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Transcending the Ethnic Boundayie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f Ethnic Relations in Dayaoshan |
| |
|
| 图书作者：梁茂春
著 |
| 出版时间：2008-5 |
版次：2008年 4月第 1版 |
| I S B N：978-7-5097-0145-4/D·0055 |
页数：384 |
| 开 本：32 |
印张：12 |
| 附赠光盘：否 |
字数：299千字 |
| 浏览人数： |
装帧：平装 |
| 阅读人群：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学者与研究生 |
|
 |
原价：29元 我的价格：元 国际售价：
注册会员购书8.5折 VIP会员购书7.5折！ |
|
|
|
|
|
内容简介 |
本书以民族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通过实地调查（包括问卷调查、个案深度访谈）资料和政府的相关统计数据资料，描述和分析了近七十年来大瑶山族群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书中描绘了金秀大瑶山的族群发展新画面：民族、族群之间不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而是日益渗透或“融合”，这种趋势不仅体现为以汉语为主的公共语言更为流行、各族风俗习惯趋于相似、居住上趋向混杂，也表现为族际交往的频繁、族际通婚的增多以及族群边界的日渐模糊，或者说，民族、族群之间不仅有血缘意义上的相互渗透与“融合”，也有文化上的趋同。
|
| 作者简介 |
梁茂春，广西武鸣人，1988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班，1988年至1994年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1995年至2000年为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8年至1999年在美国Duke大学社会学系、亚太研究所做访问学者，2000年至2003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攻读民族社会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曾于《民族研究》、《世界民族》、《西北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暨南学报》等刊物发表十多篇学术论文。
|
| 编辑推荐 |
暂无
|
| 中文目录 |
第1章导论／1
一关于族群关系的几种理论／2
二研究思路／ll
三本书的内容与研究方法／18
第2章族群关系的早期历史／24
一 明代大藤峡的汉瑶关系／24
二“化瑶”与“自治”对立下的族群
关系／43
三小结／53
第3章从居住隔离到混居、杂居／56
～瑶族人口的数量变化与地理分布／58
二汉、壮族人口的数量与地理分布／67
三从隔离到混居、杂居：居住格局的
演变／70
四 小结／84
第4章语言使用与相互影响／87
一各族方言人口的地理分布／87
二瑶、汉、壮族语言的相互影响／90
三对语言使用的态度／96
四小结／100
第5章族群平等地位的实现／103
一 “山主”和“山丁”：瑶族内部的不平等／
二1951年以后：族群地位的平等化／107
三小结／123
第6章族际交往观念的嬗变／125
一历史上的族群排斥／125
二1951年以后的族群偏见与交往关系／134
三小结／148
第7章 “鸡不拢鸭”与族际通婚(上)／151
一历史上广西瑶族的族际通婚／153
二1951年以来族际通婚的变化／168
三小结／189
第8章 “鸡不拢鸭，-与族际通婚(下)／192
一个人特征因素的影响／192
二社区和族群特征对个人的影响／203
三对几个研究假设的检验／216
四政治环境与民族政策对族际通婚的影响／234
五各族群的族际通婚影响因素分析／238
六小结／263
第9章变动的族群边界／267
一多族群成员组合的亲属网络／267
二更改“民族成份”／271
三族群内部差异的扩大／280
四小结／296
第10章结语／299
一民族(Minzu)与族群：关联与区别／301
二族群的分化与融合／304
三 对相关概念及其操作化的讨论／306
四 尾声／314
参考文献／318
附录／330
附录1：大瑶山调查问卷／330
附录2：大瑶山社区问卷／337
附录3：个人访谈名单／339
附录4：《大瑶山团结公约》／342
附录5：《评皇券牒》的新解读／345
后记／365
|
|
|
英文目录(点击查看)
|
|
|
序 言(点击查看)
现在的联合国成员有近二百个主权国家，它们成立的时间和历史各不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包含了不同族群，其中有些带着传统帝国中的土著部族色彩，有些则带有现代公民社会的少数族群色彩。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导致了各国之间在资源、产品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也催化了各国内部不同族群之间因发展水平不平衡而带来的内部竞争，介入他国内部“民族主义”分裂活动也成为国际竞争中用以削弱竞争对手的有效手段。
