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
　　中国正处于重大的转型时期，包括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协调发展转变等。这几种转变互相交织在一起，呈现了极大的复杂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既有社会阶层的重大分化，又有阶层之间不平等程度的显著扩大。虽然这在由传统农业封闭性向现代工业开放性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但由于长时间形成的制度安排，　自然会增加扭转和改变的难度，而农民作为一个主要阶层仍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中国农民始终象征着一种身份，犹如中国历史一样沉重，使人们的心情沉甸甸的。在工业化初期，国家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由农民提供了巨大的原始积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年下降，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但是在二元结构制度和城乡不同的两种政策安排下，农业人口与劳动力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并承受着各种城市人口并不承受的负担，在财政金融方面处于“取大于予”的状态，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以及公民权利等方面受到诸多不平等的限制，农民因此而成为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这是一种很不对称的失衡现象，是极不公正的。尽管有近亿农民冲破制度障碍，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经商，改变了职业，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其阶层属性和社会身份却很难改变；经济地位虽然有所提高，生活有所改变，但其意愿和要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其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经常遭受各种各样的侵犯和损害。正因如此，关注社会公正、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农民的社会地位就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焦点。
　　从事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同春芬博士撰写的专著《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透析》一书，其研究视点就在这里。作者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吸收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运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全面论述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处境和社会地位，对农民遭受种种不平等待遇做了深刻剖析。统揽全书，可以窥视作者对广大农民的真挚情感，对社会问题的敏锐和强烈的责任心，以及对平等、公正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一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好书。
　　作者指出，在中国，没有种族歧视，却有农民歧视，农民受歧视的根源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安排，农民的财产不断被剥夺，农民权益不断被侵害，使农民不可避免地边缘化和底层化，集中表现在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受损。作者的这种分析是击中要害的。事实上，这种政策和制度安排的惰性，延缓了改革的进程，增加了改革的成本，降低了改革的效益。
　　作者强调，社会发展的基本目的在于不断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维护其基本尊严，提升其生活质量。8亿农民长期处于弱势状态，得不到平等、公正的待遇，就不能说中国社会得到真正发展，这不仅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而且延缓现代化进程。这个判断，反映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可以说是一种预警，并不是危言耸听。
　　作者呼吁，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和待遇，一是人的自身素质的平等，一是人的社会地位的平等。当前最急需的是有一个公平、正义、公正的社会，一个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一个人人具有尊严的社会，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一个按贡献公平分配的社会，一个消除歧视、摒弃身份的社会，一个城乡和谐的社会，一个具有完善调剂功能的社会。这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农民融人现代社会的强烈向往。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把“三农”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列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采取了许多重大政策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应该根据党的“十六大”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精神，以农民为本，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机制，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使农民真正享有与城市市民一样的公民权利，形成平等和谐的社会。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农民身份转化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这反映了作者的坚强信心。
　　　　　　　　　　　　　　　　　　　　　　　　　　　　　　　　　　　郭书田
　　　　　　　　　　　　　　　　　　　　　　　　　　　　　　　　　　　二OO五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