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 言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第二部研究报告，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续篇。上一本书主要的根据，是课题组在全国10个省市所做的1．1万个抽样调查问卷和近千份各阶层成员访谈的数据和资料，本书的主要根据，是课题组在2001年、2002年所做的全国6000份抽样问卷调查的数据和资料。所以本书同样是一本实证研究为主的探索性著作。 现就本书研究的主题、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和发展趋势做以下说明。
一 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意义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已经分化成十大社会阶层。《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主题是：十大社会阶层怎样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结构分化演变而形成的。社会流动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十大社会阶层今后各自将怎样继续演化，现有的社会流动机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还不合理，需要怎样的改革和调整。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同一类社会现象所做的两种视角的分析和描述。社会分层是从静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内容、形式、形成的层次和分布形态，是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质变过程。社会流动是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描述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中各层次间的互动、动力机制、时空范围、方向和速度，是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的量变过程。社会分层研究与社会流动研究互为表里，不可或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这两种流动统称为垂直流动。有些社会成员从一种职业转移到了另一种职业，但其收入、声望、社会地位却基本相同(如大学的讲师调到研究单位任助理研究员)，是在同一水平线上流动，则称之为水平流动。
总体说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流动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在中世纪、封建社会及以前的时代，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生在那个阶级、阶层，一辈子就是那个阶级、阶层的成员，一般不会变易。例如，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有“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的说法。阶级、阶层之间等级森严，界限十分清楚，几乎不可逾越，社会流动几乎等于无，所以称之为封闭型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生产形式和产业结构经常发生变化，新的产业部门不断涌现，而有些产业部门则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现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动，才能满足社会大生产的要求。马克思说：“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科技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拓展，产业结构的不断向更高层次演变，客观上创造了新的社会岗位，同时也创造了社会流动的需要，只有通过社会流动，新的社会岗位才会有人去充实，才能实现劳动力和人才的合理配置。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也即通过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上升流动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种流动，将在客观上推动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形成经济结构变动与社会结构变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开放性社会。总体而言，在封闭性社会里，先赋性规则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性社会里，后致性规则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制度变革。第一次制度变革发生在1949年以后，新中国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通过诸如土地改革，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工业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治经济运动，一方面，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工业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制度层面上，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取代了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应，整个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官僚买办阶级被消灭了；通过土改，地主阶级被消灭了；通过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被消灭了；通过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亿万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成为农村集体经济——人民公社的社员，城镇手工业者则成为国营企业或城镇集体企业的职工。整个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演变为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构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
在这数十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经济剧烈变动，社会政策多变。这样的制度、政策和社会结构变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个人、家庭乃至某个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都不能由他们自己掌握，而是由当时的制度、政策的变化来决定。从更长的历史视角来观察，1978年以前，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社会整体上趋于封闭，先赋性规则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规则。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第二次重大制度变革。改革先从经济体制开始，次及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到20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被建立起来。改革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加快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的变化，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催生了诸如私营企业主、农民工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使社会分化为由十大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总体说来，在这个时期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国家制度政策的安排，对人们社会地位的获得和沉浮，还起过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但越到后来，整个社会变得越是开放，后致性规则逐步成为社会流动机制的主要规则。
