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是1949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1978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的尚不确定的“复兴”可能造成的对于其本身和整个世界的同样不确定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19、20和21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面向全球中国学界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等，都既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人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追求最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最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属于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