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书名所列的两大主题“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是笔者很长一段时间所关注的主要研究领域。笔者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始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人民大学还没有社会学这个专业，笔者对于社会学的兴趣更多是读书得来的。当时，有关社会学的著作中文版很少，多数是外文书。在北京，外文书藏书最多的要数“北京图书馆”(今天已易名为“国家图书馆”)了。读研究生的时候，着实读了不少北京图书馆的外文书。那时候的北图还没有搬到现在的白石桥，还是在北海南门的老北图。笔者有幸能够得到北图的外文外借的图书证，数不清有多少次来来往往于当时所居住的北城地兴居和老北图之间，借阅了大量书籍，其中很多是社会学的著作。所以，后来写研究生论文的时候，写的是有关社会分层中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探讨发达国家的白领阶层，也可以称作中产阶级，当时国内的术语还是“脑力劳动者”。

　　笔者对于城市农民工研究的兴趣也是说来话长，1990～1991年在英国布里斯特尔(Brist01)大学访问一年，是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的，读书过程中，看到大量关于迁移(migration)方面的材料，1992年夏季在美国安阿伯(Ann Arbor)密执安大学安静的图书馆里也阅读了不少城市移民(urban migration)方面的书籍。这样从90年代初期开始，先是从理论上，后来又从实证上探讨流动人口、城市化和城市农民工问题。本书是作者在大约十多年的时间里，关于城市农民工、城市流动人口、中国城市化问题等主题研究心得的一本集子。

　　笔者在本书中提出了和试图验证如下的一些观点：

　　第一，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中国城市农民工是城市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城市里较长时期地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是无论他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城市的，而是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农村的社会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处在城市里的边缘位置上，所以常被称为城市中的“边缘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成为城市里的一个特殊的亚文化群体。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民也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接受了城市的不少文化和观念，这些使得他们很难再复原到农村原来的生活轨道上。

　　第二，造成上述城市农民工特殊社会分层地位的首要制度原因在于户籍制度。本书探讨了新中国户籍制度的起源，认为，户籍制度建立以后，起到了两个最主要的社会功能，第一是使得革命以后的经济分配、资源分享的秩序得以维持。我国在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以后，需要用“非所有权”的屏蔽手段来维持经济秩序，而户籍是“非所有权”式的、最为有效的屏蔽手段。依靠户籍阻止农民进城，实现了向城市工业发展倾斜的政策，完成了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一种身份制度，当然，构成当时中国身份制度的不仅是户籍，除了户籍制度外也还有一整套复杂而又相互匹配的身份制度，但是，户籍制度是这套制度的核心。笔者认为，改革以来，户籍制度的“社会屏蔽”功能有所衰落，经济所有权的功能已经出现了回归的趋势。财产权作为社会筛选机制和技术证书权的筛选机制都已经对于户籍权力提出了挑战。当然，在产权方面和技术证书方面，农民工也不占优势，农民工仍然有可能处于城市社会分层的下层。但是，产权和技术证书权作为主导的社会筛选机制以后，社会公平的机制和理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三，在上述户籍制度的影响下，传统的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发生了变化。中国农民工流动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与国际上的模型有很大区别。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推力与拉力都会出现变形。有些推力或拉力，会出现“功能失效”，也就是说，此种因素虽然还存在，但是它却失去效用，从而使流动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迄今为止，我国的户籍改革虽然也推出了若干重要举措，但是，原有制度的惯性较强，户籍使推拉失效的现象依然如故。

　　第四，笔者提出，非正规就业会是数以亿计的流人中国城市的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形式。应充分认识非正规就业的正向社会功能。非正规就业为中国巨大的失业人口、流动人口、过剩的农村劳动力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应改变目前对于非正规就业的管理对策，改变一些地方打击非正规就业的作法，应对其采取扶持、帮助的对策。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也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必要机制。从根本上说，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应当得到保障，而不应该仅仅是城市居民和正规就业者的利益得到保障。

　　第五，农民工中有底层精英存在，如果对于他们通通采取整体排斥的政策，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第六，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是职业流动最为频繁的群体，然而，频繁的职业流动并不能导致他们职业地位的上升，笔者提出地位累积的解释，城里人由于可以通过档案制度实现地位累积，而农民工则没有地位累积。

　　第七，笔者将我国城市农民工的家庭关系归为五种基本模式，即单身子女外出型、兄弟姐妹外出型、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和全家外出型。笔者发现这些以分居为主要特征的家庭模式，与传统的家庭理论是冲突的，也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笔者对此进行了阐释。

　　第八，笔者印证了中国城市农民工高比例向家乡汇款的现象，笔者分析了这种向家乡的高比例汇款的原因及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第九，笔者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多数处于无保障状态，受到失业、疾病的频频袭击，笔者提出了建立三条保障线的对策建议。

　　第十，笔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发现了流入城市农民对城市居民的不满情绪。本书剖析了我国农民与市民交往的历史，提出在今后几十年里，流入城市农民与城市居民将是在我国城市中共同生活的、长期共存的两大社会群体，提出增强他们之间的沟通、理解与合作，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误解与冲突，从而保证我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第十一，本书从剥夺理论视角研究了中国城市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等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提出绝对剥夺在现阶段还是普遍现象，提出了多阶剥夺的观点，认为绝对剥夺降低以后，相对剥夺的问题还会再提出来。

　　第十二，本书证明，城市外来人口分为两个大的群体，他们的构成和需求有巨大差别，因此在户籍改革上，要分析户籍为不同群体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利益，特别是要理解两大群体的不同要求，根据他们的要求进行改革。

　　第十三，本书分析了中国城市化的五种模式，即小城镇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大城市模式、城市群模式和乡村生活城市化模式，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显然不应固守在某一种模式上，而应采用兼收并蓄的方针，根据不同情况采用多种模式。

　　第十四，本书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人口高度密集的东南沿海城市带的形成是难以避免的。“东南沿海线”是与传统“爱辉一腾冲线”大体平行的划分东南沿海省份与其他地区的线条，该线东南是我国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东南沿海是我国农村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可以预计是未来中国人口最为集中的聚集区，也将是中国城市化未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

　　第十五，本书提出了三元社会结构的思路。三元结构首先是以二元结构为历史前提的，笔者认为使用三元社会结构的说法更能够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三元群体的本质在于它与农村居民相比是一个占有一定城市资源的群体，它与城市居民相比又是一个仅占有十分有限城市资源的群体，是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这个新产生的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而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身份群体。

　　本书除了笔者的劳动以外，也凝聚着笔者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学生、朋友的贡献。本书第十四章是由笔者当时的学生、现在中央编译局的周红云博士完成的，第二章、第十五章和第十八章，则是笔者与研究生张海辉合作的成果，第十七章第一、二节的写作则有笔者过去的学生，现在人民大学任教的李迎生教授、郝大海博士的参与。清华大学的唐壮先生为第六章做了不少文献准备工作。此外，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大多是笔者组织学生进行调研完成的。对于所有上述学生、朋友、同人的贡献，在此深表谢意。

　　笔者多年来的研究和写作是在妻子张华女士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完成的，所以，也特别感谢她的贡献。

　　本研究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1ASH003)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02JAZ840003)的资助，在此谨致谢忱。

　　　　　　　　　　　　　　　　　　李　强

　　　　　　　　　　　　　　　　　　2004年7月5日于清华大学蓝旗营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