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目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即将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势头很好，再翻两番的目标也是能够实现的，因为中国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政府也积累了调控经济的能力和经验。中国能不能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抓住机遇，实现新的跨越，关键是能否做好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这篇大文章。就目前中国的情况看，社会发展已经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并不协调，由此引出了种种社会问题，上述引文中列举的六大社会问题，在中国都已相当严重地存在，而且还有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贪污腐败屡禁不止、奢糜之风盛行、民工潮、“三农”问题严重、黄赌毒黑泛滥成灾等诸多社会问题。看来，社会发展、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的工作是抓得迟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盛赞的辉煌成就，人民的生活条件普遍得到改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在社会发展领域却存在着许多令相当一部分群众不满意的问题，社会并非十分安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上就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到了现在，则出现了“领着低保金骂政府”、“开着新买的轿车骂社会”的现象。这些现象，实际上正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表现，值得我们深思。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提出要实施五个统筹发展。这些新的发展战略的提出，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也是很及时的。
要推动社会继续向前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例如，要调整社会结构，要发展社会事业，要改善社会管理，要改革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要形成和谐的社会环境，要实现社会的基本公正，等等，任务非常繁重。但是，中国要想顺利度过目前这个关键时期，就一定要完成好这些任务。换句话说，中国一定要努力补好社会发展这门课。
6年来，本课题组专门研究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我们认为，社会阶层结构，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的骨架。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改变了，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阶层结构也要有与之相协调的调整和改变，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提供相适应的骨架以作支撑。而且，只要制度安排合理，政策引导适当，随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发展变化，社会阶层结构就一定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和改变。
本课题组前3年重点研究了中国社会分层问题。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凡是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都已具备。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在中国形成。但是，我们的研究还表明：这个现代化阶层结构还只是个雏形；就其结构构成而言，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所以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还不相适应，存在引发社会危机的结构性因素。在这种阶层结构下，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必将面临困难，即使有所发展，或者有很大的发展，那也是不稳定、不巩固的，甚至会有倒退的危险。
近3年来，本课题组研究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发现，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这一方面得益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变化的直接推动；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机制多元化，社会流动渠道开通，也是重要的原因。改革开放前，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多维二元身份等级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先赋性因素是决定人们的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以致社会流动率很低，整个社会几乎成为一潭死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弃了那种身份等级体系，社会流动渠道逐渐开通，例如，农民可以到城镇务工经商，社会成员可以自谋职业、自主创业，高等学校恢复了统考招生制度……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后致性规则逐渐成为社会流动机制中的主导规则，由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直接界定人们的社会阶层地位的格局基本被打破，新的社会流动模式开始形成，因而，社会流动率明显提高了，社会活力显著增强了。但是，为什么该扩大的社会阶层还没有真正大起来，该缩小的社会阶层还没有真正小下去，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当前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上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社会流动模式呈现出新老社会流动机制并存的两重性特点。也就是说，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尚未形成。
因此，在当前开展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对有13亿人口参与的中国社会流动及其机制的研究，对社会学的学科还没有学术意义。在实践上，通过研究中国社会流动的形式、机制、路径、方向和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社会流动模式转变中的积极因素，揭示其中的消极因素，为进一步改革和调整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提供合适的战略方向和可行的策略路径，从而促使中国社会流动模式最终实现现代化转型，促使社会流动的机制变得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开放，在此基础上加快形成一个与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相适应的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二 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框架和方法
社会流动研究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许多国家的社会学家都对各自国家的社会流动做过系统研究，并且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比较研究，从而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观点，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然而，5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流动有着极其特殊的方面，它是在几次重大的社会政治变迁背景下发生的，并且受到国家政策的强烈干预。这些特殊性使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研究方式，同时，我们的研究主题也与通常的社会流动研究有所不同。