在这样的发展情势下，各国之间的矛盾和各国内部的族群关系必然成为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最复杂的社会与政治关系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发生的社会冲突、内战和国家之间的战争大多与族群矛盾和“民族分裂主义”相关。正因为如此，族群关系也就成为各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最关注的研究专题。而以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规律为主要研究专题的社会学，也就必然对族群关系问题给以极大的关注。各国社会学家们在研究种族、族群关系和民族主义等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无论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还是在经典案例方面都有一定的积累，这些都值得中国学者借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被取消。但是从民国开始，国人就在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已经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群体共同组成的一个政治实体。中国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因此对民族问题的研究还是必须继续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形势下，新中国政府接受了斯大林民族理论和苏联以少数民族为对象而设立的许多制度和政策，为此要参照苏联模式来进行“民族识别”、划定和建立民族自治区等工作，这些工作还需要学者们的参与。所以当时许多过去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们被调到新组建的中央民族学院，让他们来参与“民族研究”。这一教育体制与人事的大调整，也是1952年仿照苏联教育体制而实施的“院系调整”的组成部分，当时原有各综合性大学被“肢解”为不同侧重的专科性院校，民族研究和少数民族教育也成了一个独立的专科体系，那些最著名的老一代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如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也就这样被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去从事民族研究工作。
但让人没有想到的是，1952年“院系调整”中的这一学科调整和人事变动，实际上一直影响到了今天中国大学的学科结构。直至今日，中国主要的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没有设立研究民族问题的专门学科或研究机构，似乎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民族研究就成为各民族大学的专有研究领域。中国的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亿人，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总面积约为全国陆地领土面积的64％，西藏和新疆等地区的民族关系复杂而尖锐，但中国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里却不设民族问题的研究机构，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教学和研究队伍，这是十分不正常的现象。相比之下，在美国所有的顶尖大学里，都设有种族和族群研究中心，几乎所有大学里的社会学系都拥有专门研究种族和族群问题的教授，都给学生开设相关的课程。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各大学都逐步摈弃了前苏联的办学模式，逐步恢复为综合性大学t，但是各所著名大学似乎对民族研究仍然缺乏兴趣，在机构、课程、教师队伍的配置上依然空缺。这与中国汉族占全国总人口的90％以匕。而这些大学的校址都位于汉人占绝大多数的东部大城市的地理人文环境相关，也与民族院校这一系统仍然独立存在相关。
在日常接触与交谈中，我们时常可以感到汉族大学生和汉族广大民众对于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知之甚少，对各少数民族为祖国的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知之甚少，许多人甚至可以说缺乏有关我国少数民族的基本常识。随着当前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劳动力流动的加强，东部许多汉族流动人口来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沿海大城市也时常可以看到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成员在从事各种经济活动。而社会民众中普遍缺乏民族文化和j民族历史的知识，缺乏民族政策和民族问题的知识，这种情况下在族际交往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文化误解，甚至会导致一些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矛盾，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老一辈社会学者及时地察觉了这一情况并在新的形势下积极推动民族问题研究。费孝通教授1985年来北京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之后，申报的两个国家社科基金“八五”重大课题中，有一个就是“边区与少数民族发展研究”，特别关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发展。他申报的教育部“九五”重大课题是“中华民族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他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也已经成为指导中国民族关系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在费老的引导下，我逐步感到中国的民族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同时我也注意到综合性大学普遍忽视民族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因此我自198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以来，一直在社会学系升设“民族社会学”课程，指导民族社会学方向的研究生，希望能够在这个领域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相对滞后，我特别注意招收来自少数民族的学生。