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这本论文集来自1988年7月在赫尔辛基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简称WIDER）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是由玛莎·努斯鲍姆和阿玛蒂亚·森组织的。在此组织者要对D. E.约内莎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以及准备这本论文集时所起的无价的作用表示感谢, 同时也要对I.汉森和R.L.维克利给予会议的帮助致以谢意。
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的一项重要任务——的确如它的简称“WIDER”的含义那样——是从事跨学科的研究。“生活质量”这个术语所蕴含的，以及改进生活质量对社会政策的要求，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而WIDER工作的一个中心点就是召开促成这两个学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的会议。在宏观的层面上，经济学家以人均收入这个粗放的尺度来表示人类福利状况，同时还存在着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与此相类似的是，在微观层面上，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概念是传统需求理论的基础。但这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效用是可量度的吗？当我们对评估生活质量感兴趣时，效用是不是恰当的度量之物？
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供了很深刻的富有新意的视角。在宏观的层面上，他们批判了人均收入这个单一、粗糙的尺度，而坚持认为我们需要考虑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我们需要评价一些不同的人类生活领域，来判定人们究竟过得好不好。有相当多的有关这项工作如何开展的不同提议，这些提议中最主要的部分在这本论文集中展现出来。就微观层面而言，效用的概念受到了不同方面的批评。即使是那些将效用作为生活质量最佳衡量尺度的哲学家也强调，这个概念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来重新界定，尤其是要减少那些以不适当的方式形成的偏爱对它的作用。其他人则深刻地批判了效用概念，认为我们应该以测量人们的能力来取代它，也就是说，用人们在不同的生活领域能够做什么和成为什么这样的尺度来取代它。同样，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突出的方法都呈现在这个集子里。
玛莎·努斯鲍姆和阿玛蒂亚·森为本论文集所写的导言，对与会者在会议上分析过的问题作了更详细的介绍。在这篇前言中，我的目的在于，跳出这次会议，看看将这两个学科整合到一起取得了多大进展，也就是说，鼓励在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就生活质量改善的问题进行争论（更具体地说，就是鼓励不同学科成员之间进一步进行合作研究，以便得出可为政策制订者采纳的结论）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次会议以及结成的论文集表明，一些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有关他们出发点的基本哲学问题。他们关注的方面有待拓宽。特别是在发展领域，如果回避这些问题，我们就发现不了解决复杂经济问题的适当方法。另一方面，同样很清楚的是，哲学家们也意识到将他们的理论发现和理论探求与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的重要性。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意识需要扩展；这些实践性的探求需要我们放眼世界，而不仅仅着眼于少数享有特权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往往是分配正义这一哲学讨论中的参照点。如果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们进一步发展始于这次会议的合作模式，那么，本论文集中的两个实例，处理公共政策制定的芬兰方法和瑞典方法（社会科学家考察了行为而不仅仅是满意度，并且对不同的生活领域多元情形下的成就进行了测量），指向了他们可预期的某种有益结果。
在会议集中讨论的保健和性别正义这两个领域里，特别需要这种合作。对公共政策所要考虑的有关健康和与健康相关的益品分配的这一复杂决定的反思，揭示需要跳出传统的、粗糙的经济衡量方法，来对生活质量问题进行全面的思考。对妇女生活质量的评估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特别紧迫的问题。因为在这些国家，由于人们终生受剥夺和缺乏教育，他们的欲望受到限制乃至扭曲，所以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不得不调低。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效用（可以解释为满意度）和妇女在许多重要方面的实际功能性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并且我们从中还看到有必要强调有关传统和文化相对性的哲学问题的重要性，以判定谁的信念和判断可作为政策制定者测量标准的资源。这两个问题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继续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的焦点，它将孕育另一本有关人的能力和性别正义问题的论文集，以及有关健康政策伦理意义这样一个研究项目。 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主任 拉奥·杰雅渥达拉
1990年8月27日
导 言
M.努斯鲍姆 阿玛蒂亚·森