一般的社会流动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式来进行分析。一种是流动表分析，通过职业或阶级阶层的等级划分，对父辈职业地位与子女职业地位进行交互分析，或者对本人最初职业地位与当前职业地位进行交互分析，考察代际的和代内的职业地位或阶级阶层位置的变化，在此基础上，采用一系列的对数线性模型(如quasi-independence model、quasi-symmetry model或level model等)，对流动机会、流动规则和流动模式进行分析。另一种是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它主要是考察和比较先赋性因素(如家庭背景)和后致性因素(个人能力、进取心、教育水平等)对个人的职业地位获得所产生的影响。原来的地位获得模型大多采用路径分析，后来的学者对此加以修正，多采用多元回归、事件史分析和结构方程等方法。上述这两种分析方式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研究的主流研究模式。然而，这两种研究方式在分析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时存在一些局限性，它们比较适合于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架构基本稳定变化不太剧烈的社会中发生的社会流动，而中国社会在50多年里发生了几次重大的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分层的基本形态、社会地位等级体系以及社会选拔规则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一次重大的制度变革中，原先处于较低社会地位的个人或群体，由于社会制度巨变或国家政策改变，上升到较高社会位置，另一些原先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个人或群体则落入社会底层。而在另一次重大制度变革中，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地位变化，又会出现刚好相反的趋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采用流动表和地位获得模型所做的流动分析，很有可能因相反方向作用力相互抵消而掩盖了某些时期的流动现象和流动规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采用抽样调查数据进行流动表和地位获得分析的同时，还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和国家统汁资料，对50多年中国社会政治变迁和国家政策调整及其对社会流动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的系统分析，以便从更广泛的视角观察和描述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在研究主题和理论取向方面，我们的研究也与一般的社会流动研究略有不同。一般的社会流动研究大多围绕着工业化理论命题而展开，重点讨论工业化是否导致了流动机会的增多，特别是上升流动机会的增多，流动机会结构公平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决定个人流动机会的因素由先赋性(家庭背景)转向后致性(个人努力)的趋势，从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即工业化导致了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开放，或者说，社会结构由封闭走向开放。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的国外学者大多在新结构主义(部门分割或市场分割理论)和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和市场过渡理论)的理论框架下展开研究。国内研究社会流动问题的学者基本上也采用这两种理论取向。这些研究主要讨论制度变迁背景下(经济改革前后)社会流动模式和机制的变化，以及在当前国有计划部门和市场部门(再分配体制与市场体制)共存情况下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复杂性。我们的研究并未沿着上述两种理论取向的思路展开。本书研究中国社会流动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期望通过丰富的数据资料和文献资料分析，全面系统地描述5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流动总体趋势。通过这种描述，我们希望读者能够了解社会变迁和国家政策调整如何影响个人和群体的命运，希望学者和理论家们在解释当今中国的社会变迁时能有更开阔的思路，同时也希望政策制定部门从中有所获益，能够意识到国家的某些政策的变化可能导致重大的、长久的社会政治后果。
基于这样一个研究目的，我们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三个方面。第一，我们全面考察了1949年以来重大的社会政治变动和相关政策调整及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我们之所以对此进行专门的深入分析，是因为我们认为，不全面了解这些社会政治变迁和政策变化，就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社会流动的模式和机制的变化线索及其背后的原因。第二，我们通过观察社会流动来解释当前社会阶层的形成过程、内在特性和未来走向，并由此判断：当前中国社会是否存在社会阶层、区分社会阶层的界线在哪里、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多大、社会阶层是否出现了结构化的倾向?这是我们进行社会流动研究的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社会流动这一视角，来分析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主要特点，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第三，通过对不同时期——特别是经济改革前后——的社会流动路径、流动机制、流动频率、流动障碍和流动机会分布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对最近50多年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走向做出总体判断，即在哪些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得日益开放，在哪些方面封闭性特征有所增强或有所保留，同时分析这些开放性因素和封闭性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发展有什么影响，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三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点与我们的研究发现
本课题组根据中国特有的国情，采用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策略，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做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50多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却经历了五次结构性的社会大流动。在1978年前，阶层、群体、家庭、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由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政策的变化所影响所决定，上下升降，起伏不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的社会流动才逐渐显现出类似工业化国家常有的社会流动轨迹。据我们研究，这50多年中，中国的社会流动表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与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流动模式不同。因而社会流动研究的内容、策略、方法也应有所不同。
5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几度重大的变革背景下发生的。而工业化国家学者研究的社会流动，一般都是研究在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基本稳定的背景下的社会流动，所以两者在社会流动的机会、规则、方向、速度、规模等方面都是不同的。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一般都是开放性社会，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起主导作用；而在中国，无论是后致性因素还是先赋性因素，都常常要通过制度与结构的因素而发挥作用。这在改革前非常明显，就是在改革后，还起过比较重要的作用。所以，仅仅应用现在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社会流动研究理论、模式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流动的许多现象，都不好解释。本课题组经过长期反复研究，设计了“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分析框架”。本书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对中国50多年来的社会流动进行研究的初步成果。
