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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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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作者：吉尔·伊亚尔、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
著 |
| 出版时间：2008-7 |
版次：2008年 7月第 1版 |
| I S B N：978-7-5097-0247-5/D·0100 |
页数：344 |
| 开 本：16 |
印张：21.5 |
| 附赠光盘：否 |
字数：345千字 |
| 浏览人数： |
装帧：平装 |
| 阅读人群：社会学研究教学工作者，中欧研究学者，转型社会学研究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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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价：49元 我的价格：元 国际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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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本书提供了一种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新理论。通过讲述资本主义如何在资本家缺席的后共产主义中欧被打造的故事，它引导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了现代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
本书通过深入研究，深刻描绘了由中欧前共产党技术专家以及异议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体制废墟上构件的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这是由三位美国社会学家作出的开创性研究，它主要研究了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问题。
Trib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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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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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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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目录 |
中文版序言001
致谢001
导言020
第一章 20世纪中欧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阶级与精英054
第二章 第二代文化资产者：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中的中欧知识分子106
第三章 后共产主义权力精英的意识形态143
第四章 后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
——关于新有产阶级形成的理论争论和社会斗争195
第五章 结论：后共产主义中欧阶级形成的竞争格局231附录Ⅰ 数据来源：1989年后东欧的社会分层243
附录Ⅱ 精英总体的“总清单”258
附录Ⅲ 匈牙利社会研究中心制作的数据集259
附录Ⅳ 论反讽：新古典社会学引论294
术语索引302
人名索引305
参考文献321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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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目录(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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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点击查看)
| 中文版序言 在1996年秋到1997年早春这段时间里，我们完成了《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的初稿。书中的分析建立在1993年收集的数据的基础上，而这本书则在1998年正式出版。该书的中文版将在2008年问世，与英文版出版正好间隔了10年，而与为该研究所做的数据收集相比，则间隔了大约15年的时间。重访该书的主要假设，探索哪些假设依然有效，哪些需要重新思考，正当其时。我们当时在本书中做的最重要假设是：从社会主义导向资本主义的轨迹是多重的。一走出共产体制的三种轨迹在1996年的时候，在我们看来，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出现是“自下而上”的。中国的改革开始于农村和农业部门，伴随着集体制的解体和家庭企业的重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市场改革才开始影响城市（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而且一般说来，它只是为小私营企业开放了新的空间，并没有将当时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即使在各种经济开发区（new economic zones），情况也是如此。