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根据这些基本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课题组经过细致的研究，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好以下四个关键问题。

  一　关键在于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和控制人口

　　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就要在此期间保持年均7．2％的增长速度，这样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由2000年的近9万亿元 
(人民币)提高到约18万亿元，到2020年将达到36万亿元以上。按照近1…0年比较稳定的官方汇率计算，那时的经济总量就是约4．5万亿美元。

　　但是，要使人民生活水平也能与经济总量同步增长，就要使人均GDP也能同步增长。这样就有一个人口控制的前提，如果同期人口增长过多，增加的GDP总量就有更多的比重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而无法用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在2020年之前，要把我国的人口年均出生率控制在15％o以下，特别是控制好农村人口的实际增长，这样我国的人口总量到2010年就可以控制在14亿以内，到2020年控制在15亿以内。按这样的人口基数计算，2010年人均GDP可以达到约1．3万元(人民币)，2020年可达到约2．4万元，相当于人均GDP3000美元。这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大约相当于那时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73年、韩国1987年的水平。这样我国将继20世纪末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之后，实现总体上由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小康到较高水平的、较全面的、发展比较平衡的小康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

二　关键在于经济社会结构转换

　　由低水平的小康经济到全面小康经济这样的一个时期，是我国现代化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不仅仅是一个GDP总量和人均GDP快速增长的时期，而且是一个伴随着人均GDP的增长，经济社会结构发生转换的时期。

　　根据国际上的发展经验和钱纳里(H．Chenery)、赛尔昆(M．Syrquin)对100多个国家20多年间30个变量的研究，由低收入国家向中下收入国家的过渡，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上的界线，75％～80％的结构性变化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而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状况来看，很多结构性转换指标都低于现在的人均GDP经济水平应当达到的标准。突出的表现是，产业结构转型滞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低；就业结构转型滞后，农业从业人员比重高；城乡社会结构转型滞后，乡村人口比重高。例如我国目前的农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只有约15％，但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的还有约50％，而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还有约62％。我国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甚至不如人均GDP远低于我国的印度。

　　“增长”和“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关键性的结构转换，就会像一些拉美国家那样，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所以，我国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就要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基础上，经济社会结构实现三个基本转换；一是产业结构的基本转换；二是就业结构的基本转换，三是城乡社会结构的基本转换。

　　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和我们测算的理论值，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应当达到50％以上，就业结构中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应当达到80％左右，城乡社会结构中城市人口的比重应当达到60％左右。而按照1990～2000年我国结构变化的实际情况的平均值推算；到2020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可以达到39％，非农从业人员的比重可以达到70％，城市人口比重可以达到56％。这样，距离关键性结构转换的理论目标值，就还有一些差距，必须在政策和措施上做出相应的选择，努力实现关键性结构的基本转换。

三　关键在于解决“三农”问题

　　目前，我国总体上实现的小康社会，还是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当前农村人口仍占2／3左右，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约1／3，  “三农”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点。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农村转变的困难，面对现实，攻克难点。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在一个农民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2002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人为2476元，改革开放24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2％，但分阶段看，1979～1985年7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5．2％，而1985年以后的17年，年均递增降为4．0％，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3年，增长速度降低更为明显。如果我们要把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限制在20年以内，也就是说，要使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0元的水平，就要使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20年以前达到约6％的年均增长水平。这个目标对我们来说，也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减轻农民税费负担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做出一些重大的选择。目前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而县乡两级财政供养的人员却占全国财政供养人员的71％。类似的问题不解决，就难以走出农民负担在改革中始降终升的所谓“黄宗羲定律”的怪圈。

　　要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多地少，农村人地关系紧张，是农民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把约2．5亿农村劳动力转变成非农产业从业人员，这可以说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中，乡村工业和其他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吸纳了约1．5亿农村劳动力，进城的农民工约有1亿多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资本和技术增密，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农民进城打工成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渠道。根据我国目前每亩耕地投入的劳动力计算，农村只需1．5亿劳动力，  目前的3．6亿农业劳动力，还需转移2亿多人，即便按2020年非农就业人员达到70％的目标，也还需要转移约1．5亿农村劳动力。现在全国农民现金收入中，34％是外出务工收入，四川省和安徽省农民外出打工收入，超过和接近了本省的地方财政收入。所以公平对待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地从农业转移出来，必须从制度上给予保证。

　　要解决“三农”问题，还要加快农民转变成市民的速度。城市具有经济聚集效益和福利设施共享效用，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就必须把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拓展到农村之外，逐步减少农民，把更多的农民转变成市民。城市的各级管理者，应当做出把农民工转变成新市民的具体规划，在他们的户籍、住宅、就业、劳动保护、医疗、子女上学等方面，做出配套的制度安排。

四　关键在于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指标和人均指标，还要看收入分配的状况，在同样的人均指标之下，会存在非常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如果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就会出现非常庞大的贫困人口，这对经济的稳定发展和社会的团结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贫困人口不断减少，1978年为2．5亿人，1985年为1．25亿人，1994年为8000万人，现在下降到约3000万人。但现在的中国贫困标准还是国别标准，是根据收入的增长而不断调整的，20世纪80年代农村贫困标准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00元，1994年调整到440元，现在是625元。农村略高于这个线的低收入群体还是大量的，如果现在的贫困线提高200元，农村贫困人口就会增加到9000万人，而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标准和数据，即日均收入或消费不足1国际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美元)的标准，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就从目前的约4％增加到18％，涉及1．4亿多农村人口。况且，根据国际上的减贫经验，当贫困发生率按国际标准降到10％左右时，通常容易进入减贫的瓶颈阶段。

在目前的城市中，到2002年享受每月150～300元(各城市不同)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多数是差额补贴)是2000多万人，其中包括14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中的很大一部分，而实际按此标准测算的城镇生活困难人口约3000万人。

　　近十几年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当然包括对过去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状况的矫正，但问题在于，根据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出的著名的“倒U形”假说以及钱纳里的有关经验研究证明，在经济起飞的时候，收入差距先是上升，但到结构转换点的时候，收入差距就会下降。而根据我们对目前我国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的研究，近期不仅还看不到收入差距下降的可能性，各种迹象和数据表明，这种差距还在迅速扩大。至于我国目前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究竟是比较合理、是过大还是到了需要警惕的临界点，尽管研究界有不同的看法，但共同的看法是，对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要加以控制。因为，在我国目前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收入分配秩序还未完全理／顷的情况下，较高的贫富差距不仅会造成大量贫困人口，而且会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况且从经济持续发展的要求来看，由于消费分层结构中存在随收入增长的消费边际递减规律，收入差距过大和低收人人群过多，会造成内需不足、主流消费市场低迷并难以启动。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面临着很多错综复杂的发展问题和社会矛盾，我们可能很难找到一个能够顾及各方面利益的十全十美的解决办法，但我们可以选择最接近实现目标值的路径，只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合理的目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