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后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奥斯卡·拉封丹

　　本书开始写作之时，正值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会上提出了和谐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谐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一是全面发展，就是要着眼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二是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指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发展要相互衔接、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而可持续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和谐发展的经济模式包含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五个统筹的实质，是中国在建设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种和谐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更系统的描述，它体现了一个发展中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这与本书探讨的目的密切相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定义域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支流，产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一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批判继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以资本的全球性扩张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为己任。与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和新矛盾，产生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资本主义的危机形式由传统的经济危机形式转换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与之同时，传统马克思主义界定的工人阶级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在质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劳工运动很少发生，代之而起的是新社会运动——一场脱离了阶级集团、利益集团和政党意志的范畴，在活动上不再依赖国家、政党或军队这类组织的原则，因而也不再是权力导向的、而是文化导向的社会群众运动。新社会运动的目标是对一元化工业主义观念包括价值原则、思维模式、话语体系以及行为、习惯、等级秩序等的解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在此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政治背景是：苏联等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民主党在西方的挫折，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信誉产生危机。如何在新的形势下重振社会主义信念，是西方新“左”派面临的任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左”派把社会主义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一次尝试。事实证明，这是“红”与“绿”的双赢。
　　1974年，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首次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主张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构，重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与人对自然的统治在历史、概念、宗教、经验、文字、伦理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理解这种联系对社会理论的发展和生态保护意义重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让人们认清这些联系，从而根除那些有害于自然界的人类统治。经过30多年的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含义虽然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一基本维度并没有改变。
　　在生态哲学阵营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与其他绿色学派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以探讨解决危机的途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分析方法、把社会问题和自然问题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辩证分析的方法、唯物主义地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方法等。纵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是如何受这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启示，而展开对其全部的生态理论的论述的。
　　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来说都承认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承认生态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强调，生态社会主义并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但又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补充、发展和超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认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已包含了深刻的生态理论，马克思是最早的生态社会主义者，现在需要做的是挖掘、发扬和推进马克思的生态理论。他们中有的人虽然不主张一味地从马克思的著作中为生态社会主义寻找某种合法性的根据，但也不否认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运动有着重大意义，他们认为，对当代生态运动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不在于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艾克丝丽指出，重新调整马克思主义传统忽略环境问题的努力已经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重读马恩著作以分辨出他们对自然和技术的态度，发现他们怎样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关注了他们时代的环境问题；第二，询问马克思主义是否能以另外一种方式得到发展，从而建设性地关注环境危机。由于他们具有相似的理论倾向，因此他们的理论观点被统称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两种相互联系的表现形式：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溯以发掘其生态或反生态的思想，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具体的生态问题。前者可概括为马克思的生态学重建，后者则称为政治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被视为一种政治生态学，它与生态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它把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政治学与生态学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并认为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马克思，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主义特征。作为这种政治生态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政治的，因而它不会忽视人的剥削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是政治的生态学，所以它能够在更广泛的对自然的剥夺这一背景下把握这些关系。所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以对人的剥削关系的批判，而且也是以对盘剥自然的批判为出发点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一般生态学的区别在于：一般生态学理论提出的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只涉及和平地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不涉及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因此他们的生态理论并不会引发一场社会主义运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希望通过对资本主义危机形式的分析与批判引发一场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一般生态学理论，其研究方法普遍是建立在数学模型基础之上的全球模拟方法，这一方法论具有超越具体历史条件的抽象性的缺陷；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也正因为如此，一般生态学理论对生态问题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有限的，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一般生态学理论在哲学世界观上受技术决定论的支配，完全以技术的发展来划分社会形态；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去分析西方社会统治形式的变更及其危机的表现形式，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启迪意义。