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在这篇论文当中我告诉各位,莎士比亚有一位妹妹,不过不要在锡德尼爵士。所写的莎士比亚传记里去找她。她年纪轻轻就死了——唉,她一个字也没有写过。她埋葬在如今停公共汽车的地方,就在‘大象与城堡’酒馆的对面。”。 七十多年前,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向剑桥大学的女生们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两次讲演,描述了从事写作的女性的处境。当时她演讲的主题是“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她就必须有钱和有自己的一间屋”,从这个主题中诞生了也许是她最著名作品的标题。抛开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文章总是值得一读不说,对我而言,这篇随笔散文也属于她最重要的作品——而且是年轻女性不可忽略的读物。在这篇随笔中,她彻底清除了我们经常可以耳闻的一个观点,即女性永远不可能创作出莎士比亚的著作(从广义上来说,此观点还包括永远不会产生女性的米开朗基罗或贝多芬)。在上百页的篇幅里,她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如下观点:一位女性,即使具备与威廉·莎士比亚同样的天赋以及同样的写作和冒险的兴趣,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她也根本不可能写出莎士比亚的戏剧。 那么在过去了72年以后,处于一个新千年开端的今天呢?朱迪思·莎士比亚——那位虚构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在21世纪会有更好的机会来发挥她的才能吗?一个多余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在今天有可能而在伊丽莎白时代不可能的事情,就会发现,一个专门为女性设计的美国香烟商标上的话精辟地描绘出了两者之间的差别:You’Ve come a long way,baby!女性在今天几乎能做任何事,因为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按照早年美国驻瑞士女大使玛德琳·昆宁的话,可能在几年后,或许2008年,至少会出现女性参与竞选美国总统的现象。但到那时,其他多种行业的顶端也会有女性的身影吗?ABB、强生或者索尼的CEO们——如果到那时这些公司仍然负有盛名的话——可以是女性吗?那为什么不可以呢?
如果这些看起来尚未完全理所当然的话,我们就应该反驳那句广告词了:You haven’t come far enough,baby!。在前行的道路上,女性们总会被一些(臆想的?)障碍碰得头破血流,是“经济”、“社会”、“男性”或者其他总让女性能发现(想像)的事物给她们设置了这些障碍。和从前一样,这些障碍建构得很早——在受教育期、在幼儿园、在小学就已经开始并从此几乎被视为惯例,但常常没有人对它们进行足够的思索。莎士比亚的妹妹因这些障碍而失败,尚可以理解,但在16世纪的英国若生为女孩,其发展已受到不可克服的局限:
“对于词语的声调,她拥有最敏捷的想像力,类似她哥哥的天赋;像他哥哥一样,她也对戏剧有特殊的爱好。她站在剧场的门口,说:她想当演员。男人们当面嘲笑她。经理——一位多嘴的胖男人——狂笑起来,他大吼大叫地说了一通长卷毛狗跳舞和妇女演戏——他说,女人不可能成为演员。他暗示——您能够想像他暗示的是什么。她得不到任何艺术上的培训。难道她能到酒馆求客饭或者是半夜在街头徘徊吗?但是她的天才显示在虚构想像方面,渴望从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以及对他们癖性的研究中摄取丰富的养分。最后演员经理尼克.格林接纳了她。是她发现自己怀上了那位绅士的孩子……因而在一个冬夜自杀了,被埋在某个交叉路口,位置就在如今公共汽车停车的地方,在‘大象与城堡’的对面。”
到了今天,一位女性可以成为作家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她每年需要多于500英镑的费用,但为此所要求的房间常常可以变为一间舒适的单身房屋。在许多领域内特别是在过去的30年,女性走过了漫漫长路的一大段,这同样是事实。但是女性需在经济上自立的必备意识处于何种状态?对于已发生变化的人口统计学的条件——降低的出生率、延长的寿命、单亲家庭的大量增长,我们的社会考虑到何种程度?当一位女性为创办公司而争取开办基金,银行又会持何种态度?