多年以来，这些地带主要吸引相对较小的外国投资者（往往是海外华人和华侨）来开办工厂企业。直到1996年，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中，大型跨国公司仍然不是主要的参与者。在欧洲的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建设是“自上而下”的。苏联及其卫星国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起步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正如我们声称的那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在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机制是管理层收购（MBO），其结果往往是，前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甚至偶尔包括一些前共产党官员）成为新的产权所有者。我们将这种类型称为“只产生了资本家阶级而没造就资本主义体制”。因为至少在早期阶段，亦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这种类型中，产权的转变要远远快于市场制度的形成。例如在俄罗斯，虽然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几乎立刻就得以形成（甚至前总理都成了亿万富翁），但物物交换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交易形式。一些人将这种形式称为“政治资本主义”，或者“新承袭制资本主义”（neopatrimonial capitalism）。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中欧的捷克、匈牙利或波兰，经济制度的变迁要快得多，并且提供了一套与新自由主义观点更加契合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在这些国家里，产权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没有成为私人所有者的情况下，管理人员仍然掌握着决策权。我们将这一体制称为“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形成”，它主要指涉的是本土“大资产阶级”的出现相对缓慢。虽然在1993年的时候，在中欧已经出现了私有化，但就其本身而言，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主要是由外国投资者完成的。外国的直接投资，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引导着转型的过程。有人也许会将中欧的这种“道路”视为“来自外部”的资本主义建设，在一片争议声中，这一地区变得比它的新自由主义老板还要新自由主义。我们关于多重轨迹（multiple trajectories）的理论并没有暗示说，这些国家中的某一个，在未来有可能不发展成资本主义。它们都正在朝资本主义迈进。我们所声称的仅仅是，对于从社会主义废墟中出现哪种资本主义类型而言，它们从社会主义中退出的轨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许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勾勒出的研究议程叫做“比较资本主义”（comparative capitalisms）。从资本主义在未来很可能消失这一点出发，古典社会学关于资本主义的观点，要么是批判性的，要么是肯定性的。由于我们相信，随着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s）的瓦解，对我们来说，非资本主义体制未来的可能远景已不可得，因此我们提出了“新古典社会学”（neoclassical sociology），将其作为保持批判理论传统的新方法：通过证明多重组织是可信的，它展示了，任何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都只具备暂时的特征（temporariness）。新古典社会学的比较资本主义研究，避免对资本主义出现的各种形式做出价值判断。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应该如何运转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并由此可以辨别出资本主义有效运转所需要的唯一合适的制度安排，但新古典社会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有着根本的不同。关于各种资本主义的轨迹，新古典社会学提供了一种反讽性的观点，并且更多地按照换位的思想来看待这些差异。毫无疑问的是，在最初的20年里，中国在管理转型方面付出了最小的社会成本，但却付出了巨大的政治成本，它的经济增长不曾间断，但民主进程却进步不大。俄罗斯虽然在转型期间经历了最为深重和最为持久的经济危机，但它仍然对全球化的力量保持了更多的自主性，因此，我们并不太情愿将俄罗斯的模式——亦即“只产生了资本家阶级而没造就资本主义体制”、新承袭主义（neopatrimonialism）——视为“错误的”转型轨迹。而且实际上，俄罗斯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虽然从社会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它还没有达到自由民主社会的北大西洋模式的标准。让我通过下面的表格，来简要概括一下“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特征。表1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各种类型
