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

　　黄卫平

　　在全国人民深情纪念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完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Ⅲ》的编辑工作。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使我们更加深切地认识到邓小平同志在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作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其中包括他在新时期为全面提升我们党的执政能力作出的许多理性探索。正是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重要讲话，从深刻总结“文革”教训的层面，系统地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首次全面论述了我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的多次讲话中，从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层面，正式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极具远见卓识；时至今日邓小平同志当年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许多思想，仍然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现实问题的宝贵理论资源。而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方面，邓小平同志的许多思想对我们今天深入总结党的执政经验，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切实解决党在执政能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努力把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也有着重大的启迪。

　　其一，邓小平同志使我们党明确了执政党必须通过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给群众带来更多经济实惠的现实政绩，来换取民众支持的执政理念，改变了我们党一度主要靠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来巩固政权的习惯思路。我们党在建国后很长时期，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曾迷信靠“阶级斗争”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执政地位，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反思“文革”悲剧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的国家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因此，他以伟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洞察了饱受多年“政治运动”困扰后，饱经风霜的中国亟待解决的诸多现实问题的症结，断然表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他针对多年“空头政治”挂帅的弊端，强调“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正是在这一执政思路的指引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大转变决不仅仅是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或工作重点的转移，而且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大转变；不仅意味着我们党自觉地由“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开始逐步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而且意味着与“政治挂帅”、“计划经济”时代相比，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将发生重大变革。在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成功推进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与“文革”后期我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相比，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其二，邓小平同志使我们党明确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要保障民主，就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执政理念，在推动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渐进地推动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战略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不仅坦然承认我们党“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出现过“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状况，而且以“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奋斗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他明确预言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为我们党在2l世纪迎接选举政治的挑战，不断改革和完善、提高执政能力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坚决反对不顾中国国情，盲目照搬西方模式的错误倾向，但他决非简单地、非理性地一概否定西方模式的任何现实可行性，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任何国家特定的治理模式都是有条件的，“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如“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因此，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也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的大局，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又对“民主”表示了他的独特而充满睿智的理解，即“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以及“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因此，邓小平同志坚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改革开放的进程来决定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内容的轻重缓急，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心，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同时要求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法律来保证满足和协调多数人利益，调动多数人积极性的实质性的民主得以真正贯彻、落实。

　　邓小平同志的上述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党在新时期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认真总结执政经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广泛开拓执政资源，真正履行“三个代表”的历史使命，重塑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2004年8月22日于四川省广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