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自“断裂三部曲”之后的又一力作。强调了改革过程中的基础秩序问题，认为，新旧体制共同基础的丧失这样的危机更具有根本性。而守护甚至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无疑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本书对改革的反思以及新改革观都具有发人深省的洞察力。对于理解中国转型社会的运作逻辑以及改革思路具有重要意义。 

毕诗成：茶水发炎事件凸显社会基础互信丧失
　　　　　　　　　　　　　　　　　　《燕赵都市报》毕诗成

　　“茶水发炎”事件恰恰反映出：在社会转型期，各领域先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得大家互相之间丧失了维持社会基础秩序的基本信任。在当前的状况下，令问题朝“尚可治理”的方向发展，媒体需要检讨，公权部门更要及早修补制度漏洞。 
　　针对日前有媒体用茶水送医院“尿检”、结果显示有炎症的报道，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4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给予回应：卫生部已经请专家进行了专题研究，证实这件事医院没有任何错误。在“辟谣”之后，卫生部对媒体提出了批评，称此行为有悖记者职业道德，而且不利于维持正常医疗秩序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北京青年报》4月11日)
　　全国92家三甲医院医务人员以实验证明：茶水当成尿检验，九成化验单呈假阳性。科学面前，曾经的“大胆创意”被戳穿，这的确令炒作“茶水发炎”的记者感到脸上无光。但也有人辩解，这不能全怪记者，正因为现在医疗界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医患矛盾很尖锐，才会有记者这样“假定有罪”式的报道。
　　问题发展到这一步，纠缠于记者和医院孰是孰非，或者相互指责，显然都过于狭隘，于事无补。大家更应该扪心自问：从“茶水发炎”这个标本中，能够总结出什么教训？
　　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记者会想到用茶水“考验”医务人员的“创意”？又为什么记者的报道称“专家认为茶水不该检测出红白细胞”，大家轻易就相信了？笔者以为，“茶水发炎”事件恰恰反映出：在社会转型期，各领域先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得大家互相之间丧失了维持社会基础秩序的基本信任。大家看待什么问题似乎都戴上了有色眼镜———似乎官员没有不想贪的，商人没有不想“诈”的，医生没有不想多开药拿红包的，教师没有不想推销教材赚回扣的，城管没有不打人的，工程没有不“豆腐渣”的……当我们以“有罪推定”的逻辑审视这个社会时，只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无法达成共识。
　　任何时候，推动社会真正进步发展的力量，都不可能仅仅建构于对现有矛盾的简单撕裂、拉扯的基础之上。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在其论著《守卫底线》中写道：为了重建改革的共识与动力，应当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进程进行建设性反思。但是这种反思应当建立在建设性、负责任和理性的基础上。因为思想上的僵硬对立，会妨碍我们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诚哉斯言。
　　当我们的改革出现问题时，媒体当然要揭露、谴责，但舆论监督的目的不能逞一时之快，用非正常的手段，无谓地拉扯、撕裂社会。错了就是错了，媒体首先应该有直面错误、全面反思的气度。在“茶水发炎”报道中，媒体的确有策划新闻的嫌疑，其他媒体在跟进时也确实没有认真辨别，放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媒体设了“圈套”让卫生部门去钻，然后得出一个涉及人家道德低劣的评价来，指望卫生部门不叫屈也不批评记者，这样的要求未免有些霸道。报道时开足马力，被批评时装聋作哑，显然不是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
　　但媒体只是一种力量，仅仅依靠媒体修复不了失衡的社会秩序。作为更主要的力量，公权部门有必要好好反思：造成今天社会基础互信的丧失，有哪些公权制度上的责任？如果不是医疗投入不足、听任“以药养医”，如果不是反腐败制度上的缺失，如果不是社会监管的乏力，如果不是……如果公权部门能够及早修补发展中出现的漏洞，社会的基础互信会丧失殆尽吗？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当前的状况下，令问题朝“尚可治理”的方向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制度上的一点点修补。在这个过程中，媒体需要表现出更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的公权部门也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以期重新唤起民众的基本信任。