他们来自于边疆偏远地区，对自己民族的发展前途十分关心，也羯望能够通过在大学里的专业学习来思考中国民族关系的发展规律。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少数民族青年学者，他们热爱和关心自己本民族的发展，同时也热爱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积极维护祖国统一，他们通过学习理解了世界各国民族关系演变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拥有很好的学术素养和很强的研究能力，那么他们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和学术舞台上将发挥特殊的作用，并对本民族的知识精英阶层和年青一代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些年来，我指导的博士生中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等，他们都学习得非常刻苦，论文也都写得十分出色。
梁茂春来自广西的一个汉壮通婚的家庭，能够讲壮语，也H分熟悉家乡的壮族社区。在与他讨论博士论文选题时，我最初曾l希望他能够选一个研究广西汉壮关系的题目。但他特别有兴趣的一是去调查大瑶山的族际通婚。瑶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族群，费孝通先生当年第一个田野调查的地点，就选择了大瑶山。我从未去过瑶山，但听了梁茂春对当地族群关系特色的介绍，也逐渐引起了我的兴趣，最后我们确定了以大瑶山的族际通婚作为他论文的选题。
在我们研究一个地区的民族关系时，为什么要选定族际通婚这个具体领域呢?这是因为在衡量族际关系及其演变时，族际通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社会学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注重实证研究性的学科，在俎析社会变迁时，主张用事实和数字来进行论证、推出结论。所以一个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究竟如何?是在向关系和谐还是向矛盾激化的方向发展?这些问题并不能通过单纯的理论思辨来回答，而必须通过客观的指标体系和量化的调查数据来加以说明。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王桐龄就在他的《中国民族史》里总结了显示历史上民族融合同化的几个方面：(1)各耀杂居；(2)族际通婚：(3)更改为他族姓名：(4)跨族领养；（5)改为他族服饰；(6)互学语言；(7)接受彼此的价值伦理（王桐龄，1934：4一11)。西方社会学家们在他们的调查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也提出了用以测量族群关系的变量体系。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ilton M．Gordon)在1964年提出衡量族群关系的7个方面：(1)文化同化；(2)结构同化；(3)族际通婚；f4)身份认同；(5)观念偏见；(6)行为歧视；(7)价值观和权力分配(马戎，2004：203—211)。无论是在王桐龄还是戈登提出的这些方面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族际通婚。首先，族际通婚本身是一个可统计计算的客观指标，同时这个指标最集中地体现出两个族群作为整体是否真正在相互交往中处于融合状态，即是否出现两个族群的血缘融合，因此族际通婚是衡量族群关系最重要的、总结性的指标。
我们假设在某个地区居住着两个族群集团，它们之间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发生一定规模并占相当比例的族际通婚呢?最重要的条件包括：(1)两个族群间的文化同化已经达到较高程度，语言交流没有障碍，宗教互不冲突或至少彼此容忍；(2)两个族群成员间有许多社会交往机会；(3)两个族群彼此之间没有整体性的偏见与歧视行为；(4)两个族群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即“族群分层”；(5)个人所在家庭与族群社区对于族际通婚不予反对；(6)族际通婚在制度和法律上没有障碍。我认为唯有达到以上这些条件，两个族群成员之间才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通婚，而较高的通婚率也标志着两个族群间的密切关系和相互融合。通过对发生族际通婚的那些个体成员和保持族内婚的个体成员之间的相互比较，加上对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整体环境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判断社区环境对族际通婚发生影响的程度，以及哪些因素影响了个体成员在择偶时出现对族群背景的选择差异。
人们从理论上很早就认识到了通婚研究在族群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在20世纪50年代由政府组织学者开展的少数民族历史社会大调查中，曾记录了不少当时采访到的各地族际通婚的现象，后来发表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马戎，2001：170—174)。但是通过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以量化分析为主要手段开展族际通婚研究的，在中国社会学界并不很多。由于中国族际通婚的量化研究较少，所以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意地关注这一专题。1985年我以人口迁移与族际关系为主题在内蒙古赤峰开展的问卷调查(2100户)，1987年我在西藏开展的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主题的问卷调查(1300户)，都关注了族际通婚问题(马戎、潘乃谷，1988；马戎，1996：320—323)。