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轨迹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
（东亚）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
（东欧）来自外部的资本主义
（中欧）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构型的特征财产关系正在自发产生的私人所有权与公共财产并存由前党政精英及其委托人发动的私有化由跨国公司发动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市场制度市场＋国家再分配，中央计划市场＋网络（大量的物物交换）市场＋某些网络（某种程度的物物交换）权威的性质，
亦即资本主义
的类型混合的承袭制和理性支配的混合=国家资本主义新承袭制支配=政治资本主义理性支配＝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鉴于过去十年里所发生的进展，关于多重轨迹的理论如何得以继续支撑下去？从某些方面来说，在后共产主义的世界中，自1995年，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一些实质性的趋同发生了，但在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某些实质性的区别仍然存在。二后社会主义世界中趋同的趋势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20世纪90年代是发生实质性分化的十年。虽然中国自1978年以来一直经历着几乎不曾间断的快速增长，但在所有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却发生了重要的转型危机。GDP的下降程度，可以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下降相提并论。结果是，中国和欧洲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大幅缩小。但是，欧洲前社会主义的“两个世界”对转型危机的反应却是不同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里，中欧各新自由主义政权的经济水平在迅速地持续下落，但是到了大约1995年左右，这种下降开始止跌回升，而到了2000年的时候，它们已经恢复到或超过了转型之前的经济水平。东欧那些新承袭制的政权在最初的几年经济和社会倒退比较缓和，这次的倒退拖得比较长久，而且危机也比较严重。但到了2000年左右，这些经济体也开始好转。然而，对俄罗斯来说，虽然自2000年以来，不管新承袭制政权如何被削弱，它的经济增长仍然未能达到中国的水平；但在2000~2006年间，其经济增长速度每一年都胜过了任何一个中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期间中欧和东欧之间扩大的差距，在 2000~2006年间得到了缩小。而莫斯科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则使人想起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们在上海所观察到的景象。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一个后共产主义的经济奇迹似乎正在成形，剩下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大多数的中亚国家（它们是新承袭制政权最为极端的例子），成为世界上新的经济弄潮儿。在经济制度中，这个层次也出现了趋同的趋势。最为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也开始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并且对跨国公司开放。我们关于中国的描述，更适合它“第一阶段改革”（first reform）的情况，亦即1989年之前的那一段时期，而不是20世纪90年代；而且，对于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它也许完全不适用。在欧洲后社会主义的两个世界中，也出现了一些制度上的趋同。中欧不再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而且，并不是所有中欧资产阶级都由外国投资者构成。一个新的持有恒产的本土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前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管理阶层，但还有其他一些人，通过其他各种方式（通常是在竞争性的市场上）获得财富。中欧最富有的资本家名单偶尔会被公之于众。上榜的最富有的100位匈牙利人中（讽刺的是，2006年最有钱的“匈牙利人”——其财富远远超过榜上的其他任何人——竟然是一位定居在匈牙利的俄罗斯企业家），并不是所有人都真的那么富有，而且其中没有任何一位能够名列全世界最富有的百人排行榜之中。即使以美国标准来看，许多定居俄罗斯的俄罗斯人都富得流油，评论家们甚至推测说，今天居住在莫斯科的超级亿万富翁要比伦敦的还要多。然而，在这里，最关键的地方是：中欧已不再是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在 1995~2005 年间，本土的富人们更加富有，他们越来越像一个新的大资产阶级。我们曾经在中欧和东欧之间划出的界限，也正处于重新划分之中。这部分要归结为经济全球化的力量，部分要归结为欧盟的政策。在《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一书中，我们相信，这一界限介于19世纪界定的中欧（因为是德国的影响范围，所以它包括捷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家）和由东正教界定的“东”欧之间。所以我们倾向于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俄罗斯、乌克兰一道，视为“新承袭制资本主义”。