，过去的理论发现之所以在这些条件下不太适用的所有原因的时候，我的期待几乎完全改变了，这时候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一个或更多的另类假设可能最终会被证明是无效的。
　　带着获得发现的无比激动，带着进入新的理论问题去冒险的极大热情，我步入了新的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问题表明，解释方案既适用于职业者，又适用于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非职业分散人口。我和合作伙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系统地评价所有我们着手研究的解释问题。虽然每篇文章都是悄无声息，论文却实实在在地出现在各种刊物上：可能没有人能看见所有东西，也不见得会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整合。那种熟悉的模式再次出现：一系列表面离散、但有内在关联的论文，也即构成一部书所需要的各个因素，都在这里了。
　　虽然我有将系列论文改写成一本书的成功经验，但要把这么特别的论文集结成书还是心怀忐忑。其中部分原因是，在没有深入分析纵向的乌克兰数据(见本书第七章)之前，我对分析而来的发现最终会使这本书锦上添花还是令人扫兴并没有什么把握，对于乌克兰的人格在转型早期表现出极端不稳定这一出乎意料的发现，好长时间我不知所措。这些数据的纵向分析能产生社会结构和人格关系的结论性发现吗?我一点都不敢肯定。另外，部分因为，也许是主要因为，有一个念头萦绕在我的心头：对于三部曲来说，第四本也许显得太多。真的有那么多新东西证明这本书的确不同凡响吗?就是因为胶着在一起的那些纵向数据分析才令我相信，这些论文恰恰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而就有重要的东西要言说。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建议我把这本书及此前的一本书翻译出来出版，我因此而恢复了信心。他们的建议促使我改变自己的观念，即从“三部曲的第四本”到更富灵活性的“两部成套的第二本”(极有可能是“丛书中最后一本”)。第一套书，尽管论述的理论旨在适用于各地的工业化社会，但它主要建立在美国研究的基础上。第二套书是我长期冒险进行跨国研究的产物，其中的第一本书是关于社会稳定条件下所做的跨国研究，第二本，也就是本书，是在急剧的社会变迁条件之下所做的跨国研究。
　　本书的第一章，以美国、社会主义波兰和日本的严格的比较研究为基础，描述的是在明显的社会稳定时期社会结构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这是后文的基线。之后两章讲述引导我们做研究的个人经历(我和合作者)，这些关系是怎样受到波兰、乌克兰由社会主义转变到资本主义的影响的；然后介绍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波兰、乌克兰比较研究的研究设计。接下来，对波兰和乌克兰城市人口中的部分职业群体进行社会结构和人格的比较分析；下面两章将社会结构和人格分析扩展到这些人口中的非职业群体。于是，我抓住乌克兰合作者进行后续调查提供的绝妙机会，利用充分的纵向数据去评价在进行当中的发展过程。在最后一章，我提供一些本书跨国研究模式在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所做的反思。作为一则趣闻，或者差不多是一种戏弄，我在附录中提供一个简洁的解释(我将之看作业余民族志的描述)，我学到的乌克兰乡村社会剧烈变迁的知识，是从两次到我母亲出生的村庄访问而获得的。这的确是一个有启迪作用的故事。

　　　　　　　　　　　　　　　　　　　　致　　谢
　　我真诚地感谢，这本书的研究是基于我许多朋友的大力帮助和宝贵的合作，他们是：
　　克利斯蒂娜·杰妮卡(Krystyna Janicka)
　　维拉利·赫米尔科(Valeriy Khmeelko)
　　波格丹w．马赫(Bogdan W．Mach)
　　直井优(Atsushi Naoi)
　　呈现在这本书中的整个研究过程都依赖我的合作伙伴的大力协助。然而却只能把我自己列为本书惟一作者。书中大多数章节所依据的原始论文，都列出了合作者，他们对理论问题的构成、研究设计、调查的开展，或数据分析等这本书论文的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一本书来讲列出所有的作者却不行，因为将近一打的共同作者只能出现在一份委员会报告上而非一本书上。在我起初考虑把论文写成书时，我有意使用一种在以前两本书中采用的方案(在与……的合作之下)。出版社建议我使用“在与……的合作研究之下”更为准确，因为我做了早期论文的实际写作工作，将论文写作成该书章节的工作理所当然要做。这点对我很重要，因而在我写给波兰和乌克兰的合作伙伴的e—mail中，我希望取得他们的同意以将其列为研究合作者。
