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2--2003年间，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社会学所前任所长陆学艺教授曾多次催促我，该主持编撰《中国社会学年鉴》1999～2002年卷了。陆教授在任期间，曾主编过1979～1989、1989 1993、1992～1995、1995～1998共四卷《年鉴》，好像已经形成为“传统”了。到我这一任，似乎主持编撰《年鉴》是一种“责任”，推卸不得。编撰《年鉴》确实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社会学所为中国社会学界办的一件好事。于是，我从2003年春夏之际开始张罗这件事情。

　　令我感动的是，这件事情得到了社会学所诸同志特别是多次参与《年鉴》工作的编辑部同志们的积极响应，得到了社会学界同仁的热情支持。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教授及全系师生不辞辛劳，在南京的圣地紫金山上承办了《年鉴》编委会会议。中国社会学会的会长郑杭生教授、副会长邓伟志教授、吴铎教授、谷迎春教授不避酷暑，到会并作了精彩讲话。因事不能到会的学会领导成员也表示了对编撰这一卷《年鉴》的支持。编委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路路教授本来校内有事，但也赶到会场，发完言之后旋即飞返北京；哈尔滨工业大学王雅林教授、吉林大学刘少杰教授盛夏八月不在北国避暑，赶到了有“火炉”之称的南京，表达了鼎力相助的情谊；两位女编委——上海大学的李友梅教授、厦门大学的张友琴教授，也带来了她们的中肯意见，并在会议期间，结识了本书副主编、社会学所副所长汪小熙女士，交谈甚为热烈；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卢汉龙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遐龄教授、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关信平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刘祖云教授和周运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苏国勋、沈崇麟、罗红光、杨团研究员以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王煜研究员等等，也都贡献了他们的真知灼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教授、南京大学风笑天、童星、张鸿雁等教授尽地主之谊，为此次会议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培林副所长和周晓虹主任同我一起主持了此次会议。所有到会的和没有到会的编委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学术事业的炽热情怀，其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郑杭生、关信平诸君在参观途中,一展歌喉，高亢的歌声回荡在金陵大地上空。

　　南京会后，编辑部根据编委会的意见，修改和完善了《年鉴》编撰细则，并全面展开了约稿、撰写和编辑工作。具体分工如下：副主编汪小熙主持日常编务工作，张宛丽担任《年鉴》编辑部主任并负责编辑本书第一部分“学术综述”，罗琳负责第二部分“论文摘要”，第三部分“论著论文题录”由刘志平、莫东江负责，第四部分“社会学界重大活动”、第五部分“社会学大事记”、第六部分“社会学界重大课题介绍”、第七部分“社会学博士点情况介绍”以及第八部分中的“全国社会学教学机构目录”由张志敏负责，高鸽负责第八部分中的“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机构目录”、“全国社会学会机构目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曙光任《年鉴》副主编，负责出版事宜，总编助理范广伟和责任编辑崔岩参加了在栗林山庄召开的统稿会议。以上同志和单位对本书所作的贡献体现在全书的字里行间，相信可以赢得广大读者的肯定，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第一部分“学术综述”的17篇文章中．有8篇是专为这本《年鉴》而约请各领域专家撰写的，另外9篇取自《社会学研究》编辑部近几年撰写的年度学术前沿报告，这些文章对1999～2002年间中国社会学主要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做了系统而精到的综述，它们应该能够满足想要从纵横两个方向鸟瞰社会学前沿状况的读者朋友的需要。本书第二部分所选的论文，大部分是2002年《社会学研究》杂志创刊百期评选出来的，当时组成了专门的评委会，按照规范的程序，严格实行回避制度，经过三轮无记名投票遴选出来3l篇优秀论文，这次从中节选1999～2002年期间全部获奖论文20篇。但那次评选范围仅限于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限于当时的条件，评委会也主要由在京的社会学家组成，因而对于编辑《年鉴》来说有明显的局限。所以另一部分论文是在本书编委会成员推荐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编委们来自全国各地，代表面扩大了，但由于实行的是推荐的办法，没有经过严格的评选程序，大家对这部分论文的选择可能有不同看法，好在《年鉴》的作用主要是反映一定时期内社会学的进展情况，不具有正式的学术评价意义，况且又是“论文摘要”，即使有不妥之处，相信也可以得到学界同仁的谅解。

　　第三部分是“论著论文题录”。从第四部分“社会学界重大活动”到第八部分“全国社会学机构目录”，主要依据的是各单位的来稿，编辑部做了统编。对于各兄弟单位对这项工作的支持，我代表编辑部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编辑部的编辑原则，主要是在文字表述上的统一，即只做客观的介绍，不做带有评价性的宣传，在篇幅上也有所增删，适当照顾到各家的平衡。现在存在的一个缺陷是有些介绍不够齐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的单位是自愿不做介绍，有些单位虽经反复催促，未能如期交稿，有些单位可能是另有原因，好在《年鉴》还会继续编下去，不足之处，下次再弥补吧。

　　(二)

