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由我的博士后同事们的论文汇编成的书，原本是请李培林教授作序的。然而，教授要我写——当然不是代他起草，而是以我的名义写一个序。
　　从来我们都是把作序当成一种类似荣誉的工作来看的。如按此认识，我显然不够资格。以我在社会学领域的资历，我最多只能代表博士后同事们就本书出版作一些说明，再写上一些感谢的词句。这当然就有些俗，但一定很平稳，中规中矩。对于培林教授布置的这篇作文，我写点什么，一直拿不定主意。思忖再三，我觉得这是给我的一个机会，让我表达一下我们这些社会学研究后生们的看法。而我写的这些看法，不足以成为一篇论文的内容。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珍惜这个机会，说说大家在自己的论文中没有触及的宏观些的话题，其实这些话题是我们经常谈及的。
　　当今中国的社会形态，是由哪一阶段的历史造就的呢?当然最简单又最不犯错误的回答是：由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当然不是我们思考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大约进行了30年。其实30年不短了，从1949年算起，“文化大革命”十年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加起来也只有27年。决定我们现实的社会形态的是这30年，还是以前的27年(还可以细分为10年和17年)?改革和开放，当然是对前27年的调整。当我们开始讨论中国现在的一些热门话题，如大国崛起、资本过剩、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等——这些过去不曾想象过的题目，其实是过去不曾想象过的社会经济状态。大家说这些话题，好像更多的是在享受这一结果，而不是真正在探求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因。而我觉得，这种探求是更为重要的。
　　在人类历史长河的记载中，朝代变更与社会制度变迁——政治和军事，进而思想和文化，成为主要的定性的内容，而经济史则往往是作为背景写就的。而我们关于近30年的回忆，好像都是关于经济发展与变革的。这一段值得后人称道、引为骄傲的历史，好像湮没在物质丰裕的过程之中。当然，告别几千年的短缺经济状态，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经济发展自然成为今天社会状态的成因，这无疑是正确的思维。如果我们的思考到此结束的话，显然就太简单，不够准确，甚至不够正确了。就像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资本主义制度简单地归为蒸汽机发明和航海业一样，如果不能把欧洲的宗教变革和文艺复兴，以及人本人权思想对于欧洲的那一次历史进步起到的作用，作系统的研究，我们就很难了解西方社会形态的演化及其成因。
　　值得骄傲的是，今天中国人民所享有的物质生活，已经远远高于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产生了著名的《独立宣言》)时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在那些国家的那些时段里，社会结构的法律定义大大超过经济发展(这往往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成为造就新社会形态的主导因素。
　　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形态的造就，有时不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经济发展引申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它伴随着的，甚至可以说起着决定作用的，是人们对于理想、公平、正义的勇敢追求。再来看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伟人，除了政治军事强人、统治者外，我们更加记忆深刻的，是那些思想的巨人，在这个长长的名单中，我们鲜见中国人的名字。当然，无论怎么忽略、怎么省略，孔子必在其中。这也难怪，因为我们今天见到的主流历史论述，特别是社会演进的思想，是由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操纵的。
　　社会形态有无优劣之分，有无先进与落后之序?我们强调个体特殊性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过去我们“输出革命”时代的思维。过去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对于落后状态的抗争，以及在这些抗争中的最后成功者，是有道德优势的。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们理直气壮地数落那个腐朽社会的激情今天依然在这片土地上被人称颂，而假如我们今天放弃了道德制高点而去退守某个教条，而某个教条的背后还是某个阶层某些人的特殊利益，就显得苍白而怯弱。正因如此，当中央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思想时，人们对于在中国久违了的社会发展命题的期望，又一次被启发和推动。的确，当认识到我们比两百多年前西方社会的人民享有高得多的物质生活水平时，我们应该更深刻地询问自己，到底什么是人民最需要的东西，到底什么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更深刻的内涵。其实，这种询问已经有些迟了。
　　当代中国是研究社会学的最肥沃的土壤。我们正面临很多前无古人的变化，无论经济还是文化。在历史上，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与国际社会建立如此密切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不可逆转地逐步深化。我们不仅仅要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世界的利益攸关者和责任承担者，更要面临国内日益复杂多元的利益主体和文化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不断}}{现，中国呈现出很有生机的社会结构不断调整的状态。这几年，社会学研究领域围绕这些大的调整，产生了一批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关于农村城镇化和移民的研究、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研究、关于社区的研究、关于社会评价体系和相关指数的研究等。这些领域的研究，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变化为基础，又服务、引导了社会进步发展转型。这是一个对社会学研究来说充满机遇的时期。
　　社会学要研究的内容很多，从我们这本论文集能涉及的范围可见一斑。从广大的社会现象中，透过一角，进行深入研究，得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正确应对的结论，当然是我们这个从事社会学研究群体的义务和责任。但我要思考的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最大的社会需求是什么，会产生划时代的不朽之作吗?