2000~2001年间，当分析自己与保加利亚朋友一起在2000年收集的调查数据时，我不安地发现，在保加利亚，经济危机延长了，贫困率也高得惊人。然而，我那睿智的保加利亚朋友却告诉我：“再稍微等一段时间。一旦德国人收购了捷克、匈牙利和波兰之后，他们就会开始收购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然后我们的经济就将开始增长，而我们的贫困率也会开始下降。”事实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外国投资刺激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经济增长，而这些增长中的某些部分至少看上去将慢慢发挥作用并降低贫困的水平。更加重要的是，在2007年1月1日，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成为欧盟的成员，于是，它们直接面对来自欧盟的压力，从而不得不采纳欧盟的制度安排。虽然中欧的新欧盟成员国有可能保持某些制度上的特殊性，但这些中欧的例外情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布鲁塞尔容忍，仍然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例如，在2006年秋天，刚刚被重新选举上台的匈牙利社会党政府就开始推行一系列新制度以减少预算赤字，从而试图达到欧盟的预期。然而，2006年9~10月间，为纪念“光荣”的匈牙利革命50周年而举行的庆祝活动，却因为反政府的暴力抗议而变得黯然失色。右翼人士——他们称自己为平民主义的“革命者”（populist “revolutionaries”）——焚烧了警车，成功地切断了国营电视台达一夜之久，却未能实现他们的目的，即推翻现政府。社会党政府仍然能掌握权力，部分是因为外国投资者明白无误地表示，如果总理被迫辞职的话，他们将从匈牙利撤资。不过，政府在这次骚乱中仍然受到很大削弱，看上去它似乎无法继续贯彻其大部分激进的改革措施，中欧的例外情况将继续持续一段时间。所以，随着欧盟的扩大，处于全球化压力之下的“中欧”开始向东扩展，并且吸收诸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正因为如此，中欧也正在逐渐丧失其自身的独特性，慢慢地融合进欧盟的模式中。当然，俄罗斯在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制度上的独特性（我将在后面更详细地论述这一点）——保守一点地说，乌克兰也可包括在内（所谓的“橙色革命”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不过，在最纯种的新承袭制资本主义之下，我们仍能观察到某些制度上的趋同。市场制度的建立变得更加清晰——俄罗斯也几乎不再是“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社会。我们确实看到，在新承袭制统治精英和某些最富有的寡头之间，围绕新近获得的财产权，出现一些激烈的冲突。普京政府甚至威胁，要将某些石油企业重新国有化，而这些石油企业，早已被前共产党干部攫取，并转换成私人财产。不过，这种冲突主要是政治上的，新承袭制政治精英转而反对那些开始怀有政治野心的寡头。这是一场针对政治权力，而不是针对私人产权的斗争。不过，不管怎样，物物交换的角色衰落了，市场制度开始更加坚实地建立起来，寡头们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愿意与政府就税收问题打交道；并且，他们似乎还意识到，如果想吸引自己急需的外资和技术，他们就需要一个更加具有可预见性的商业环境。三后共产资本主义中
仍然存在的差异尽管存在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与现代资本主义模式一致的趋同趋势，但“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沿着“转向市场经济和民主”的刻板程序前进；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些“异类”的效率和活力似乎并没有衰退。在这篇序言中，我将焦点放到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类型上，而将中欧的个案搁置在一边——在中欧，趋同的趋势更加强大，它融合进北大西洋模式的可能性更大，在可预见的未来，它就有可能发生。（一）俄罗斯和东正教2006年3月上旬，受俄罗斯一个私人性“思想库”——社会规划研究院——的邀请，我在莫斯科就我的多重轨迹理论做了一场演讲。对我来说，这是一场独特的经历，它促使我重新思考自己关于俄罗斯承袭制后共产资本主义的理论。我已经从统计数据中得知，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好转，但我在莫斯科看见的经济爆炸还是大大超出了我在这次访问之前的想象。我上次造访莫斯科，是在1998年的初夏。那个时候，俄罗斯的股票市场即将崩盘，莫斯科充满了压抑沉闷的气氛。身着制服的士兵由于领不到薪水而沿街乞讨，黑帮犯罪集团零星分布在各处，四周尽是一片衰败停滞之象；在寻找未来合作者的办公室的过程中（我们将合作一项关于俄罗斯贫困问题的研究），我发现，莫斯科大学里的走廊灯光昏暗，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即使当天晚上，我与自己的老朋友西奥多·沙宁（Theodore Shanin）在高档的格鲁吉亚餐厅（Georgian Restaurants）就餐时，白天的印象也无法从我的脑海中抹去。到了2006年，所有事情似乎都变得完全不同。现在，街道上挤满了豪华轿车，诸如宝马（BMW）、梅塞德斯（Mercedes）、捷豹（Jaguar）、雷克萨斯（Lexus）这样品牌的汽车在莫斯科的大街上疯狂地争相媲美；不仅教堂被擦得雪亮、装饰得金碧辉煌，就连莫斯科大学的建筑物也被粉刷一新，而仅仅在几年之前，我还在那里度过了压抑的数个小时；列宁墓依然如旧，但似乎已吸引不了多少游客；它周围的古姆百货商店（GUM department store），塞满了来自巴黎、罗马、米兰、伦敦和纽约的贵重物品和精品服饰，虽然一双鞋的价格至少是500美元，却人满为患；城市里到处都是起重机，高层写字楼和豪华公寓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可不是黑手党或者数百对寡头夫妇所能制造出来的繁荣。