第二，1978改革前和改革后。中国社会流动的模式、流动机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前，国内的政治运动不断，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控制了一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垄断了资源配置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直接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乃至一个阶层的社会位置和社会流动机会。个人社会地位的升降、阶层的兴衰，主要系于国家、政府、制度和社会政策的变化。所以，这个时期的社会流动模式，可以叫做一种政治主宰型的模式。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开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改革，使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大大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推进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力量，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变，也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分化，促使后致性因素对社会流动机制的影响逐渐扩大，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多元化，能力主义原则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日益显著。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对个人、阶层的社会地位获得仍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但尽管如此，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现代社会流动模式正在逐步形成。
第三，中国的职业结构正在渐趋高级化。
国际上的研究发现，职业结构高级化是工业化国家普遍发生的一般趋势。高层次职业的数量逐渐增加，在职业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而低层次职业的比重则不断减少，形成了“向上流动的潮流”。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职业结构也呈现渐趋高级化的动向。从中国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看，2000年同1982年相比，在职业结构的总量中，初级层次职业(生产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下降8．17个百分点，而中层职业的比重则增加了7．2个百分点，可见，整个职业结构是向高级化演变的。不过，从职业的总体情况看，在1982～2000年的18年中，中国的中高层职业人员虽然是普遍增加的，但是增幅还比较小，所以与工业化国家职业结构高级化的趋势相比，中国还有差距。我们只能认为，中国的职业结构正在趋向高级化。
工业化国家的职业结构高级化所反映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工业化国家的白领职业增加、蓝领职业减少、国家由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或信息化社会)转变的状况。而中国职业结构向高级化演变的趋势所反映的，则是1978年以来，中国的非农业就业增加、农业就业减少、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状况。带动中国职业结构趋高级化的主要力量有两种：一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推动的第三产业大发展，尤其是一些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这使第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大为扩张；二是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所推动的体制外部门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扩张，这种扩张导致了体制外非农就业空间的扩大，大量的农民工就业于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同时还催生了个体工商户以及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的兴起。概括地说，中国职业结构趋高级化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较高等级职业的数量和比重大幅增加，从而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将有越来越多的人的职业地位得到改善，他们的经济收入也将有所增加。
由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所推动的职业结构趋高级化，不仅使相当多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还产生了影响更大的社会效益。一方面，更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希望，对前途有了更多的信心：他们将发现，只要自己肯努力争取，就有向上流动改善地位的机会；另一方面，正因为人们的希望和信心的增加，他们在心理上将更多地倾向认可这个社会结构，而较少与之抗衡。这就解释了下述看起来矛盾的现实：在目前的中国，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失业人员众多，贫富分化加剧，在某些人看来，这些问题甚至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但中国社会仍然保持着基本稳定的局面。例如，现在约有一亿多农民在全国城市里务工，他们从事极其艰苦的劳动，为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还受到歧视和不公的待遇，沦为城市的二等公民。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居然还能基本与城里人相安无事，居然这个队伍还在扩大。这在外人看来是不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没有理解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是高于那些仍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
第四，未来10年左右，中国的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提高，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也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扩大。
本课题组对全国人均GDP和各类职业对比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经济增长不仅对非农职业岗位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更对中高层职业岗位的增加有相当大的影响，一个省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比重就越大。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当一个省的年人均GDP从5000元到7500元、由7501元到10000元、再由10001元到12500元增长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这些职业阶层人员都呈逐年增加趋势，而农业劳动者则逐年减少。而当年人均GDP超过了12500元之后，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的人数和比重就会出现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农业劳动者则大幅度减少。如本书第三章的表3—3所显示的，年人均GDP超过12500元以后，经理人员比重从1．6％上升为2．7％，专业技术人员从6．7％上升为10．9％，办事人员从3．5％上升为7．7％，商业服务人员从12．3％上升为18．6％，产业工人从24．1％上升为34．1％，而农业劳动者则从50．9％陡降至25．2％。从区域看，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1年人均GDP超过12500元的省市依次是上海(30674元)、北京(20576元)、天津(18327元)、浙江(14628元)、广东(13680元)、江苏(12932元)与福建(12510元)。在所有这些省市，职业结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上述变化。