正如答案一直展示的那样,她们不会满意。小步骤的发展既不符合经济的现状也不符合社会的现实。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互联网进入我们的生活并改变了一切。这是我们过去从未经历过的一个质的飞跃,此巨变的结果在一瞬间使得许多事情成为可能。在通往两性平等的道路上,如果以迄今为止的模式进行直线性发展,上述变化都是不可想像的。只是我并不期许那些所谓的公开“辩论会”、听论会(Heanngs)、讨论会、工作会或全体讨论会,我大多作为报告人去参加这些会议。我能意识到,我并非惟一的对此不堪忍受的人。这类长吁短叹的、苦怨的、自我陶醉的及自我怜悯的表现向人们展示了一些数字、统计及呼吁,它们用来建树悲叹和抱怨——我再也不愿听这样的话了!从中得出的数字及事实肯定有其合理性,但它并不是将现状保留到未来的依据。在此前提到的各项活动中,听众每次得到的感想是:要达到两性平等还需很长很长的时间,其原因首先在于“男性”,并且一种可悲的情形是,与会者在发言者表达愁苦时只能起着见证的作用。迄今为止,我甚至一次也未听人说起过如何能够持久地改变这种状况。我也不愿再去听取此类的言论,因为这种形式的研究仅仅致力于展示过去,而未能阐明用什么措施来让女性拥有另一种未来。
与此相反,本书所围绕的主题是:女性的未来在一个经济自立的世界里。“挫败”这个词没列入我的日常词汇表里,抱怨或悲叹不包括在我的每日工作中,无所事事的观望等待会让我神经质。我厌倦了参加那种毫无成果的讨论,将世界照旧划分为女性和男性两部分(它们存在于许多女性的头脑里,等于好与坏),并且听天由命地希望在21世纪末情况会有所改变。然而这个改变也许不会令人满意,因为它可能是依靠直线性思维、小步骤的策略及对最小成绩所产生的(不恰当的)喜悦而一设法完成的。信息技术已经动摇了我们生活的基石,以或多或少剧烈的形式改变了每个生活领域,并且在不远的将来还要以至今不可把握的程度继续施加影响。那么女性在这次发展中居于何处呢?仍然袖手旁观!重要的社会变革时期的机会从她们身边溜走,这种危险将不止一次地出现。
互联网进入我们的生活不亚于一次革命。历次革命所涉及的并非小步骤的策略,而是巨大的飞跃。1999年出现第一位女性站在了著名的高科技企业的顶端——凯莉.菲欧瑞娜成为惠普的CEO(首席执行官)。即使这一事实能让我们拥有欣慰的理由,但它与在此次革命中获得的成就相比,无异于泪水与大海的对照。
在解决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文化冲突时,似乎男性的作用明显比所谓的女性协作重要得多。男性们应该学会和另一种文化打交道,他们不应将其视为威胁,而应看做是一种知识的丰富。然而,究竟谁还有精力和兴趣用在如此费时的事情上,让一个充满business opportunities~的经济世界仅仅等待女性去适应它?因此本书并非写给男性(虽然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希望是构成读者群的一部分),而是为那些设想自己有另一种职业开端或职业成就的女性而作。玫琳·凯在美国非常成功的创建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化妆品公司,她概括的一个概念经常受到大企业人士的赞赏:Make A Better World。她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积极地改善一组人群的状况,她将此阐述为“一个梦想:设立一家女性可以同时身为母亲和百万富翁的公司”。
为此而努力的女性们应该抓紧时间去较量打着男性烙印的管理世界。羡慕男性同事的举止模式,不断地比较,附带着不满足的感受,这些不仅会让她们止步不前,而且会使她们极其气馁。同样的情况还适用于那些想拥有一百万(这在今天已很有可能)就偃旗息鼓的女性。她们也应尽快考虑将自己的愿望变为现实。本书为她们中的所有人而写——并非一本解释如何做(How to)的书,而是对有必要改换观点的紧急召唤。对此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直线性思维必须代之以横向思维。下面是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例子,它所展示的思维转变,我们显然还从未梦想过。
1997年1月,我在孟加拉国做了一次所谓的Field Trip,主要研究小额贷款如何发放给当地农村的女性人口,并在这些妇女的生活中发挥作用。当时旅游公司还安排了一场和穆罕默德·云纳斯教授的探讨会,他是发放这种贷款的格拉敏恩银行的创建者。在有关帮助女性进行经营活动及更加独立的另外一些项目的报告中,他提到了一些事情,使许多人的想像力受到了冲击。他谈到了即将引进的一个用于移动电话的数字网,有兴趣的农村妇女能够租借这些电话,然后有偿提供给其他的农村女居民——可以说这是过去“长途电话女接线员”的翻版。因为孟加拉国拥有长距离的铁路网,人们不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便能建立用于移动电话网的中继站;并且因为几乎每个农村家庭里都有一位男性成员在首都达卡工作,而来往的旅行花费又过于昂贵,所以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通讯联系存在着很大需求。