　　本来，这篇文字只想写成情况报告性质的东西，就是简单汇报一下这本《年鉴》的编撰缘起和过程以及代表编辑部对所有为此做出贡献的同仁表示感谢。但写到这里，也按捺不住想说几句“感怀”性质的话。

　　邓小平告诉我们，机遇是非常重要的。有人称之为“机遇论”。也许在不同的意义上，对机遇的评价可能不同，但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机遇的重要性已被历史证明是不容置疑的。大家都承认，如果没有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1979年恢复和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可能；如果不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也就没有25年来中国社会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所谓“应运而生”的“运”，主要就是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现代化高潮。回顾25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题目，取得的主要进展，其话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

　　今天，又一个重大机遇出现在中国社会学面前，那就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及在其指导下的新的社会实践。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央提出以“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观。这是对以往25年中国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为了实现今后的发展目标而提出的战略方针。“五个统筹”给社会学出了许多大题目，需要社会学家们作出回答。经济和社会的关系，是自社会学创立之时经典大师们就十分关注的问题，可以说，它是社会学“永恒的主题”之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也是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学家们一直在呼吁的。城乡关系、地区差距自然是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和区域差异很大的国度十分突出的问题，也一直是中国社会学特别关注的研究课题。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协调，是所有进行改革的国家都回避不了的大问题，先是在拉美，后是在东亚，都有一些一度发展势头很好的国家，遭遇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其他地方的转型国家也有过类似的教训，这里有许多问题，社会学是做过独到研究的，例如发展社会学对于依附性发展的研究，就曾获得过国际声誉，还有很多问题是需要社会学家去进一步认真研究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有生态学问题，有伦理学问题，有经济和法律问题，也有社会学问题。总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观，给我们打开了新的视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大量新的课题，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司以带动整个社会学的发展，就看社会学家们能否抓住机会、有所作为了。

　　为此，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学自恢复和重建以来的经验教训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总结有赖于大家的共同努力。这里，我只是提一个话头，请大家深入思考。

　　正确处理吸收和借鉴西方理论与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独立的理论创新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始终具有关键的意义。社会学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特别是在其恢复和重建时期，当然要大量吸收和借鉴西方的社会学概念、理论和力法，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些概念、理论和方法到底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实际，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既不能一概拒绝也不能一律照搬。即使它们不适用于中国，也不能说人家就一定不对、不好。因为它们可能适合于其由以出生的那个社会环境。但也不能因为它们适合于西方社会，就说它们一定适合于中国。如果是出于好奇，图新鲜，赶时髦，今天时兴这个“热”，明天时兴那个“热”，“热”过之后，到底给中国社会学留下了什么富有解释力的东西，还是说不清，这种情况虽然也可以理解，但毕竟于事无补。说中国社会学已经恢复和重建25年了，含义就是说它也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了。当然，对于一个学科来说，25年并不算长，但是否应该比以前更加侧重于鼓励中国学者去进行独立的理论创新，争取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我想是应该的。就以“协调发展”而言，西方国家在如何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方面比我们早走了那么多年，人家有经验。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对大家都是一个新问题。至于“全面”、“协调”发展，他们在有些地方做得好，有些方面也不怎么样。他们有他们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他们有他们的经验，我们有我们的经验。双方的经验，对人类的文明、对社会学的学术，可能都会有贡献。如果立足于中国实际得出的概念和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和解决中国13亿人的问题，那么其学术价值就一定低于只能解释别国实践的那些概念和理论吗?当然，学术的价值不取决于人多人少，但总与实践的规模、范围和程度有些关联吧?不然的话，又拿什么去评判呢?不可否认的是，时至今日，中国学者真正独立创造的像模像样的成果，还不是如所希望的那么多，那么好，这是我们应该自责的。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我们在风气上，在舆论上，可以更多地鼓励独立创造．而且鼓励学人们之间相互肯定，相互欣赏，相互尊重，以逐步形成有利于鼓励中国学者满怀自信地去进行理论刨新和学术对话的氛围?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水平提高很快。2002年，《社会学研究》创刊百期进行优秀论文评选时，评委们事先约定，希望适当兼顾20世纪80年代的论文。但评选的结果，中选的绝大部分都是20世纪90年代和2l世纪初的论文，80年代与90年代的论文，90年代前期与后期的论文，在水平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当然这不是指个别人的情况，而是指整个学界的情况。这个发现应该能够增强同行们的自信心。再过几个月，即今年7月7～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承办的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就要在北京开幕，相信中国社会学界的表现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学界的好评。

　　中国社会学要想不辜负时代重托，不错过发展良机，做出突出成绩，争取在世界社会学界占有体面的一席，端赖于学界同仁的通力合作，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挤压，相互褒扬而不是相互贬损，相互谦让而不是相互示强，相互沟通而不是各自封闭。有大气度，大胸襟，大眼量，才能有大作为，大气象。由于一种历史的机遇，我担任了本卷《年鉴》的主编，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但大概也是惟一的一次。趁此机会，表达一个热爱社会学的普通学者对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学的期盼，对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界的厚望。以与学界同仁共勉，不当之处，还望海涵。

　　景天魁

　　2004年3月29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粟林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