　　我是学经济的，学士到博士都是经济学。若以学者人数和研究成果来考量，那个领域的繁荣，远远高于社会学。在这里我不想奢谈对于经济学研究的评价，但我很理解那个领域里学者的尴尬。一方面是实体经济的迅猛发展，超过了学者们的步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和加入WTO后，缺乏对原计划体制批判这个中国特定研究对象后，经济学研究成果让人总觉得不那么振奋，与实体的经济发展不那么相衬。我想，出现这种局面，可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加入国际经济竞争，等于参与到一个早有既定规则的竞赛中，我们学者和企业一样，现在是适应规则阶段，还没有把重点放在修改、制定规则上；二是学者们研究的主要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期，这些学者以批判旧体制和介绍国外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研究内容，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定后，这批学者，包括一些已积累了较高声望的学者未出新的有影响的成果，而回头看原有的成果，也只有那个阶段的“历史推动意义”，而缺乏长久的学术研究价值。我说这些，不是在责难或贬低经济学界的学者们(我也算一员小兵)，而是在述说一个事实，或许这一代的经济学家们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中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他们没有某篇经济学宏论留给未来，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合在经济体制转型和实体经济的巨大成就中。
　　相对于经济学界，在过去的这些年，社会学研究就显得低调和寂寞很多，但这恰好也给今后的社会学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由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文化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它还没有走过像经济学那样一个不断突破禁区、不断批判、不断引进国外成就的这样一个过程。况且，中国社会演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像经济领域加入国际竞争那样相对简洁清晰，这就越显得社会研究的重要。或许，这个时代是产生影响未来中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学思想的时代。当然，出现这样的学者和思想，也是需要勇气的。
　　回到我们论坛的题目——“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中国社会学”，这是一个很宽泛的题目，能容纳下我们这些同学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研究。关于和谐社会这个命题，已有从官方到学界的权威注释，自然就不需要我们再去罗列和定义了。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谈谈我的一个角度的认识。
　　和谐社会，显然是讲社会结构中相互关系的状态，当然主体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人为研究对象，自然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首先，这个“人”，是个体的人，还是作为集合体的人们。其实，谁都明白前者是基础。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只有故意回避和遮掩者，而绝无不明不白者。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实际上已经对过去一段时间，学界的顾虑和尴尬作了某种程度上的回应。
　　社会学当然不是以个体的人的身体、心理和行为为研究对象，而是以集合体的人作为研究对象。集合体的组合方式、规模、层级结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方式也就不同。我们这本书中有研究下岗职工、退休人员、农民、大学生、企业家等社会群体的，也有从宗教、教育、文化、法律方面进行的探讨，归为一点，其实都是关于人的。
　　人类、民族和国家是人最大的集合体。社会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是要研究公民社会。过去很多人也把这个题目视为禁区。作为个体的人的研究，有“人本主义”之嫌，作为人集合体的公民社会研究，由于不可避免地涉及人权和公共权力机制，也有很大的忌讳，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总有些人把人类社会文明演化进步的成果，简单视为对立的意识形态。，这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相对落后或者说存在很大空间的重要原因。看来，在关于和谐社会研究中，解放思想依然是一个重要命题。并且，由于今天我们已经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来理解这些定义，我们就应该避免经济学研究曾经的那个以批判、介绍为时尚的过程，而以建设者的姿态，对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开展积极的富有成效的研究。
　　第一届中国社会学博士后论坛(2006年)的举行和本书的出版，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的直接推动和指导下进行的。社会学所的领导、合作导师和所里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博士后王甘、王军以及负责博士后管理的高鸽老师，为之付出了心血和辛勤的劳动，我代表博士后同事们，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后，我们还将有第二届、第三届……论坛，也就会陆续有论文集出版。我相信有这本书的基础，我们会做得更好，会给大家贡献更优秀的成果。

　　　　　　　　　　　　　　　　　　　　　　　　　　　　　　　毛振华
　　　　　　　　　　　　　　　　　　　　　　　　　　　　　　　社会学博士后联谊会主席
　　　　　　　　　　　　　　　　　　　　　　　　　　　　　　　2007年6月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