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伤害远离每一位劳动者(代序) 李 涛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当代中国农村青年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他们获得了“非农化”的社会角色转变的机会，进城打工的经历使他们的命运与父辈迥然不同，他们被城市社会赋予父辈无法想象的荣誉——“城市建设的生力军”，而在乡村社会中，他们被当做“不冒烟的绿色工厂”大力提倡……然而，在社会角色的转变与社会生存环境的转变之间，这些年轻生命也正在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的外出打工过程正在成为工伤、职业病、心理疾患等“工业文明”特有疾患的侵蚀过程，而这也是他们的父辈从未遭遇过的。无数的案例表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加入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是以牺牲自我健康为代价的，并且，这种牺牲在“经济”指标的掩盖下是无形的，而农业社会由此付出的代价则是“经济”无法衡量的。
据统计，欧盟国家每年有8000人死于事故和职业病，已累计有1000万人成为职业事故的受害者。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为严重，每年有2l万人死于职业事故，累计有1．5亿人遭受职业伤害。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对工伤、职业病的认识相对滞后，相关法规建设也较缓慢。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中绝大多数没有接受任何职业技能培训；其所在的许多生产企业技术水准低，工艺落后；工作场所条件差，缺乏职业防护设施；从而使农民工成为易遭受职业安全事故侵害的最脆弱的目标群体。我国每年有10多万人死于工伤，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与有形的伤残相比，更可怕的伤害是无形而缓慢的侵蚀。2002年，“江苏宜兴硅肺病夺命事件”致使159名民工身患硅肺病，尽管他们平均每人得到了3万多元的赔款，但专家为民工们诊断后提出，1 0年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不在人世。而在河南朱裴店村，便有近200人身染职业病，几乎都是二三十岁的壮年男性。这个数字，是朱裴店村全部成年男劳力的一半。这对于一个人均年纯收入不过千元的贫困村庄，意味着今后10年，，至20年，将有可能是一个死寂的村庄。这种“死寂的村庄”绝不仅仅是一个朱裴店村。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高桥新庄村、夏家村和古庵，聚居着50多名来自重庆忠县身患尘肺的蔺草编织工人，因而被叫做“尘肺村”。来自国家卫生部的统计显示，广东省有1000万人具备了患职业病的基本条件。目前我国仅尘肺病人就累计达55万人，是全球尘肺病人数的总和，还有60多万可疑尘肺人员，新发尘肺病人目前仍以每年1．5万～2万例的速度增长。职业病已成为影响我国部分劳动者健康并导致他们过早失去劳动能力的最主要因素。
千千万万工伤职业病患者的命运最终在2002年催生了我国两部全面规范安全生产、职业病防治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为《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为《职业病防治法》)，作为中国第一部安全生产法和职业病防治法，它们的诞生不是一种象征，而将带来对劳动者实实在在的保护。无论从法治角度，抑或在人权层面，其意义将愈益彰显。
然而，来自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的报告显示，2003年我国有13．6万人死于工伤事故，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而卫生部公布，2002年职业病发病总例数较2001年增加了12．1％。工人因病被企业解雇也司空见惯，不少工人回家后才发现自己患上职业病，即使想求助法律保护，却苦于无法支付旅费、医疗检查费而只能放弃。如2002年广东安加鞋厂数名从事刷胶工作的女工不约而同地出现手足麻木、走路困难的情况，有人甚至瘫痪被迫返回老家。
显然，制定一部好的法律不易，要把它真正执行好更难。《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能否为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广大劳动者必须“知法、用法”，更为重要的是它的执行必须超越地方、集团的利益。
反思上述案例，造成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权利缺失的主要原因，是片面强调经济效益与速度的发展观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农民工的健康对整个社会长远发展的作用被掩盖、忽视。这背后，既有培训滞后、信息不透明造成的农民工个人“保护意识差”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部门、企业乃至社会舆论对职业安全危害的态度问题。
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服务农民工的NGO组织)、中国安全生产报社于2004年6月18～19日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益保障研讨会”。会议对以下内容进行了研讨：①中国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权益状况与问题；②中国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法规的实践与改革；③全球化下的劳工职业安全健康权益保障探索；④社会各界在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权益保障中的作用；⑤中国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权益保障机制的建设与探索。
120多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有来自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政府界的代表，有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香港乐施会等国际组织代表，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及社会科学院等学术界的专家学者，有来自香港、深圳、广东、重庆、北京、河南、内蒙古等地服务劳工的NGO组织代表。尤其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农民工代表和社会各界的朋友坐在了同一个平台上，向社会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中有的是1993年深圳致丽火灾的幸存女工，有的曾经是职业病患者，有的是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与会代表讲述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陈述了自己对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的看法。在发言时，他们都尽可能地用理性、冷静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困难和需求。一位学者会后说：“非常高兴能够听到农民工自己的声音，以前我参加过很多讨论第三方权益、利害等的论坛研讨会，但都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闭门造车，反而把感受最直接、最有发言权的当事者关在门外，这次研讨会把农民工请进来很有创新意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赵铁锤副局长亲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说：“无论农民还是工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
这是全国第一次以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为主题的研讨会，也是第一次由中央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共同召开的全国性研讨会。我们希望通过政府、NGO、学术界、农民工代表、工伤者代表跨越界线，共同坐在一个平台上探讨职业安全现状、问题、措施的同时，吁请社会加强对职业安全与健康的重视。我们希望通过本次会议为中国社会发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因此我们将本次研讨的主题定为“如何建立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利的长效机制”。
这本集子便是这次会议论文和发言的汇编。研讨会只是探讨问题的形式之一，不可能承载太多的功能。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权利的保障，既需要清醒的反省与总结，更需要实实在在的执法与服务。尽管其中的许多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但多年后，我们相信我们能够骄傲地说：“这次会议与这本集子，在历史长河的2004年节点上，发出了真实而警醒的声音。”
愿每一位参与过这次会议以及读过本书的朋友，在日常的生活与工作中实实在在地与农民工交朋友，让伤害远离每一位尊敬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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