　　　　　　　　　　　　　　　　　底线如果失守社会将会怎样？
　　　　　　　　　　　　　　　　　　　《天津日报》吴锡平

　　“严禁用公款打麻将”、“中小学教师严禁奸污猥亵学生”、“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你相信吗？这些约束性的条款不是网友的网络玩笑或是“恶搞”，而是现实生活中一些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正经八百的文件规定！当这些看似荒谬无比的例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时，我们应该警惕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底线正频频失守，它正预示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
　　这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其新著《守卫底线》中提出的“盛世危言”。近年来，他以《断裂》、《失衡》、《博弈》等一系列著作描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图景，揭示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及利益的冲突与和谐。这些著作如同一张张病理切片，为我们展示了当代社会表层背后的病灶与隐忧，提示我们在社会转型期需要面对和规避的风险。这本《守卫底线》更是将研究的目光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肌理，从社会基础秩序的角度探究底线的边界与守卫的意义。
　　何谓底线？孙立平说，“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这种基础生活秩序往往是由道德信念、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非正式的或正式的基础秩序混合在一起构成的。”比如“不许杀人放火”、“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应该说这是一种维系社会正常运行的“最低道德保障”，是所谓“底线”。“底线”根植于人最基本的道德信念中，无论社会形态、制度等如何变迁，底线的内容有着相对稳定的容量，在社会变革前后几乎没有大的差别。但在时下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底线经常被突破。上述那些荒谬的规定就是一个明证。
　　作者着重分析了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制度失败现象背后隐藏的一些真实原因。人们常常将制度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制度本身的缺陷，但很多时候，往往是基础秩序出了问题。很多制度设计在西方世界运行顺畅、成效显著，但到了国内就问题百出，这不能责怪制度本身存在不足，而是执行环境出了问题。
　　还有在改革中，新旧体制交替时并不必然是由新体制覆盖刷新旧体制，它们可能存在一个共同的基础的东西，比如信任结构，它是超越体制本身的，无论新旧体制，要正常运行，都要以信任结构为基础。如果新旧体制共同基础丧失了，“这样的危机更具有根本性”。应该说，在过去的20多年改革中，我们更重视的是具体制度的变革，而对于基础秩序的重视和建设却很少予以关注，结果是一些社会生活的底线在频频失守，制度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基础秩序”在不断崩解。
　　底线失守有什么样的后果？底线失守会导致社会乱象横生，试想当医生不再信奉救死扶伤的人道精神而去精研医术，而是把眼睛盯住红包和吃喝时；当商人不讲诚实守信，一味钻营坑、蒙、拐、骗，大赚昧心钱时；当政府官员不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天职，而专事贪污腐败、买官卖官时……这样的社会将是怎样的乱世！而一旦失去底线的约束，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一再下滑时，这样的局面将会成为现实的图景。
　　近来，翻看报纸的社会新闻栏，浏览网络上的新闻，时常能读到一些底线失守的事例。失望与痛心之余，应该意识到，我们的社会肌体在思想根基处有了肿块与溃疡。
　　那么，底线何以频频失守？孙立平分析道，其一是因为社会阶层的分化。底层民众与上层精英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明显断裂，当经济和社会精英们分享社会进步的盛宴时，底层民众却深刻地体味到一种疏离感和边缘感；其二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的缺失。社会层面道德水准的普遍降低，使其丧失了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能力，导致社会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被侵害但得不到及时和完整的伸张，恶化了社会生态；其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改革进程中，当效率和公平成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时，公平常常成为效率的牺牲品，由此造成基础秩序的解体，要由我们这个社会用极为漫长的时间来偿付代价。
　　“任何经济制度都是嵌入在社会基础上的。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即使是一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很难正常运作。”在改革向纵深推进，秉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已成全民族共同愿景的今天，警惕底线失守的现实与可能危害，守护并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无疑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