在对影响族际通婚的各类因素进行梳理和编组时，可以大致分为宏观层面和个体层面两大类。在宏观层次上又可分出4组变量：(1)族群基本特征(语言、宗教、习俗差异等)；(2)历史关系特征(群体性偏见和矛盾)；(3)两族共处特征(居住格局)；(4)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对待通婚的政策(优惠政策等)。而除了族群整体性的各类特征和影响因素之外，微观层面的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如个人的族别、性别、年龄、家庭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在分析族际婚姻时也不可忽视。在一个区域或社区开展族际通婚调查时，为了分析发生在不同区域、不同族别、不同年代的族际通婚，还有许多因素(如具体的通婚时间、地点、对象等)同样值得注意(马戎，2004：434—438)。
正是在前人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梁茂春进行了大瑶山的族际通婚调查。他在2002年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在大瑶山11个乡镇政府所在地完成了1771份有效问卷的实地调查，调查对象涉及了汉族、壮族和瑶族的5个支系，最后写成了以《社会结构、交往态度和族群特征：大瑶山族际通婚影响因素分析》为题的博士论文。本书即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我国南方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以族际通婚为主题的社会学问卷调查，仅这一点就具有开拓性的学术价值。在我国南方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区，族群数目繁多，山区各族群众居件在不同的海拔地区，长期混杂居住，经济交往频繁，文化语言互通，这些方面的特点与内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的民族格局模式差别很大，因此大瑶山的族际通婚也必然有着与北方和西部不同的特点。
梁茂春在调查和问卷数据分析中发现，一个族群内部各部分显示出十分不同的通婚特征，因此他提出了“族内异质性”这一概念，并把“方言”作为测量“异质性”的指标，这是很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是体现族群文化差异和文化转变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指标。有点可惜的是，他没有把当地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个语言(方言)使用格局的来龙去脉分析清楚，从中进一步深入探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
从他这次调查的结果看，大瑶山地区壮族的族际通婚率高达40．3％，汉族的族际通婚率高达58．2％，瑶族的5个支系中族际通婚率在35．4％～67．4％之间。这表明大瑶山地区的族际通婚已经是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1％o抽样数据计算，并把男性女性通婚率加以平均，我国北方人口较多几个族群的族际通婚率约为：满族46％、蒙古族42％、回族13％、藏族8％、维吾尔族不到1％；而南方各族的族际通婚率约为：瑶族27％、苗族24％、彝族20％、壮族16％(马戎，2008：14—15)。人口普查抽样数据与梁茂春的大瑶山调查数据存在差异，这说明大瑶山地区的族际通婚比邻近地区更为普遍，该地区的壮族族际通婚比例明显高于壮族的一般情况，这一现象需要关注。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可能很多，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但是我想指出的一点是，梁茂春的调查对象选择的是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及周边农村，这样一个调查范围包含了较大比例的“非农人口”(41．2％)，而且也是各族混合居住程度较高的社区。从一般逻辑分析，这样的调查样本应该有比偏远村落更高的族际通婚率。因此这一调查的代表性是具有一定局限的。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各个地区的民族关系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历史，不同族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而族际通婚仅仅是诸多需要调查研究的专题之一。要想系统和深入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各地的民族关系，需要许多学者在各地区长期从事实地调查研究，不断地积累基础性的调查研究素材，分析影响民族关系的各类因素，逐步归纳出各族之间的共性和各自的特色，这样才有可能描绘出中国民族关系的一幅整体图画和发展轨迹。我们每天所从事的调查研究工作，包括梁茂春的这次大瑶山族际通婚调查，都是在做这些资料收集和素材分析的基础性工作。
我很高兴这本书能够正式出版，更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青1年学者在中国族群关系领域开展更多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工作。学I术知识的大厦就是这样用一块一块的砖垒建起来的，每块砖单独I看起来都并不起眼，甚至难免会有一点瑕疵，但是几百块、几千I块这样的砖积累起来，就会出现一座漂亮的建筑物，每块砖的尺I寸彼此凹凸相嵌、色彩彼此交互辉映，让人赏心悦目。而为此贡I献出自己聪明才智和宝贵时光的研究者们，在欣赏之余也必会感I
马 戎
2008年3月5日于蓝旗营
|
|
|
|
精彩章节(点击查看)
|
|
| 媒体点评 |
|
|
| 查看书评 |
|
|
| |
购物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