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关于云南一个小镇的民族志报告，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主要探讨该地的地域崇拜和社会空间问题。有关调查从属于“云南著名人类学田野调查地点的再研究”课题，由我曾就读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与云南民族大学共同完成。课题要求研究者通过重访旅滇人类学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田野研究地点，在当前的人类学语境中探寻新的阐述可能。

　　我的再研究地点位于大理喜洲。其实，我与喜洲的缘分在1997年就已经开始了。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的朋友葛伟(David Gibeault)告诉我，他最近读了一本叫《祖荫之下》的专著，是以西镇(West Town，即喜洲)为背景写作的。书的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土地总是不断易主?为什么财富在一个家庭手上留不过三代?记得当时我想起了父亲讲的“老话”，一个关于“创业一守业一败业”的故事。于是我告诉这位人类学家朋友，中国人常说“创业容易守业难”，我们小的时候打碎了碗碟，家长骂我们“败家子儿”。也就是说，财产虽然属于家庭，但是弄不好会“败”掉。“败”字本身就说明，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财富不是创造出来的，而是靠竞争夺取的，所以有胜有败。

　　我的父亲跟许烺光先生是辽南同乡，年纪相差二十多岁，不知道许先生是否也听过那个故事，至少许先生很清楚“败家”的道理。但是读罢《祖荫之下》，我有些茫然。在他看来，中国人的“败家”怪圈来自穷人与富人的人格心理差异。

　　据说许先生是因为“九·一八”事变跟庄河的家人失去联系的，不知道这种痛苦有没有引起这位受训于西方的人类学家反思一下自己面对的课题。在变动剧烈的20世纪的中国，家庭的命运似乎不能单纯用富人和穷人的心理差异来解释。拿喜洲的“四大家族”来说，他们的发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西南边疆的依赖，而他们的衰落更是共和国没收官僚资本的结果。人格心理固然算得上是一种解释，但未免有限。许烺光先生以研究“国民性”著称，但《祖荫之下》却令人遗憾地忽略了“国家”这个现成的解释。

　　那一次读书操练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2000年夏末，我的启蒙老师朱炳祥教授告诉我，他计划带学生去许烺光先生当年研究过的地方做田野调查，我那时动了去大理的念头。但是开学在即，我将来北大读书，无法请求同去。朱老师则设宴为我饯行，席间，我呈给他一点读书心得；朱老师嘱咐我，大理虽然去不了，但学位论文一定要写好。我带着这样的教导负笈北上，去大理的念头只好搁置。

　　谁知一年之后，王铭铭教授真的帮我争取了去喜洲做田野工作的机会。他指导我接触有关大理的材料，并启发我将《祖荫之下》放在魁阁时代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大背景中去理解。在田野工作期间(2002年3月～8月)，王铭铭教授还专程到大理看望我，指导我的调查，带我访问喜洲人的朝圣地巍宝山。临别时，他又指出将我的田野工作推向深入的几种途径。

　　就这样，我从与喜洲结缘一路走到论文答辩，完成了一个人类学者的“成丁礼”。期间，师友们给我的教益与提携难以用笔墨形容。

　　首先，我衷心感谢导师费孝通先生。在系所的安排下，我曾有幸与老师、同学一同拜谒费先生，汇报我们的研究计划，并得到了费先生的点拨。在我的论文定稿之前，费先生又抽出时间，请老师带我到他的府邸面陈论文的整体框架和具体观点，为我以后的研究指明了道路。如今，书稿即将付梓，费先生的教诲却已经成为永久的记忆。

　　我要对我的副导师王铭铭教授表达我最深的谢意。多年来，他为我的学习倾注了巨大的精力，为我的成长做出了可敬的付出。我深知，自己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渗透着他的辛勤汗水。我的论文是在他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我的学术观、事业观和人生观，也多从他的思想和为人中汲取养料。实际上，我对他的感谢难以用任何言语表达，惟有通过努力的学习和工作回报他对我辈学生的厚爱和期望。

　　感谢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潘乃谷、马戎、刘世定、高丙中等几位教授，他们给了我精心的指导和帮助。答辩委员会的七位教授——杨圣敏、郭于华、马戎、刘世定、高丙中、邱泽奇、王铭铭，分别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宝贵的意见。云南民族大学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主要资助，台湾中流文教基金会与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也提供了一定的奖助。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界的许多学者：田汝康先生、杨亮才先生、汪宁生先生、刘守华先生、李绍尼先生、王建民教授、和少英教授、张海洋教授：朱炳祥教授、陈建宪教授、罗海麟教授、尹绍亭教授、杨镇圭教授、龚建教授，都对我的研究计划和田野工作给予了重要的指导和帮助。

　　本书还未成文之时，赵丙祥和葛伟提出了关键性意见。赵旭东、张宏明、褚建芳、胡宗泽、杨渝东、罗攀、苏敏、陈波、赵寻、龚浩群、刘军、王水雄、哈正利、黄娟、梁粤等师友，也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喜洲做过研究和调查的学者张华志、段伟菊、王积超、侯冲、徐良梅、冷凤彩、宋锋、张天新，以不同的方式帮助了我。

　　我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大理人，尤其是学养深厚的地方学者张锡禄、赵寅松、张天伦、赵勤、赵汝龙、何中明、张渡、段伶、施珍华、杨龙、袁修禾、严容华、吕彩南。喜洲的李品忠、白丽英夫妇更收我为义子，使我在喜洲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家庭，这是一名人类学者引以为荣的收获。

　　为了本书的修订出版，我的妻子阿嘎佐诗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我对她表示感谢!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杨桂凤女士。她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细心编排和校对了书稿，提出了大量宝贵的意见。

　　这篇小小的论述无疑存在许多缺点，我衷心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那将是对我莫大的鼓励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