“他说，现在，比方说我们的课堂是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面有5000万英镑。这是不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呢？第二十号女生，这是不是一个繁荣的国家，而你是不是在这个兴旺的国家里生活着呢？”
“你怎么说呢？”路易莎问道。
“路易莎小姐，我说我不知道。我想我没法子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繁荣，或者我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兴旺的国家里，除非我知道是谁得着这些钱，而且我是不是也有一份。但是这与那个问题毫无关系。这个答案与数目字的计算无关。”西丝擦了擦眼睛说道。
“这就是你的一桩大错。”路易莎批评道。
——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 当我们探问世界上某个国家或地区是否繁荣、其居民的生活质量之类问题的时候，仍要提出西丝·朱浦的问题：我们如何来评价，我们需要获取哪些信息？什么标准与人类的“兴旺”真正相关？第二十号女生敏锐地发现，仅仅知道既定数量的民众有多少钱［像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这样的标准，仍被广泛地用作衡量生活质量的一种尺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还需要问，这些资源如何分配，以及它们能为民众生活的改善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实际上更为复杂。因为，如果我们真正想知道有关西丝·朱浦和她的同胞“兴旺”的情况，我们不仅需要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些钱，而且还要知道有关他们如何谋生的许多事情。我们确实需要知道他们的预期寿命（想想在狄更斯的小说中，焦煤镇的矿工为使他们的家庭免于饥饿和匮乏而过早去世的情况吧）。我们需要知道他们的保健和医疗服务情况；需要知道他们的教育情况——不仅要知道教育的可得性，而且还要知道教育的性质和质量（很有可能，格拉德格林先生的学校实际上缩减了他的学生的“兴旺”程度）。我们需要知道他们的劳动状况——其劳动是有价值的，还是艰难单调的，工人们是否享有某种程度的尊严和自主权；雇主和“人手”的关系合乎人性还是遭到贬损。我们需要知道公民享有什么样的政治、法律权利，在处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中，他们享有什么样的自由。我们需要知道家庭和两性关系是如何建构的，这些结构是如何培育或妨碍其他方面的人类活动的。也许尤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所探讨的社会是如何使人们去想象、探寻和感受诸如爱和感激这样的人类情感的，而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生活不仅仅是一系列商务关系，人——不像焦煤镇的蒸汽机——是一个“难解之谜”，不是完全“用图表来说明的”。总之，如果好好考虑一下西丝的问题，我们似乎就需要对人们能够做什么和成为什么做更为全面而丰富的描述——相对于那些把自己的阅读趣味局限在为西丝的老师们所喜欢的严密的技术和财经文件上的人而言，这种描述更适合阅读狄更斯小说的读者。
经济学家、政策制订者、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所面临的仍是生活质量的测量和评估问题。他们需要知道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过得怎样，他们需要知道提出这个问题真正涉及到什么因素。当他们认真地面对这个问题时，可以说，面对它，会感到惊奇（在此有意使用这一格拉德格林先生的学校最不能容忍的词）；也就是说，会意识到评价人类生活的深刻复杂性，并且愿意承认，至少是初步承认，对于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对于可以信赖的标准，其实有着极大可能的描述空间。
当然，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固守易于使用且以前一直使用的机械的公式，那么我们绝不会感到惊奇的。这种做法既提不出问题也得不到答案。这本论文集则力图提出问题，探讨可能的解决方案。通过对如何测量生活质量的各种不同的描述的赞成与反对两方面论证的考察，本论文集旨在加深大家对各种可取的主张及其优点的理解。当初，我们所以启动这项计划，是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些问题在几个不同的领域已经引起争论，而不幸的是，这些领域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往往会同意西丝·朱浦的这一观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既粗糙又不完善的生活质量衡量标准，然而这些标准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却仍被广泛使用着。再者，哲学家们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讨论根据效用（无论是把它理解为幸福，还是把它理解为欲望的满足或偏好的满足）来衡量生活质量的优点。一些哲学家还在继续捍卫这个一般性方法——不过通常附带相当多的条件，并且通过对可能考虑到的偏好的性质作出复杂而微妙的限制，推出了功利主义的方法。其他人则认为，所有功利主义的方法都应当被拒斥——也许应当被一种实际构成“兴旺”的“人类生活”的许多类不同活动的描述所取代。（这样一个课题有不同形式，其中的一些在柯亨、森、伯罗克、斯坎伦和努斯鲍姆的论文中予以探讨。）哲学争论对这个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政策制订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权威的经济学著作也没有予以足够重视。我们希望，通过把这些争论的参与者召集在一起，鼓励进一步的争论，以便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激发合作精神，并使得该问题的争论不仅局限于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而且还要吸引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广泛参与。 生活和能力