到2006年3月的时候，莫斯科已经拥有一个富裕、庞大的中产阶级，它也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城市。它不是上海或北京，但它也正在成为这些新兴都市中的一员。不过，还有一些比这更重要、更有力的东西。社会规划研究院给予我贵宾级的待遇。两位出色的年轻女性（其中一位操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带着一辆豪华轿车在莫斯科机场等待我的到来。在我逗留期间，她们每天都带着我到城市各处参观。到达后的第二天，在我于五星级的“总统饭店”演讲之前，她们陪同我参观了社会规划研究院。在那里，我与该研究院社会学部门的负责人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激动人心的对话。他是一个和蔼亲切、讨人喜欢的“俄罗斯大熊”（Russian bear）——虽然我猜想，从带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女人眼中，他也许多少有点男子气概。他为我们的会谈做了精心的准备，包括一组幻灯片，这些幻灯片来自他们刚刚完成的大型全国性民意测验。这是多么好的一项调查！它让我更加自信，对那天下午我有关“新承袭制”的演讲也提供了丰富的佐证。我的新俄罗斯朋友带我快速浏览了他们的主要发现。他们从一个大型随机样本（N=20000）中调查被访者，询问他们最信任哪些机构，最不信任哪些机构。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最受信任的机构竟然是“总统府”——虽然对我那些更熟悉俄罗斯国情的合作者来说，这没什么好惊讶的。但当我回到美国以后，我问我同事中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在总统之后另外两个最受信赖的机构是什么”时，没有一个能提出正确的答案。它们是：军队和教会。那么，最不受信任的机构是哪些呢？正确答案是：杜马、政党和媒体。我的俄罗斯朋友警告我，不要轻易对普京做出结论。我必须理解的是，普京更像是一位“家长”（patriarch），他比“威权主义统治者”（authoritarian ruler）更胜一筹，却没有“独裁者”（dictator）那么严重。普京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人民的保护者。人民更多是将他看做一位父亲般的人物，而不是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过，由于这位“俄罗斯大熊”的脖子上挂着双十字架，而且他毕竟是在为一家私人性思想库工作（我不知道谁出资建立了它，也许是寡头中的某个成员），所以，我们必须对他告之的内容保持清醒、留有余地。我确实也这么做了。不过，他所说的要点仍然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我在莫斯科短暂访问期间的其他经历，似乎也证实了他的说法。他不停地使用“东正教”这一概念。普京更像一位“沙皇神父”（the father Tsar），他也对东正教的世界观，诸如传统、阶层、权威和团结等备受推崇的内涵很有兴趣。在社会规划研究院的调查中，他们还询问人们如何评估平等和自由的价值。他们问被访者：我们都想要平等和自由，但如果你只能在其中选择一个的话，你将选择哪一个？结果平等大获全胜，除了企业家和大学生之外，所有样本群体都选择了平等而不是自由。在俄罗斯的公共舆论中，对传统和权威的尊重、对安全和平等的向往，似乎占据了支配性的位置。在中欧，一般人对政党乃至国会的信任都不是很强（即使在美国亦是如此，因为政客们都没干正经事）。即使如此，社会规划研究院的调查结果中所呈现的一致地拒绝自由、竞争，以及个人主义等自由思想的价值却是异常显著。我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同样还为传统的强大感到震惊，而社会主义独特的延续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社会主义的中欧仍然在与它的社会主义过去做着不懈斗争。整个社会试图抹去过去40年里社会主义的印记，他们给那些在社会主义时期冠以共产主义名称的街道重新命名，从建筑物中摘掉红星，从公共场所移走被政治或意识形态“污染”过的塑像（甚至包括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塑像）。普罗大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都忙于重新撰写自己的简历。人们试图忘记他们的党员身份，任何与对共产体制效忠有关的记忆都被遗忘。人们将自己的生活史，建构成与反政权斗争有关的历史。如果他们不是反对派，他们也是反对派的外部支持者。整个社会都忙于“净化”，子女举报父亲，告发他曾为情报部门服务过，情报机构合作嫌疑人的名单被捅到网上。后共产主义中欧与它自己的过去无法相处。它承受着严重的集体健忘症的痛苦，它向往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睡椅（Sigmund Freuds couch）弗洛伊德的睡椅，是他的一位病人在1890年左右为感谢他而送的礼物。其结构很简单，就是一张平板床，头部垫高，用弹簧支撑，上面覆盖着一个东方风格的床罩（与我国公共浴室里的躺椅类似）。在心理分析环节，弗洛伊德利用这个睡椅让他的病人舒服地躺下。——译者注。在这方面，俄罗斯的差异令人震惊。当我在机场与那两个迷人的向导第一次见面时，她们中的一个人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莫斯科。当我告诉她，我在1969年时曾首次造访过这个城市时，她笑着告诉我：那是另一个国家。她的回答既对又不对。因为在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上，我已经开始意识到俄罗斯已经发生的变迁和延续下来的东西之间的复杂性。我们从机场出发没多久，我就注意到一幢建筑，它看上去非常像罗蒙诺索夫大学（Lomonosov University）的主楼，那是斯大林时期建造的七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塔楼之一。