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和空间是人们实现生存和发展的两项基本要素，正因为其“基本”，有时候就被疏忽了，如果深究起来却又发现它们是很难把握的，正如奥古斯丁（Aurelius Augstinus）谈时间的名言：“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 长期以来，自然科学和哲学还是对时空特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丰硕的成果。自然科学和哲学对时空特性的研究，鼓舞和启发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但这种鼓舞作用，却因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复杂性而大打折扣，以致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抽离掉了它的时空特性。或者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作是行动的环境，并不假思索地接受视时间为一种可以测量的钟表时间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不过是现代西方文化特有的产物。除了近来一些涉及地理学、规划学的著作，社会科学家一直未能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伸延方面的构成方式来建构他们的社会思想（吉登斯则是个例外），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之一。因此，社会学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并非哲学或物理学中的时间和空间，而是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 时空特性对于社会生活、社会过程的意义远甚于自然现象。忽视了时空特性，必然导致只能运用比自然科学更简单、更粗疏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而言，时间和空间既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尽管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经常会讲到“天地”和“空间”，但一般是指物理空间，而不是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对于人们形成社会行动、社会生活和社会过程具有作为前提条件的意义。如果没有社会空间，那么人们的社会行动就无法形成，个人时间就无法转化为社会时间而白白流逝。尽管在经验上，可以用日历时间去观察和描述社会现象，但日历时间在本质上是自然时间（依太阳、月亮和地球的相对运动划分的时间），不是社会时间。社会时间是社会现象的内在的因素，它对于形成社会行动、社会生活和社会过程具有作为构成要素的意义。因此，时空特性就成为认识社会的重要维度，特别对于社会发展研究而言就更是如此。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严新明的《生存与发展——中国农民发展的社会时空分析》，正是针对农民发展的社会时空而撰写的一篇博士论文。 美国人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时间就是金钱”。但这句名言放在中国农民身上却不起作用。严新明的博士论文以此作为分析的起点，指出农民的“一亩三分地”作为物理空间是不小了，但作为农民进行生产的社会空间就很小了，因为土地能够吸收的劳动量有限，农民大量的时间不能转化为被社会所承认的时间，农民如果被固定在“一亩三分地”上，那他们就只能拥有生存型社会时空，这在人民公社时期表现最为明显。而“城市是社会空间”，人们很容易在城市中找到活动空间和领域，使自己的时间转化为社会时间，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的根本原因。富兰克林所说的“时间就是金钱”中的时间，显然不是物理时间，而是指有交换意义、能够获取收入的时间，也就是该书尝试界定的社会时间。在我国农村，农民的时间分配有一种形象的说法：“一个月过年，三个月种田，八个月休闲”。虽然过年时的走亲访友、闲暇时的其他活动对农民都有一定意义，但农民的社会时间毕竟只有三个月。我国人口虽然众多，尤其是农民众多，但由于农民的社会时间很少，社会时间的质的方面也不高，所以他们获得的金钱就很少了。 严新明的博士论文在对社会学名家关于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概念进行梳理后，尝试对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所谓社会时间就是付薪工作时间，考虑到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有收入（现金、实物）的生产、工作时间界定为社会时间，指人们可以获得经济利益的活动空间或领域，包括生存型社会空间、发展型社会空间、符号型社会空间。在第一章，分析了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使得广大农民只能获得生存型社会时空；在第二章，分析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在农村通过兴办乡镇企业获得了发展型社会时空；在第三章，分析改革开放以后农民通过进城务工经商获得了发展型社会时空；在第四章，分析了城市户籍这一符号型社会空间对农民获得社会时空的影响以及当前农民获得符号型社会时空的途径。 严新明的博士论文有如下一些创新： (1)将农民拥有生存型社会时空而缺乏发展型社会时空的状态界定为“盆景”效应。因为囿于盆中土壤、养料和水分的限制，盆景中的植物多年都不会有什么成长方面的变化，而是活着，也仅仅是活着。发展型社会时空阙如状态中的农民由于制度的约束，缺乏发展的社会空间，即使农民具有多方面的社会行动能力，也无法形成社会行动，因而个人的时间不能转化为社会时间，大量的时间白白流逝，农民的表现是活着，也仅仅是活着，几乎没有什么发展方面的变化。农民的生存状态同盆景中的植物差不多。 (2)由于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没有考虑到农民人性的特点——使自己的社会时间最大化，当只能平均拥有社会时间时，农民就选择少付出社会时间，因此就出现了“绿地悲剧”现象（在生活中，绿地的建设者们往往不考虑人性的特点，要么任由人性张扬去破坏绿地或者为了维护绿地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社会成本，笔者将此现象界定为“绿地悲剧”现象。）。人民公社的解体实际上是农民人性中对属己的社会时间的追求、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所致，这也是对“绿地悲剧”现象的破解。 (3)改革开放后，农民通过兴办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经商获致了发展型社会时空。社会上流行的“农民企业家”、“农民工”等“农民××”的称谓，反映出由于缺乏城市符号型社会空间，农民在“从身分到契约”的转变中必须经历“身分+契约”的阶段，这个转变过程总体上为“从身分到‘身分+契约’再到契约”。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获致了城市符号型社会空间的“农民企业家”、“农民工”等都去掉了“农民”的标签，成为“企业家”、“工人”，那时才算是进入了“契约”阶段。 (4)目前农民在寻找发展型社会空间时依然会受到很多制约。比如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不能与市民在同一水平上竞争就业机会；行业垄断的存在使得农民办的企业不能经营一些行业的业务，甚至在承诺了给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后，国内的民营企业还要为在本国享受“国民待遇”而奔走呼号，民营企业的老总很多都是农民或农民出身，民营企业的员工也以农民为主。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证明，社会空间开放度高的行业发展就充分，带给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好处是很多的；而社会空间开放度低的行业发展就比较慢，因为垄断往往保护了落后。据此，作者呼吁国家应更加开放社会空间，特别是向亿万农民开放社会空间。
总之，该书是农民问题研究中的一本有新意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这一全新的视角，并做出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可为农民问题研究者、发展社会学研究者提供参考。 当然，由于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概念还在形成之中，本书作者尝试将社会时空的概念用于农民这一具体群体发展的分析中，这就难免出现偏颇之处，有关理论也有待日后进一步深化。 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童 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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