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在当代的延伸，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直接沿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如法兰克福学派的启蒙理性批判理论)，正是这一传统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承担着抵御后现代思潮中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反启蒙等极端的思想的历史使命。对无政府主义、相对主义的拒斥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其他种种环境主义的特点，这直接得益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维护总体性和同一性的现代性传统。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它渊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超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派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当代社会生态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生态运动结合起来，从理论上重新探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寻求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案和途径，打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的象牙塔式的纯哲学研究方法，将理论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结合起来。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批判传统，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类解放的精神，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同生态主义这一当代理论结合起来，阐述一种激进的生态民主理论，甚至也具有某种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但是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无法挽回的缺陷，已经与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因此力图解构并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如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给予了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以太多的重视，相反却忽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结论带有独断论的色彩，它没有预料到生产力的发展给予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的负面作用。尽管90年代以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生态学辩护，无疑这样的辩护建立在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基础之上。换言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已偏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核心，其解读模式的后现代语境注定了他们从事的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构，而非建构，其理论体系已溢出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框架，所以它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这样的评论并不否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弘扬马克思的方法论和对困境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拯救的积极作用。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还需要提出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区别与联系问题。所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本·阿格尔看来，是这样一种理论，它“认为不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生产过程据以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矛盾。”它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来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的”。“它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张主义动力由于环境对增长有着不可避免的、难以消除的制约而不得不最终受到抑制。”生态社会主义在汉斯·萨克塞的解释中是指“将社会主义作为基本立场的生态学社会方案。”“最好被理解成一种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和社会主义的行动主义的、通向生态社会的途径。”更进一步讲，在大卫·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和人文主义的，它拒斥生物的和自然的神秘化和任何反人类主义。它认为人不是污染者，而盛行的社会一经济系统是最可能的原因。”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的概括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把二者截然分开，看成两种不同的理论派别。如中国的学者王谨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是由西方绿色运动引发的两种思潮。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由绿色运动所引发的第一种思潮，它的基本出发点是用生态学理论去补充马克思主义，企图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找到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运动所引发的第二种思潮，是以联邦德国绿党为代表的欧洲绿色运动直接提出来的行动纲领。有学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如周穗明和季正矩等人。还有一些学者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看成是同一个概念。在他们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紧密联系的两股思潮，二者具有很多共同点：从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看，二者都是由西方国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而引起的绿色运动在思想领域的反映；两种思潮都把生态问题看得高于一切，当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突出的问题；都主张使用小规模的技术，建立一种符合生态学规律的“稳态经济”来代替资本主义高生产高消耗的经济模式；在发达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都提倡一种非暴力革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可以等同起来，如生态社会主义还主张社会正义，要求改变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不平等关系，建立一种平等和谐的关系，主张基层民主，反对现行的民主，而这些都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没有提出的。总体而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着更强的理论性，但是它却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实践操作不够；而生态社会主义则与政治结合得更紧密，已成为一些绿党行动纲领，影响着他们的各种决策活动。从目前的趋势来看，两者大有合流之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生态社会主义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基础，生态社会主义则把理论同实践相结合，逐渐成为西方一股不可忽视的理论思潮和政治力量。本书没有对它们的区别细加论述，而是用一种广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研究生态危机的理论把二者包括进来，从而讨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
　　研究目的与意义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以及它所代表的运动与理论虽然存在着许多争议，但它对于当今世界的深刻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这不仅表现在对全球生态环境恶化问题的解决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上，而且表现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主流学术领域的全面渗透所导致的学术变迁和社会变迁上。作为一种兼具红绿特点的边缘性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意义缘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生态问题作为一种后现代话语，正如其他话语体系一样已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对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国际政治，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自从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森发表了她的名著《寂静的春天》，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工业污染对地球上的生命形式包括人类自身的损害，陈述了工业技术革命的生态破坏后果，“生态学时代”的序幕就此拉开了。