不过我记得，这所大学位于莫斯科的另一边。于是我问我的向导，那个建筑物是什么？她向我解释说，那是一幢最近刚刚建成的办公楼，是一家俄罗斯大公司的全国总部。这是多么奇特的事情！我开始天马行空地想到：这是一家后社会主义的私营企业，它模仿了过去常遭人厌恶的社会主义时期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建筑。但当我进城以后，我才觉察到，那家公司的建筑根本不算什么异类。后社会主义莫斯科的建筑，带有一种有趣的后帝国、新巴洛克式的色彩，它们吸收了社会主义时期现实主义的装饰元素，带着塔楼，但主要还是装饰性的阳台——这是一种方式奇特的后社会主义的后现代。到处都有共产主义时期的记号，比如各种各样的徽章。苏联的徽章和红星并没有被抹去，而是与东正教的双十字这一更加久远的传统和平共处。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周围散步时，我情不自禁地问我的向导：对这些克里姆林宫墙外到处都是的装饰性红星，人们有没有什么打算？（在中欧，共产体制瓦解不久，红星就立即被移走了）虽然在前一天她还告诉我，我正处在一个不同的国家，但她却甚至没有听懂我的问题。我多少有点尴尬，只好向她解释我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在中欧，人们对极权主义的标志十分反感。让我再谈论一个与延续性有关的故事，然后就此打住。一天晚上，我们去参加一场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举办的音乐会。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排队等候我常在这种场合喝的香槟酒，这时我发现，前厅的墙壁上装饰着很多照片。这应该是一个为纪念反纳粹德国战争胜利50周年而举办的小型展览，而那些照片所反映的，则是那些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死亡或幸存的音乐家们——“伟大卫国战争”是社会主义时期苏联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称呼，当然在今天，人们也是这么叫的。就目前来说，人们可以只是将其解读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一次表现。但是，照片上还经常附有短暂的生活经历，某些人的简历上就这样写道：某某人在1928年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Komsomol），在1935年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在1943年死于战火。这种做法都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哪个英雄会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而被怀念；而要是这些已逝者能做到的话，他们也会把这段插曲从自己的履历中删除。0在中欧前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也会有一种怀旧之情，怀念社会主义体制时期的“土豆烧牛肉社会主义”。那个时候，就业充分且无后顾之忧，房子虽然很难弄但是没有人会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扫地出门。但是，这是一种寂静的、羞答答的怀旧之情，它几乎没有得到公开表达。另一方面，人们却一直在回忆过去的独裁所犯下的罪恶。在布达佩斯，前政治警察的总部被改造成一个博物馆，人们将其称为“恐怖剧场”（House of terror）。在那里，一些档案涉及的是大屠杀和纳粹恐怖，但展览的重点却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过去那个社会的罪行”。很明显，中欧和俄罗斯在社会主义时期集体记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在很多方面与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差异有关。在俄罗斯，与社会主义记忆有关的积极因素，其推动力量，不仅是缅怀过去安全的恋旧之情，而且也是对过去帝国权威的怀念。在中欧，抹掉社会主义的过去，也是后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一项任务。虽然即使在苏联，社会主义是否有正当性也富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它有什么正当性的话，中欧各社会主义政权的正当性也比苏联的要弱。除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其他所有欧洲国家中，苏联帝国社会主义（Soviet empire socialism）都是由红军强加的：记住它的一个附加原因，就是将其视为一段极权主义的历史时期。但是，在对“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和帝国的怀旧之情之外，我实在不能忽视我那位新朋友——“俄罗斯大熊”——所反复强调的要点：在普京这位“好沙皇教父”的领导下，共产体制之后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带有了东正教的色彩；普京会十分严厉，并且不会被周围的人愚弄蛊惑。但是，谁将照看普京的臣民——还记得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电影《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中伊凡雷帝的眼光吗？“二战”期间，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1893—1948）拍摄了斯大林非常认同的《伊凡雷帝》。影片拍摄得十分精致，充满了夸张的表演、迷幻的场景以及华丽的服装。伊凡雷帝是俄国历史上公认的暴君，但影片的第一集却把他塑造成人民的伟大领袖，有恭维斯大林之嫌，并在1946年荣获斯大林奖。第二集却因爱森斯坦强调了“伊凡对自己无情地根除贵族阶级产生不满”这一情节，使斯大林感到不满，影片在1946年遭封杀，直至1958年才推出上映。