本书第一部分的论文阐发了我们描述过的一般性问题，考察了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评价生活质量的适当标准。柯亨和森的论文都探讨了森所提出的“能力方法”，同时柯亨也考察了其他一些方法，其中包括功利主义的计算法、罗尔斯的聚焦于基本善和德沃金的资源使用论。在评论了这些方法之后，柯亨集中于他所说的“中介性好”（midfare）来进行论证，而这很贴近在有关“能力”(capability)的文献中所采用的功能性活动（functionings）的观点。
一个人所过的生活可以被看成是所做的各种事情和各种存在状态的一种组合，它们可被统称为功能性活动。功能性活动彼此差异很大，从诸如营养状况良好、免于疾病这些基本的要素到更复杂的如自尊、维护尊严以及参与社群生活，等等，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功能性活动。一个人的能力指各种不同的可选择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并且他通过选择可以得到其中任何一种（组合）。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能力是与他不得不过这种或那种生活的自由相当的。柯亨的论文讨论了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朝着这个方向行进（而不是沿袭传统的路数：关注收入、效用、资源和基本善），但是他却以质疑能力的自由型观念不是精确的替代主张而结束。森提出了能力方法和它的理论基础，也力图回答柯亨的批评（以及出现在其他地方的另外的一些批评）。
埃里克森和阿拉特讨论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科学家长期使用的测量生活质量的一些方法和策略。他们的方法与集中于功能性活动和能力的方法有许多相似处，实际量度的技术明显地与能力方法的使用相关。另一方面，能力方法的哲学基础为斯堪的纳维亚学者的实践提供了某种辩护，也提供了扩展的可能。尽管瑞典和芬兰学者的方法在一些重大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它们既不关注富裕也不关注效用，而是一致关注在不同的领域里，人们能够实际发挥作用的那些方面。他们坚持认为，任何恰当的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必须是多样性的，它们应当包含一些相互独立、相互区别的要素。
伯罗克对保健领域里生活质量衡量标准的全面性的研究表明，在其他事情中有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正如医生和哲学家在寻找评估病人生活质量的最好方法时，不断求助于功能性能力清单那样，这与那些在有关能力的文献中和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科学家的理论和实践中所提出的并没有什么不同。保健领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比较、对照和评估不同方法的丰富理由。 传统、相对主义和客观性
当选择某个标准来评估世界各地民众的生活质量时，一个不得不提出的问题是，谁的观点对于标准具有决定性作用。例如，我们是否应该注重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标准，而这些传统标准中的哪些因素对于兴旺具有最根本性的作用？或者相反，我们是否应该寻求衡量人类美好生活的更具普遍性的标准，来评价不同的地方传统？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审慎地考虑，并且无论我们选择哪一种路径，似乎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坚持当地的传统，这似乎可以给予我们某种明确的指向，并且还可以为了解我们想要了解的东西指明道路（不过传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应该被低估，正如经常在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中所遇到的）。这也似乎是承诺了对差别的尊重：不要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让他们去选择。另一方面，大多数传统包含着不公正和压迫的成分，这些东西根深蒂固；并且如果不以一种更具批判性和普遍性的方法来考察人们的功能性活动，我们往往很难发现对这些不平等展开批评的基础。（例如，狄更斯对英国唯物主义和阶级不公正的批评主要依赖于对人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的引申性反思——这些反思就其社会性的根本特征而言，从英国阶级关系的传统中是难以得出的。）
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普遍性描述的探寻，本身就预示着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来维护那些被传统压迫或边缘化的人们的生活。但如何以一种适当的方式为这样一种描述提供基础，面临着认识论意义上的困境，比方说规范来自何处，又怎么能够知道它们是最好的。同时也面临着父权主义的伦理风险，因为很明显，这样的描述往往难以反映对世界上其他地区人们的生活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并且充当了不深入研究他们的生活的借口。