如何理解这种现象?这要从人均GDPl2500元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经济社会意义说起。按国家确定的汇率计算，人均GDPl2500元相当于人均1512美元；如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相当于人均6148美元。国内学者认为，如按国家确定的汇率计算，将会低估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如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会高估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我们认为，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评估，上述7个省市的人均GDP水平至少都已超过3000美元，这一估计应当是比较客观的。这就是说，这7个省市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目标，即已经进入工业化社会。在这个时候，它们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出现一个跳跃式的发展，可以说，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也是这种发展的结果。因为，从这7个省市看，不仅人均GDP水平高，在城市化、科技事业、文化体育、社会就业、人民生活、社会秩序、社会发展等方面都是发展水平很高和比较高的。可喜的是，2002年辽宁的人均GDP达到了13000元，2003年山东的人均GDP也达到13654元。未来5～10年，黑龙江、河北、吉林、湖北、重庆、海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四川、陕西、新疆、内蒙古这些省市自治区都将先后加入上述7省市的行列。所以，我们预计，未来10年左右，中国的职业结构、阶层结构都将会有一个跳跃式的发展，与此相应，社会中间阶层的规模也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扩张。例如，北京市2001年人均GDP 20576元，当年该市专业技术人员总数占就业总人数的16．4％，社会中间阶层所占比例约为36％。
第五，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本课题组依据全国抽查数据，分阶段考察了50多年来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变化、十大社会阶层的形成过程及未来趋向，结果表明：改革前与改革后差异很大。
从代际流动率看，1980年以前代际总流动率只有41．4％，其中上升流动率是32．4％，不流动率是58．6％，也就是说，父亲是什么职业，近60％的子女也还是这个职业地位，只有三成多的子女能实现向上社会流动。1980年以后，代际总流动率达到54％，比1980年前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上升流动率40．9％，亦即有四成的子女实现了比父辈上升的社会流动。
从代内流动看，1979年以前，从前职到现职的总流动率只有13．3％，1980～1989年为30．3％，1990～2001年为54．2％，这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前，有86．7％的社会人员往往是在一个职位上长期工作，很少流动。改革开放以后，流动就大幅增加了：1949～1979年，从前职到现职实现向上升迁的流动率只有7．4％；到了1980～1989年阶段，向上升迁的流动率提高到18．2％；1990～2001年，向上升迁的流动率进一步提高到30．5％。
从上述代际和代内流动率和总体流动率看，改革以后的社会流动率都有明显的提高，这表明，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的社会。
从社会实践观察，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影响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社会流动机制变得更加公平合理，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原来阻碍人们合理流动的一系列制度和社会政策，诸如阶级出身、所有制、单位制、城乡二元体制等等，有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的正在式微；个人能力和业绩等后致因素，正在成为影响地位获得的主要因素，加上经济的巨大发展，客观上提供了大量新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岗位，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有可能通过自己努力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开创自己的事业。这也表明，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一个开放性的社会。
第六,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模式尚未最终形成。
中国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两个转变还在继续，还远未完成。在这种双重转变背景下的社会流动，同样也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过渡性。一方面，像教育这样重要的后致性因素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职业地位正在取代政治地位，业绩或能力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的作用越来越大，表现出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现代社会流动模式。另一方面，制度和政策安排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仍然相当显著，有时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双重转变的过程中，制度和政策安排的这种作用，既有负面的，有时也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流动中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一部分人事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有的正在被改革，有的还基本没有得到改革，至今仍然在起阻隔作用，使社会流动渠道不能畅通运行。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结构趋向开放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倾向。从我们对各种职业群体和社会阶层代际、代内流动的分析来看，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人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这些趋势表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边界正在明晰化。再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大量原本只拥有其中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这三种资源。这些倾向，对于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总体来看，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同样显示出我们国家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双重转变的特征。因此，要形成现代化社会应有的社会流动模式，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四 中国社会流动变化的几种趋向
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里，我们曾经指出，中国已经形成了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的雏形，并对此做了论证；我们同时又指出，这个社会阶层结构雏形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还不相适应。