　　　　　　　　　　　　　　　　　　　警惕底线的频频失守
　　　　　　　　　　　　　　　　　　《中国青年报》肖云祥

　　最近，底线一词频频见诸于媒体，人们谈论时下的社会风气和腐败现象时，也时不时地想到社会生活的底线。为什么底线会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我想，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许多底线频频失守的现象。比如，官煤勾结、公款赌博、庇护走私、制售假药、贪官包养情妇、医生向患者索要红包，等等。那么，底线的频频失守到底有怎样的危害性？最近，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推出的《守卫底线》一书，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
　　对于底线失守，过去我们往往更多地从道德层面感叹如今“世风日下”，但孙教授则提出了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底线失守是一种很深刻的社会危机！
　　为什么呢？因为它破坏和摧毁了一个社会的基础秩序！
　　以我的理解，所谓底线，就是做事情的最低道德界限。比如说，经商要讲“商德”，不能坑、蒙、拐、骗，不能赚昧心钱；行医要讲“医德”，不能敲诈病人，甚至给了红包还不负责任；从政要讲“官德”，不能昧着良心做官。
　　而在孙教授看来，底线，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禁忌的基础生活秩序。突破了底线，也就是破坏了“基础秩序”，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致命的。作者说：“任何经济制度都是嵌入在社会的基础上的。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即使是一种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很难正常运作。”
　　过去，在改革中，我们往往只看重旧体制和新体制的区别，但是无论是新体制，还是旧体制，要正常运行，都需要有更基础的东西作为前提。比如，一个社会的信任结构就是这样的基础秩序之一。旧体制要以信任结构为基础，新体制要正常运行也离不开信任结构。可见，信任结构是比体制更为基础的东西，更需要看重。
　　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当某个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人们总是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为体制、制度出了问题，而很少想到是因为社会基础秩序上存在问题。书中有一篇《反腐原来很简单》的文章，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
　　2006年3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杜绝说客变相行贿国会议员的道德法案。根据这项决议，以后议员和说客不能随便吃饭，如果有一天一起吃饭了，那么要在15天内把他们自己和助手吃了多少钱在网上一并公开说明。在美国，有时反腐败就这么简单，只需要这么一条简单的规定。如果这样的规定在我们这儿制订出来，效果恐怕不会太理想。事实上，为了制止公款吃喝这种腐败之风，我们曾经绞尽脑汁，想出了许多办法，但是公款吃喝之风还是屡禁不止。
　　网上说明的办法，最大的好处，一是公开透明，二是落实到人头上，也就是实名制。但是，这样的规定实施的前提是诚信，特别是官员和公共人物的诚信。而在我们的社会中，诚信还没有成为对官员的一个硬要求，也没有对官员不讲诚信的惩罚措施。因此，诚信这种底线的破坏，会使许多建立在这一基础制度之上的各种措施失效。
　　底线的破坏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是致命的，同时底线的重建是很艰难的。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因腐败被赶下台的时候，曾有媒体评论说，菲律宾社会生活中腐败之风所导致的对于社会生活基础的破坏，可能需要这个民族用上百年的时间来支付代价。的确，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腐败的最大危害是对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的侵蚀和破坏。
　　目前我们社会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底线频频突破的现象？过去，人们通常把原因归结为转型期的特点。但孙教授并不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作了更深入的思考。
　　他认为，原因有两点。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种强弱失衡的社会结构。在过去20多年利益分化的基础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加深。而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结构的形成。其在行动的层面就表现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现实生活中的许多现象，都与这种结构有关。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精英的话语可以表现出他们的专横和霸道。当房地产商说，我们是在给富人盖房子而不是给穷人盖房子的时候；当北京的出租车公司的所有者说，换什么样的车型是我们公司的事而与你们消费者无关时；当知识精英说普通百姓反对我的观点恰恰说明我的观点正确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体会到精英们的专横和霸道，更可以感觉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
　　另一个原因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的丧失。对于一个强行被征用了土地的农民，对于一个被长期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最大的痛苦就是无处说理。从道德的特点看，当一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遭到破坏时，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因为在公平和正义遭受破坏时，它在小人物面前总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相反，在公平和正义得到维护时，道德的力量就变得非常强大。所以，当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丧失了，就很容易使一些人冲破道德底线。
　　孙教授指出，公平和正义的损失又与我们改革初期追求的“效率优先”的价值观有关。在生活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为了效益可以牺牲一切，被牺牲的公平和正义是不计算在成本中的。由此造成的基础秩序的破坏，将由我们这个社会用极为漫长的时间来偿付代价。
　　孙教授的这本《守卫底线》，是以随笔的形式写作的，大多是一些专栏文章，围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守卫底线的对策，可读性很强，并有许多真知灼见，如“关于效率和公平关系如何转变”、“关于如何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等看法。
　　应该说，在过去的20多年改革中，我们更重视的是具体制度的变革，而对于基础秩序的重视和建设却很少予以关注，结果是一些社会生活的底线在频频失守，为制度有效运行不可缺少的“基础秩序”不断崩解。孙教授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也给我们这个社会抛出了一个“惊叹号”。
　　在倡导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底线的频频失守亟待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守卫和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无疑将是今后改革的题中的应有之义。