　　我的长期合作者，波兰人卡齐米日·斯洛姆钦斯基，立即提出反对意见，先是在感恩节的电话里，后又在给我以及写给乌克兰合作者的电子邮件中说，书不同于论文，对写作有更高的要求，由于我需要在书里按照我的总体解释的语境来整合这几篇论文，所以我应该列为该书的惟一作者。我的同事们很快就达成一致意见。尽管我仍然喜欢我先前的建议，但对他们慷慨奉献的精神，我心怀感激。
　　我询问过我的老搭档卡米尔·斯库勒，他认为斯洛姆钦斯基的见解合理并与之形成一致意见，建议我把合作者的名字列在书中一页，彰明他们对该研究所做的贡献，而不是放在书的封面上；也没必要像卡齐米日·斯洛姆钦斯基建议的那样，列在单独的论文导读里面。我则把合作者的作用不厌其详地置于序言的注释中，几乎所有章节皆如此，于是我就可以将对其作用的描述与他们发挥作用的舞台联系起来。尽管如此，我应该承认我的确发现(令我惊奇)，做惟一作者使我更容易在写作时区分哪些是我们(合作)做的、哪些是我(单独)提出的观点。
　　尽管已经在书中已经表示过了，我(作为个人理念的陈述)现在申明，如果不是杰出的合作者祝福，将没有此书的开端。读者将在序言的注释和大部分章节中看到，在第二章论述的研究的起源和初期，以及全书的其他地方，我衷心感谢我的合作者，他们的研究奠定了本书的基础。没有他们付出的努力，研究会无从完成，书也无从写起。在本书结束的一章，我将在大的范围内讨论我们共同建立起来的合作和跨国研究的特殊模式，其研究的优点和局限——既存于研究，也在于将生活卷入这项研究(而出现的干扰)。
　　在同一序言注释中我要记述合作者的作用，他们的研究是特定章节的基础，我还要感谢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人，那些对先后不同版本的论文提出批评的人。在此我想对几个人和机构表示谢意，其贡献贯穿其中，而这是本书依赖的基础。
　　在直接赖以成书的论文发表之前，尽管我已经离开了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美国)，但我仍将感激该所内部研究计划的两位长期项目领导人，约翰·爱波哈特和罗伯特A．科恩(Johnc．Eberhart，Robert A．Cohen)他们对我，对美国、波兰和日本的合作者的研究(见下面第一章和随后的几章)，给予了行政上和感情上的支持。
　　三位杰出的学者和优秀的同行在实施波兰、日本和乌克兰的研究计划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他们积极而主动、他们对研究、对我的合作者以及我本人都有着充满智慧和富有感情的义务感，他们以自己杰出的科学及学术资质支持了我们的研究。他们是：波兰的沃齐米日·韦索沃夫斯基，日本的富永健一，以及俄国的雅多夫。
　　在专业知识的分享方面，我还要感谢罗纳德·舍恩伯格。他在数据分析的诸多方面曾给我宝贵的意见，我使用他的电脑程序创建因子分值(factor score)，该程序不仅使用高级的方法来处理缺失数值，而且提供真数值(true score)和因子分值(factor score)的矫正功能，这对于矫正因子数值的失效可谓无价之宝；感谢威吉兰德·安德雷耶和帕韦尔在波兰和乌克兰预备调查中所给予的巨大帮助；感谢卡米·斯库勒和梅斯芬·梅拉图，在好几个关节点遇到数据分析的统计学难题时给我的建议。
　　转型中的波兰和乌克兰的比较研究得到三个国家的机构给予的金融支持，这些机构是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及苏联、东欧研究国家理事会；波兰的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KBN)；乌克兰的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
　　美国社会学协会同意我们使用刊载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两篇论文的资料(Kohn，1987；Kohn，et a1．，1997)，三篇发表在《社会心理学季刊》(Kohn，1993；Kohn，et al_，2000，2002)。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也同意我使用《美国社会学杂志》(Kohn等，1990)；布里尔学术出版社已经答应使用发表在《比较社会学》上的资料(Kohn，et a1．，2004)。上还组织当然保留其对原始出版物的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