1972年，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它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正处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的西方世界发出了关于人类困境的预言。80年代由于工业污染事件引发的环境抗议运动和矛头指向冷战双方的与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相结合的大规模群众性绿色抗议运动爆发，学界、媒体全面介入绿色话题，绿色意识形态成为当代意识形态的绿色一翼。90年代以后，生态运动走向全面政治化，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标志着人类已进入维护共同家园的全球时代，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而90年代中期欧洲中左政府执政出现的“红一绿联盟”政治现象——社会民主党人与绿党共同组阁现象，使绿色运动的主题转向了以往绿色运动最为拒绝的政党政治。红绿联盟执政的实现，是红绿结合的生态社会主义事业在政治上的发展顶峰。事实上，欧美国家90年代的竞选政治中，无论左中右阵营，已无党派不打“绿色牌”。在各党派的竞选宣言和纲领中，绿色条款都赫然在目。至于各大政治意识形态本身的绿化，已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4年3月14日，在纽约世界社会主义学者大会上，美国学者科斯塔斯·帕纳约塔基斯以“资本主义稀缺的辩证关系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景”为题作了发言，认为生态危机、资源和生态承受能力的有限性使社会主义的物质极大丰富这一传统目标不得不加以改变，社会主义应该追求可持续发展，摆脱消费主义。这一事实表明，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其重要性达到了有必要修改其社会发展目标的程度。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建构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已是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苏联的解体和社会民主党在西方的挫折使社会主义理论遭遇到世界性信誉危机，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进入低潮。如何复兴社会主义运动，拯救马克思主义于困境，是西方左派面临的任务，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所要回答的问题。西方左派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运动结合起来，阐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是克服这一信誉危机的一次尝试。
　　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来说，对这种尝试的关注是必要的。一方面，这是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相对于马克思理论形成的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从资本扩展的规模来看，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的奴役来看，由经济剥夺到对人的日常生活乃至心理、本能等无孔不入的控制；从变革社会的主体来看，阶级结构已发生了变化，从事传统产业的工人数量大大减少，工作性质也发生了改变，人们的政治意识弱化，更多的是作为个体与社会发生联系；从时代表现出的难题来看，经济危机通过资本的国际转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得到缓解，而随着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无限制的生产和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的矛盾凸显，生态危机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面对这些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理应做出自己的回答，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去分析现实世界的新问题和新变化，从而使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困境中得到激活。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使西方社会中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破灭感，使西欧社会主义运动陷于停滞和挫折中。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形势下重现活力?途径只有一个，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一途径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是开放的，只有在和现代社会思潮的对话中，把传统理论与实践优势同新思潮的积极因素结合起来，正视新社会运动与思潮的积极主张并吸收其合理因素，把它们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它才能与时俱进，求得发展。以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理论视野，为我们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新视角、新信息和新问题，这对今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创新有着借鉴意义。当然，现代西方思想家在力图补充和重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时有创新也有失足，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正是在与之的对话和批判中验证自身的合理性的。
　　另一方面，这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需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后发展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建构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社会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代的中国，变革社会的实践已从“革命的逻辑”转变为“发展的逻辑”，而且，发展问题具有独特的结构性矛盾：当新全球化作为西方的后现代背景而存在时，当代中国发展的主题依然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双重的冲突发生在资本全球化与中国社会主义之间。在新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的主题是现代化发展。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选择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问题。如何协调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是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理念，其实质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发展得更好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显示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协调人和自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时的决策。在这样的语境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理论旨要与方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70年代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和威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的解读上。由唐正东、臧佩洪翻译的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刘仁胜、肖峰翻译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刘颖翻译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等书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注入新鲜力量。书中涉及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安德烈·高兹和大卫·佩珀之外，还有目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领域的当红人物詹姆斯·奥康纳、瑞尼尔·格仑德曼、约翰·福斯特、保尔·伯格特、泰德·本顿、乔纳森·休斯等。这些理论家一方面对马克思与生态学的关系展开正面或反面的论证并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生态学建构；另一方面把马克思的方法运用到生态问题的研究中去，对生态问题进行政治学或社会学分析，从而形成不同于深生态学的政治生态学或社会生态学。他们达成的一致观点是：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生态问题解决的根本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的构建。
　　本书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历史发展逻辑、概念界定、哲学方法论基础、逻辑前提及核心观点进行了分析，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书中涉及的泰德·本顿对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的生态学考察、保尔·伯格特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生产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作用的研究、乔纳森·休斯对瑞尼尔·格仑德曼的批判都是独创性的。另外，作为一个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无论在选取材料还是在观点的取舍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实践为出发点的。