我被这个话题吸引住了,这里终于有了并非直线性、而是横向性地越过当前生活境况并向前看的一个项目。这里并没有打算使穷人中最穷的人一步步跟随西方工业国家数十年持续发展的历程,而是使她们直接跃入未来数字的世界。这时团队中的一位成员突然要求发言,他是一位工程师,在一家德国大企业工作,他认为这个项目绝对没有前景可言,并用这样的话解释说“This will never work”。云纳斯教授礼貌地询问究竟为什么不可能。这位工程师说,一个孟加拉国的农村妇女永远不可能会使用移动电话,因为在他来孟加拉国旅行之前,他曾花了很大力气来教会他的妻子如何使家里的传真机工作!而正如他不遗余力而一再强调的,他的妻子还是位经济学家。这就是直线性的逻辑——人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孟加拉国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这些农村妇女成为经济学家,而且到了那时她们仍然不能够立刻涉足数字世界——对此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和这类帕夏的婚姻帮她们省去此类麻烦……啊,是这样的,在我们离开几个月后,这个项目变为了现实并完全满足了它所唤醒的期待。
维吉尼亚·伍尔夫没有让她的女听众及后来的女读者和男读者们仅仅停留在早天的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个令人压抑的故事中,她请求(当时的)女性们不仅要拥有自己的收入及自己的屋子,而且还应努力帮助所有那些不姓莎士比亚的姐妹们,使那些由于自身生活环境而无法施展其才华的女性们获取必要的维持生活的费用。
“如果我们面对这个事实,并没有支撑我们的臂膀,而是我们独自行走;我们的关系是与这个现实世界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与男人和女人的世界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位死去的女诗人就会像她的哥哥在她之前所做的那样,从那些无人知晓的前辈们的生命中汲取出她的生命,从而得以诞生。我们不能期望她会在没有那种准备、没有我们所做出的那种努力、没有当她再生时她发现有可能活着和写诗的那种决心的情况下到来,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为她而努力,她就会到来,而且这样的努力,即使是在贫穷和默默无闻之中,也是值得的!”
维吉尼亚会怎样评价现状呢?她会为我们在70年后依然未能走得太远而沮丧吗?如果她看到今天如此多的女作家,她会感到高兴吗?或者她会欣慰于今天的数字世界为女性们提供的诸多机会和选择吗?
本书引用了大量出自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地区的实例。当然不是只有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或大不列颠王国才能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如果我们环顾整个世界,将会发现许多欧洲国家女性的日常生活及商业活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外本书还受到了以下两方面原因的影响:
·关于未来,我绝对有把握预测的事物少之又少,尽管我的职业就是与它打交道。但有两点现在可以确定:未来是数字的世界、英语的世界。后者解释了为什么本书中的引文仍然保留使用了一些原著的语言。
·在过去的30~40年里,对女性产生的几乎所有重要影响均来自美国,其中的大多数情形具有表率作用,另外一些(如超级妈妈综合症、离婚率、堕胎等)却并非如此。然而像希拉里·克林顿、玛德琳·欧布怀特或杰奎琳·布威尔·肯尼迪·奥纳西斯这样的女性(本书将特别谈到她们)为今天的年轻女性展示了如何才能克服障碍,忍受屈辱及巨大的痛苦,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项超越自身利益的工作中去。
迄今为止,尤其是过去30年的发展对人们产生的影响,将在本书的各个章节里清晰地表现在三代女性的身上,她们通过电子邮件的往来勾勒出了这个过程中的可圈可点之处。在此探讨中还设置了有关焦点转换的“总结性陈述”,它可以将女性从“是如何状态”的包围中解放出来并将她们引向“应如何状态”的实现。每个女性将此总结性陈述中的建议遵循到何种程度,自然由她们自己来安排;但排斥它,却不能提供更好的选择。
女性有着一段过去——令人印象深刻而又令人鼓舞的过去!除了虚构的莎士比亚的妹妹的遭遇,还产生过另外一些女性:女政治家、女领袖、女企业家、女艺术家和女科学家。由于具备了坚忍、灵活性、创造性和乐于冒险的精神,无数女性踏入了一个个未知的领域,克服了种种阻力,并忽略了一些不重要之处。
女性还有一个未来,而且是那么美好的未来!首先,经济的发展迎合着她们的需要,也许并非完全出于自愿,但已十分深广。新经济引发了对“工作”这个概念的另一种理解:不同的形式、地点、时间、模式,并且第一次女性不是从男性手里“拿走”工作,而是在经济上起着辅助的作用。当她们意识到自己在高科技领域里所具备的伟大天赋,女性极有可能在未来的政治与经济、经营与非赢利(Not—for—profit)、科学与媒体等各行业发挥作用,而这符合她们的能力、需求和抱负。
然而,我们要利用当代,才有可能将分属于过去与未来的线联结在一起,并将它们编织成一块适合我们未来的实用的材料。这块材料的名字肯定不是口红(Lipstick),而是笔记本电脑(Lap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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