从当今国际特别是国内总的发展形势来看，中国已经形成的这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雏形，今后发展趋势的可能有三个：
第一，初步形成的这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雏形，就像一个“初生婴儿”，能够在国家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获得足够的营养和生长条件，健康地顺利地成长为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就其结构形态来说，将从现在的洋葱头形演变为橄榄形。
第二，由于制度和政策改革不及时，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这个幼弱的“初生婴儿”面临营养不良和得不到及时调理和治疗的困境，成长状况时好时坏。其结果可能是成长为一个畸形的“人”，亦即变成一种病态的社会阶层结构。就其结构形态来说，可能继续保持“洋葱头”的样子，即底层仍然很大，社会中间阶层发育成长不起来。
第三，由于制度和政策改革停顿，甚至出现重大失误，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协调，这个幼弱的“初生婴儿”遭遇恶劣的国际国内生存发展环境，不仅得不到营养，有病也得不到调理和治疗，以致停止发育，长期病弱，根本无法成长为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就其结构形态而言，可能从现在的“洋葱头”形状退化为“蜡烛台”形状。在现代社会，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结构，一种瘦弱无力的社会骨架，根本无法支撑经济社会应有的发展。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实现第一种理想，避免第二、第三种可能。我们认为，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具有橄榄形状)，是一个中等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实际上，早在二十年前，邓小平就在其著名的“三步走”战略中提出了这个宏伟目标。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三步走”战略中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已经得到实现，现在我们正在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而继续奋斗。
当然，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既是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因而应该是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的形成，是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得以发育成长的根本前提，也是促使其发育成长的根本动力。一个国家的社会流动渠道越畅通，社会流动机制越多元化，社会流动率越高，社会流动的规模越大，人们的社会流动实现得越顺利，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就越公正、越合理、越开放、越有活力。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将更能各得其所，各展其长。最终，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就是能够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相协调的结构，就是能够支撑和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骨架。
我们从研究中看到，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正在向现代化的社会流动模式转变，新的社会流动模式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如前所述，一些不公正、不合理的旧有规制仍在阻碍着社会流动渠道的通畅，还在产生一些消极的对社会发展不利的影响，在某些重要领域，社会流动渠道甚至有重新被封闭的迹象。可见，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现代转型，实际上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搞得好，即如果国家能够按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要求，建构合理的制度安排，进行正确的政策引导，继续深化改革，撤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所有制度性政策性障碍，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便终究能够形成。搞得不好，即如果不能加快和深化体制改革，不能消除各种阻碍合理社会流动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不能对既有的各种消极的社会流动机制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和遏制，同时引导各种积极的流动机制稳定下来并发挥主导作用，甚至使已经开通的积极合理的流动渠道又重新被阻塞、封闭，那么，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就可能出现上述第二、第三种结局。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要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实现第一种结局，避免第二种尤其是第三种结局，从社会流动角度来说，最关键的出路，就是在中国社会努力建构起一种公正合理开放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模式。为此，我们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为这种流动模式的形成创造条件。
第一，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诸如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使社会流动的渠道更加畅通，加快社会流动的速度，使社会各类成员各得其所，使各种人才能够更顺利地脱颖而出。尤其要促进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使社会阶层结构中该缩小的社会阶层尽快地小下去。这种改革，应当有利于尽可能缩小先赋性因素的作用。现行的户口制度、就业制度等先赋性因素的作用，对很多社会成员的正常流动起着阻碍性的影响，应该加快改革，及早撤除。实际上，正是因为户口制度的阻碍，数亿农民得不到公平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即使进城务工，也只能充当地位较低、收入较少的“农民工”，他们缺少向继续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公正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来说也是很不利的，不仅是因为这么大的人力、人才资源得不到发挥和利用，而且因为这种局面会造成很大的制度性的社会张力，引出诸多社会问题。
第二，调整和创新社会政策，引导各种公正合理的开放性流动机制(尤其是各种重视个人能力并鼓励个人努力的后致性机制)成为稳定的、发挥主导作用的机制，借此鼓励社会成员个人奋发努力，加快培育社会中间阶层的成长，使该扩大的阶层大起来，促进社会阶层结构形态向橄榄形转化。要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和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现代社会竞争的最重要条件应当是能力或业绩，只要人们在竞争中遵守公平原则，每个人都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使得能者上、不能者下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规则，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是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流动模式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才会是公正、合理、开放和有活力的结构，也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政策创新有以下几个方面，而且，由于这些方面的政策所涉及的，即使不是全部人口，也是数以亿计的人口，因此其创新的社会意义是特别巨大的。一是劳动用工政策创新。在许多领域，尤其在体制外领域，劳动用工缺乏有效、有力而且公平的政策调控机制，企业没有提高员工尤其是普通员工工资的政策压力，也没有培训员工提高其知识和技能水平的压力，相反，不停地以试用的方式更换员工成为许多企业降低劳动成本的最有效策略，这无疑不利于雇工的经济积累和技能积累，从而也不利于他们实现向上流动。从雇工方面来说，由于得不到国家相关政策的有力支持，他们缺乏维护自身权益的制度性谈判能力，始终只能处于初级蓝领的地位，基本上没有机会通过经济积累和技能积累上升为中高级蓝领甚至白领。二是税收等再分配政策创新。必须改变目前许多领域的再分配政策起着逆调整作用的局面。例如，月纯收入不过二三百元的农业劳动者要交纳8．4％的税费，而城市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则被定为1000元。这种税收政策显然是不公平的。三是要减少创业的政策限制，降低人们创业的门槛，鼓励人们自主创业。一定数额的注册资金要求，很可能是目前阻碍人们创业的重要政策限制之一。这一要求并不能约束那些有着不规范资金来源的人，而只能阻碍那些自身积累较少而又得不到贷款的普通百姓创业。取消或者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一门槛，将能激发相当多的人自主创业进入个体工商户或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积极性。