　　本书提出的重要观点在于：第一，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得以成立的前提、哲学方法论基础和基本观点的考察，努力显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作为一种后现代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批判晚期资本主义为己任，它既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又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上，一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当代生态问题，提出了政治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的概念；另一方面，它是对马克思的理论本身的批判、继承、拓展和重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生态运动密切相关，但又与它们的宗旨不同，它的任务不是解决生态领域的具体问题，而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理论探讨。因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生态主义。同样作为后现代话语体系中的一种思潮，它也不是后现代主义，可以说它是一种更全面的现代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特点无疑是其理论当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的遗产造就的。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很大一部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尽管没有提到过生态学的字眼，但在他的理论体系内部包含着系统的生态学思想。但是有的人认为，马克思的一些表述与生态学是一致的，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具有生态学立场，比如他对资本主义农业的批判，并不是从生态保护的角度，而是从如何使这种农业更理性或者说持续地获得利润的角度。另外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是反生态的，因为他同黑格尔、笛卡尔和培根一样是理性的推崇者，而理性所强调的人对自然的主体性是生态危机产生的哲学根源，他们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是普罗米修斯的态度，这一态度正是生态问题产生的观念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马克思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是时代赋予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论维度。“马克思理论的生态学空场是有着其历史原因的。在资本主义的早期粗放型发展阶段，劳动力、土地以及自然资源是十分丰富并且是现成可得的，只是在资本主义晚期的集约型发展阶段，即资本和市场获得了深化，劳动实现了对资本的实质上的从属的阶段，生产条件的问题才成为一种系统性而不是零散性的问题”
　　通过对马克思理论的生态学意义的分析，澄清了某些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不同于生态主义的)正确含义，特别是对泰德·本顿劳动过程概念的批判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三，社会和自然的辩证法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这一辩证法蕴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当中，为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所阐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阐发过程中，卢卡奇把自然阐释为一个社会概念，强调了自然概念的社会性，但却由此走向唯心主义。施密特认为，在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自然和社会是双向中介的，这一中介的前提是自然界对人类的优先性。施密特还强调了哲学唯物主义对于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性，从而强调了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这一点为后来的约翰·福斯特所发展，福斯特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传统上溯到伊壁鸠鲁，并认为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是培根、达尔文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一致源头。这种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生态学思想的本体论基础。
　　第四，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这一观点源于对安德烈·高兹和詹姆斯·奥康纳理论的评析。在高兹那里，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而奥康纳则引入了“生产条件”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概念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生态危机的必然性。另外，他们还论述了资本积累、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一致性。本书肯定了这些论述的深刻理论意义，同时指出它们在理论的基础层面上走出了马克思《资本论》中以无产阶级价值判断为前提的本质分析的层面，放弃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线索，走向了对资本积累等经济生活的现象层面的分析。尽管它们在不少方面提出了较为崭新的思路，但并没有从本质上找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语境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正确道路，这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
　　本书研究的方法是文本解读的方法，不是抽象地谈论问题，而是在批判性地言说特定时代的思想家的特定理论思考，力求把论证具体化。
　　结构简介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历史演进的逻辑，并界定了其定义域。第二章阐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红”“绿”联盟得以成立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其理论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的还是反生态的这一问题是“红”“绿”得以联盟的前提之一，对于另一个前提——生态运动和生态哲学先天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文章没有着重论述。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的生态学建构与政治生态学(后者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具体的生态问题)，所以这一问题也包括政治生态学得以成立的前提，因此本章也对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方法论及运作进行了阐述。第三章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社会与自然的辩证法进行阐述。本章第一节对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辩证法的讨论进行探讨，展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的理解如何从人本主义转向生态学的哲学基础——自然唯物主义上来。第二节论述的是生态学马克思的创始人——威廉·莱斯对控制自然的观念的批判。威廉‘莱斯批判了“控制自然”这一启蒙理性观念的意识形态本质，把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结合起来，提出控制自然是指控制人和自然的关系，实际上给我们呈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辩证法。第三节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学含义的探讨，分别评述了詹姆斯·奥康纳、保尔·伯格特和乔纳森·休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矫正和构建，目的在于澄清马克思是以何种方式表述自然和社会的辩证关系的。第四章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生态危机进行评述。着重论述了高兹和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的分析，另外还对资本积累、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一体性做出了具象的探讨。产生于生态危机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本书对此也做出了分析。
　　本书的研究建立在以下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我的导师张异宾先生在他的《折断的理性翅膀》和《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中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为本书提供了方向性的指导；唐正东教授和臧佩洪教授的译著《自然的理由》对全书的构思有重要作用；复旦大学俞吾金、陈学明教授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中央编译局的周穗明对生态社会主义的由来、现状和前景、新社会运动和绿党的演进趋势的相关研究；刘仁胜关于约翰·福斯特的研究。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这本论著就不会产生。
　　由于时间和个人水平的限制，本书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流派，因其历史的跨度之大、代表人物之众、涉及问题之多使研究的难度加大，本书只是从总体上把重要的理论问题拿出分析，个案性研究相对不够具象。另外，有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中文资料少且不够具体，大部分是英文资料，因水平有限，对这些资料的理解在某些方面还需进一步推敲。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其实由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构成：一方面是马克思理论的生态学建构；另一方面即为政治生态学或社会生态学的分析，也就是说用马克思的政治学或社会学观点来分析生态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解决方案。在本书中这两个方面的分析会有一个切换，这种切换有时会有突兀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