　　　　　　　　　　　　　　　　　　　守卫社会生活的底线

　　从《断裂》、《失衡》、《博弈》到《守卫底线》，孙立平的研究无不切中当下社会的弊病，为促进社会的和谐和民众的福祉而疾呼。作为一个密切关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守望者，孙立平的学术之旅贯穿着一条清晰可见的脉络，从社会阶层之间的断裂，到利益分配的失衡，再到利益博弈时代的来临，一直到道德底线被屡屡突破，其间既是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些利益集团逐渐形成，自身不断壮大，为自己的利益诉求不惜和权力狼狈为奸，危害社会公正和社会生活准则的过程。
    在利益分配失衡中得到好处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政策、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凭借自身积累的各种社会资源和财富进一步予取予夺。当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机制丧失，潜规则通行无阻，道德底线被突破也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弱肉强食就会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见现象。当这样的恶行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或者真正的主使者运用替罪羊避害之后，道德、伦理就必然苍白无力。它所造成的恶果是底层民众对于社会生活以及未来信心的丧失，部分人很可能因此铤而走险。在利益表达的渠道上，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专横和霸道可以赤裸裸地充斥于媒体并抵达决策机构，而下层民众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声音微弱而纤细。
  　孙立平在本书中说，底线失守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危机，守护甚至重建社会生活的底线，无疑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守卫底线绝非一个简单的任务。它与基础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法律的有限执行，民众基本权力和普世价值的被尊重，利益博弈权力的分配等等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没有制度创新，既得利益集团不肯收敛自己的贪婪，强势者不愿意达成妥协，从而缓和、化解社会矛盾，那么，守卫底线就只能成为空谈。在孙立平所处的知识分子团体内部，其分化也极其明显。为利益集团做代言人，昧着良心说话的比比皆是；热衷权力，钻营谄媚者屡见不鲜；远离社会现实，奉行犬儒主义的不在少数；沽名钓誉，道貌岸然的乡愿遍布学林。道德底线不仅在社会上被严重突破，在学术界也同样如此。当知识成为一种任意变幻的工具，仅仅被人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没有通往善，甚至没有遵循知识本身的逻辑来运行的时候，作为使用者的知识分子无疑也突破了道德底线。
    因为如此，孙立平的可贵之处也得到了凸现。他在现有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脱离了和利益纠葛的困扰，以自己的言行表达着一个学者的社会关怀。因为还有这样的学者，民众才能看到生活的希望所在，了解自身命运形成的根本原因，并由此知道自己应当努力的方向。而另一方面，孙立平也成为了一杆标尺，他考验着学者的良知。
 
文章来源：《新京报》2007年3月9日书评.人文版
作者：一泓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