第三，调整和创新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平而合理的配置。公共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固然要体现在效率上，但更要体现在公平上，因为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是否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能否公平地分享公共资源配置带来的好处，决定着人们能否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国家在配置各种公共资源方面，要全面合理统筹兼顾，要做到使各个地方、各个阶层的人都能普遍分享公共资源合理配置的利益，尤其要帮助那些在各种先赋性条件方面处于弱势(如家庭经济条件较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群体和阶层增强竞争的能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竞争中享有相对公平的机会。中国是个城乡、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人口大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都相当严重地扩大了，而国家在分配公共资源方面扶强不扶弱的倾向(经济学家们赞许地称之为“非均衡战略”)，在许多涉及社会流动问题方面尚未有根本的改变。
对于社会流动来说，公共资源配置发挥影响最大的领域，是公共教育投入的分配。在这方面，现行的分配机制很不合理也很不公平。城镇人口只占40％，而且比农村富裕很多，但2002年全社会的各项教育投资是5800多亿元，其中用在城市的占77％；占总人口数60％以上的农村人口只获得23％的教育投资。另据教育部的调查，被调查地区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中央政府投入占l％，省级政府投入占ll％，县级政府投入占9．8％，其余78．2％的投入由乡村自筹。目前，一方面有不少城市和富裕地区的农村已在普及高中教育，另一方面在相当多的中西部贫困地区却连农村中小学教员的工资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法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还不能普及，辍学率不小。这些地方的青少年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对他们来说，起点就不公平。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就是很不合理的。国家的财政收入现在已经超过两万亿元了，相比之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加总起来也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目。社会各界提出公共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已经有十多年了，但至今解决不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说到底，则是国家在公共资源配置问题上过分地甚至错误地把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指导原则的体现。教育是现代社会主导型社会流动机制的最重要因素，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从现在起努力调整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格局，真正做到公平和合理。
第四，制定正确的城市化战略，加快城市化步伐。城市化对于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加速社会流动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工业经济的集约化倾向推动人口向城市集中，而知识经济、信息社会则有更强烈的集聚效应。城市化是必然的社会潮流，我们在城市化问题上囿于传统思维，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现在城市化的浪潮已经涌到我们的脚下，未来10～20年是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政府当制定正确的城市化战略，引导好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
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之比较顺利地转入第二、三产业劳动。在城市生活，不要再搞“农民工”之类的权宜之计。城市特别是现代化城市是发展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的载体。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是，农业劳力进城就业首先也是主要的成为工厂的工人，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就大量地向第三产业转移。当今中国，因为前一时期工业大发展了，又搞了农村工业化，在第二产业就业的人已经很多。所以今后农村劳动力进城，当然也有一部分到第二产业就业，但更多的则是直接到第三产业就业。有一些本人素质高、条件好的人还将到现代服务业就业。城市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城市化的又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现代文明的熏陶，提高国人的整体素质，使绝大多数的传统人社会化为现代人。所以，加快城市化的进程，扩大非农就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就业空间，为社会制造更多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岗位，使人们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加快社会流动，必然推动中国职业结构趋高级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必须恢复城市化的本来意义。一方面，必须以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取代以往作为权宜之计的“城镇化”，因为大量经验观察表明，小城镇不可能成为发展第三产业的有效载体。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不等于所谓城市美化、亮化、整齐化或其他的什么“化”，它的基本要义就是人口集中，在目前主要就是使农村劳动力人口进城就业、生活。日前，一些城市在大规模扩张的同时，为了形象工程式的“政绩”，为了好看，致力于消灭街头就业，把原有的街头就业人员赶入各种集中起来的“市场”，并向他们收取高昂的摊位费，在消灭街头就业的同时提高百姓自雇就业的门槛。近几年来，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中国个体工商户成百万户减少的怪现象，究其原因，就是这种“贵族化”城市化运动的恶果。
总之，为形成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促使一个同样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宏观的制度一政策创新方面，确实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有很多障碍需要撤除。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把这些障碍清除了，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雏形这个“初生婴儿”，才有条件和机会健康地、顺利地发育成长为真正的
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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