——译者注——并自然投身于传统和父权之中呢？于是，当我步入总统饭店去做关于新承袭主义的演讲时，我能够带着坚定的自信。（二）中国和儒家在莫斯科的演讲结束后没几天，我就搭乘一架从纽约到香港的飞机，去参加一项主题为“印象中国：一个全球玩家的面面观”的国际圆桌会议。这次会议于2006年3月22~26日在中国商业中心（China Business Center）举行。在香港，我发表了一篇演讲，是我在莫斯科所述内容的一个轻度修正版。长久以来，香港就是我最喜爱的城市之一。1988年元月我曾在香港大学授了一个月的课，对这座城市的活力和美丽十分欣赏。那时，香港回归中国内地已被提上日程，于是，我问自己的一位香港华人朋友：“你担不担心中国内地会把香港吞没？”他笑着说：“并不是中国内地在接管香港，而是香港在接管中国内地。”当然，从许多方面来说，事后证明他是正确的。我第一次访问香港的时候（那大约是1984年左右），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和朋友带我到了广州（他还试图劝我吃一些狗肉，那个时候，吃狗肉在香港是违法的，而在广州是一道美味）。当时，香港和广州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差别令人震惊：香港是一个繁荣的世界大都市，而广州则是一个脏乱的第三世界城市。当然，在2006年的时候，香港并没有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城市，它仍然和过去一样，是一座中国的资本主义大都会。但是，这个时候，亦即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香港只是这些大都会中的一个，甚至远不是最重要的一个。那么，这是不是“历史终结”的证据呢？这个世界是不是都在趋向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呢？在我们圆桌会议的讨论中，这俨然成为一个基调，参与这个话题的学者，大多数是中国香港人、中国内地人、德国人。当然，在为期四天的会议期间，各种各样的观点被提了出来，而绝不仅仅是“德国观点”与“中国解释”的对决。也许因为我这次到香港之前刚刚去过莫斯科，所以我不由自主地听取了一场德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之间的礼貌商榷。听上去我的德国同事（他们有时口气像是在训小孩）是想打消中国与会者的顾虑，他们劝中国人不要担心，因为他们在转型中也经历过一些问题，但是最终，中国会发展出一种健康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但至少有一部分中国学者则试图提醒西方学者，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正在用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建设市场经济。但是，有中国特色的方式是什么呢，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虽然关于儒家资本主义（Confucian capitalism）的争论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成果乏善可陈，但这一低劣的概念却被与会者数次援引。确实，中国经历过一场社会不平等大爆炸的时期，但是现在，这一不平等的顶峰似乎已经过去，中国正在努力建构和谐社会，亦即承认等级制但并不排斥社会和谐的可能性。中国的发展将儒家的一些元素与对市场经济的需求结合了进来，前者包括等级、和谐、忠诚、团结、精英领导制等思想。虽然我花了很多篇幅来描述今日俄罗斯资本主义的独特性，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之间的差异要更加明显，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做什么煞费苦心的详细阐述。而且，这种差异在性质上当然不是宗教性的，它们可以用更加常用的概念来描述：它们是政治制度、阶级构型、精英斗争之间的差异。回到纽黑文之后，我重新阅读了席穆尔·埃森斯塔德（Shmuel Eisenstadt）撰写的一篇美妙短文，标题是“儒家思想、发展及现代化之间关系的一些观察”：大约三四十年前——埃森斯塔德在约25年前的1991年写到——人们经常宣称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经济发展困难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儒家……今天，人们则常常说道，许多东亚国家获得巨大成功……要归结于它们的儒家传统。我们该如何使这两种观点自圆其说呢？埃森斯塔德为这一明显的悖论提供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人们可以想象，存在各种各样的“关联性事物”（package deals）。从各种主要的世界观、世界上的不同宗教中“选取”不同的元素，然后把它们一起打包成一个新的成套组件（package），再用这个新的组件来适应不同的社会情境和各种社会行动的需要。对历史，尤其是对理念与社会经济制度和利益之间关系的这种解读，提供了一个与“文明的冲突”命题不同的精彩观点：它们并不是什么抵触现代性要求的特殊文明；每一种主要的文明，都可以从“关联性事物”中抽取出足够的物质资源，然后把它们组装起来，或者使现代化变得具体明确，或者阻碍现代性的进程。我在这篇序言中考虑的问题是，这些“关联性事物”是否是中立的和不合理的。依据新古典社会学的精神，我认为它也许不是中性的，它可以为现代性添增一些特殊的风味、成为现代性的来源。自从我完成《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的初稿之后，我所受到的最大教益是，俄罗斯“新承袭制”的资本主义形式也有可能产生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而中国也许具有独特的中国色彩。
伊万·塞勒尼二○○七年二月于纽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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