这本论文集的第二部分就是针对这些难题，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论证，揭示了这些有关生活质量问题的论证的关系。普特南的论文批判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念：科学问题是一个事实问题，相反，伦理问题是一个我们只有诉诸主观的偏好才能解决的问题。他主张，科学意义上的“事实”问题相比于一般性的事实问题，更是一个人类中心性和“内在性”问题；并且，在科学方面的真理和客观性，在伦理学方面同样也可以获得。与此相反，沃尔茨为一种有限的相对主义形式辩护，不过他把大部分的注意力用于社会中可能产生的各种形式的批评和不满。他认为，无论这些不满的意见是多么不清楚，它们都应该被视为理解一种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好生活应有之义的重要材料。
斯坎伦的论文与论文集的第一部分有关效用的争论紧密相关，对把欲望作为生活质量的衡量尺度的适当性提出了质疑，并且相反，他主张探索一种基于对使人类生活具有价值的那些元素的“实质性清单”的批判性审视的方法。泰勒考察了人们在论证一种生活方式好于另一种生活方式时所运用的推理形式。尽管这些论证总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发生的，并且不具备严密的科学论证所需的演绎结构，但他认为，这些论证是完全合理的，并且能够成功地证明，一些行事方式确实好于其他方式。
努斯鲍姆依据人类基本功能清单，考察了有关生活质量的一种主要理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她主张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对于所有人类都是有效的。她强调，虽然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面对今天的文化相对主义可能用来反对他的理论的微妙论证——例如，被建构和被体验到的推理和欲望这种基本的人类经验在不同的社会里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仍然可以雄辩地回答这些异议。（奇怪的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功能清单涵盖了森、埃里克森 、阿拉特和伯罗克在第一部分所涉及的议题，尽管它们来自不同的理智传统。） 妇女生活与性别正义
对于如何测量生活质量，没有哪个领域能比在妇女的生活和能力这个领域出现的问题更多了。在这里，效用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测量尺度的问题和文化相对主义问题显得特别迫切。因为就世界大多数地区而言，女人并不拥有与男人同样多的机会。这些不平等——和往往同它们相关的教育与经验的缺乏——会影响妇女的期盼和欲望，因为要使一个人不能想象出来的东西成为可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于这个原因，基于欲望的测量生活质量的方法通常导致完全肯定现状的结论。例如它告诉我们，Q国的妇女没有识字的需要，因为当Q国的权威对她们进行调查时，她们并没有表示出对识字的欲望。在这里，基于对人类能力的实质性说明的方法将提出不同的问题，并将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并且，在妇女生活的问题上，我们对文化相对主义问题的解答将具有特别清楚的意义，因为大多数地方传统压迫着妇女。一种对人的功能性活动的普遍性解说在这里似乎有着巨大的批判潜力。（WIDER目前开展的工作就是要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力图在一种关于妇女问题的背景下建构一种有关人类能力的非相对性的理论。）
但当我们力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判断女性的生活质量是否与男性的生活质量具有同样的组成成分。一些受人尊敬的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例如，让·雅克·卢梭的回答）, 尽管是普遍主义者而不是相对主义者有关善的回答，已经把人性分成两个相区分的“自然”，两者具有不同的规范和目标。如果发现卢梭笔下的爱弥儿所过的生活被判断为对他那位料理家务和照看孩子的伴侣索菲娅来说是最好的生活，那么卢梭则可能断定他的生活质量是低下的；对于索菲娅也如此，如果她被发现（完全不可能，正如卢梭所做的那样）践行了公民的自律德性。当代一些女性主义的著作倾向于同一个方向。在第三部分，安娜斯的论文考察了这个问题，为一种单一人类功能性活动的理论进行了辩护。奥尼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并且为我们描述了一种策略，我们可用它来判断一种特别对妇女来说是不公正的做法。她把性别正义问题与超越国际界限的有关正义问题联系起来。 政策评估和福利经济学
第四部分探讨了在（宽泛意义上的）福利经济学领域内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中，生活质量问题由以产生的多种途径。罗默研究了世界卫生组织采用的资源分配标准，把它们与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提出的一些标准进行了比较。这样，在实际政策中暗示的原理可以表述得十分明白，然后与相匹敌的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范·普拉格对人们如何看待他们的福祉的一些经验性研究结果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人们的福祉观念是与周围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的。
西伯莱特依据需要调节的多元性影响考察了生活水平的问题。他揭示了契约主义社会理论的合法性与多元主义社会善的概念之间的联系。
最后，布里斯讨论了生活水平的测量问题，主张（与森相反）这个问题应当与更宽泛的生活质量问题分开。尽管他以一种比较含蓄的方式局部地捍卫了更传统的生活水平测量标准，其中尤其是捍卫了实际收入这样一个测量标准，但是他根据“生活方式”的概念（对其内涵他做了深入的研究）发展了自己的理路。
一般而言，评论员当初提交给WIDER会议的评论文章的水平都是很高的，因此，现在我们决定将他们的评论与论文一道结集出版。虽然我们在这篇导言中没有评价它们的内容，但它们是这本论文集的哲学与实践论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龚群译) |
购物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