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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作者：庄维民 刘大可
著 |
| 出版时间：2005-12 |
版次：1 |
| I S B N：7-80190-911-9/K•209 |
页数：676 |
| 开 本：32 |
印张：22.25 |
| 附赠光盘：否 |
字数：564千字 |
| 浏览人数： |
装帧：平装 |
| 阅读人群：历史研究者、工作者，大中院校历史专业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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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价：56元 我的价格：元 注册会员购书8.5折 VIP会员购书7.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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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本书利用大量第一手中方和日方档案文献与调查资料，系统考察了1876—1945年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扩张活动的历史，通过对日本殖民政策与经济扩张、经济扩张与地区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若干新观点和解释。此项研究不仅拓展了近代中日关系史、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对近代地区经济变迁特点的认识。该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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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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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目录 |
目 录
导 言………………………………………………………………………………………………1
第一章 日本商人的阑入及其商贸经营（1876～1913年）……………………………………1
一 日本资本在山东沿海的航运经营………………………………………………………2
二 开埠城市日侨与日商的阑入……………………………………………………………13
1烟台 …………………………………………………………………………………13
2青岛 …………………………………………………………………………………22
3济南 …………………………………………………………………………………26
三通 商口岸对日贸易的变化………………………………………………………………30
1烟台港对日贸易 ……………………………………………………………………30
2青岛港对日贸易 ……………………………………………………………………36
3日商在山东经营活动的特点 ………………………………………………………40
四 日资银行的经营尝试……………………………………………………………………43
五 山东旅日华商的商贸经营活动…………………………………………………………47
第二章 独占山东政策的实施与殖民统治的建立………………………………………………60
一 占领青岛与权益攫夺……………………………………………………………………60
二 日本在青岛殖民统治体系的建立………………………………………………………65
三 殖民政策扶植下的日本移民……………………………………………………………74
1大批日本移民的涌入 ………………………………………………………………74
2日本移民的职业结构 ………………………………………………………………81
3日侨社团与行业组织 ………………………………………………………………89
四 日本当局的土地政策与房地产开发……………………………………………………92
五 日本殖民当局的渔业政策………………………………………………………………103
六 日本航运资本与青岛航运………………………………………………………………109
第三章 殖民政策支持下的日本工商资本扩张（1914～1922年）……………………………117
一 日本工业资本的投资经营活动…………………………………………………………119
1工业投资概况 ………………………………………………………………………119
2“内销型”日资工业 ………………………………………………………………127
3“出口型”日资工业 ………………………………………………………………136
4普通日资加工工业 …………………………………………………………………143
5日资工业的特点与影响 ……………………………………………………………148
二 日商控制的合办合资企业………………………………………………………………152
1合办企业概况 ………………………………………………………………………152
2青岛取引所（交易所）与日商投机活动 …………………………………………160
三 日本商业资本的扩张与商贸经营………………………………………………………165
1日本商业资本的扩张 ………………………………………………………………165
2日商在山东内地的商业经营 ………………………………………………………177
3日商在口岸贸易中的地位 …………………………………………………………190
4日商经营活动对城乡经济的影响 …………………………………………………195
四 日资金融业的经营扩张…………………………………………………………………203
1日资银行的设立 ……………………………………………………………………203
2日资银行的经营活动 ………………………………………………………………208
3竞争条件下华商银行的发展 ………………………………………………………217
五 日商对胶州湾盐业的投资经营…………………………………………………………222
1盐田开发 ……………………………………………………………………………222
2日资精盐工厂 ………………………………………………………………………228
3青岛盐的对日输出 …………………………………………………………………230
六 对山东矿业的投资和经营………………………………………………………………233
1日商在坊子煤矿的租借包采 ………………………………………………………234
2日本对淄川煤矿的直接经营 ………………………………………………………237
3日商对博山民营小煤矿的投资 ……………………………………………………242
4金岭镇铁矿 …………………………………………………………………………251
第四章 青岛收回后日资工商业经营的变化（1923～1928年）………………………………254
一 “山东问题”谈判与青岛收回…………………………………………………………255
二 日本移民的减少与职业结构变化………………………………………………………262
三 青岛收回对日资企业的影响……………………………………………………………270
四 日商工业投资的变化……………………………………………………………………276
1企业投资的一般状况 ………………………………………………………………276
2日资企业经营态势的变化 …………………………………………………………281
五 技术引进对地区工业化的影响…………………………………………………………291
六 日资商业经营的调整与变化……………………………………………………………300
1三类日资商业的变化 ………………………………………………………………300
2日商的土产贸易经营 ………………………………………………………………310
3山东商人在日经营活动的低落 ……………………………………………………317
七 金融业新旧格局的转变…………………………………………………………………324
八 日本航运资本对航运业的垄断…………………………………………………………331
第五章 殖民政策调整与经济扩张势头的恢复（1929～1936年）……………………………339
一 地区殖民政策的调整……………………………………………………………………340
1拉拢地方实力派脱离南京政府 ……………………………………………………340
2“经济开发”政策的制定与经济调查 ……………………………………………346
3庇护走私活动 ………………………………………………………………………354
二 扩张政策下的移民与“事业”投资……………………………………………………363
三 日本经济势力的扩展及其影响…………………………………………………………374
1工业资本优势格局的形成 …………………………………………………………374
2纺织业 ………………………………………………………………………………383
3其他日资优势工业 …………………………………………………………………393
四 华商工业的发展及其与日商的竞争……………………………………………………397
五 日本商业资本的扩张……………………………………………………………………405
1商业资本扩张的恢复与加剧 ………………………………………………………405
2对山东贸易优势的巩固与扩大 ……………………………………………………411
3日商在内地的农产品收买活动 ……………………………………………………416
六 日本金融资本的变化……………………………………………………………………424
七 鲁大公司与中日合办煤矿………………………………………………………………434
第六章 殖民统治的建立与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1937～1945年）…………………………444
一 日本侵占山东与建立日伪政权…………………………………………………………444
二 军政统治与社会控制……………………………………………………………………451
三 经济统制政策与产业开发计划…………………………………………………………459
四 交通、电业统制与开发…………………………………………………………………476
1交通统制 ……………………………………………………………………………476
2电业统制 ……………………………………………………………………………489
五 金融统制及其影响………………………………………………………………………495
1日本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强化 ………………………………………………………497
2建立联银券单一货币体系 …………………………………………………………503
3控制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 …………………………………………………………510
六 农业掠取政策与农业“开发”活动……………………………………………………517
第七章 经济统制条件下的工商资本扩张………………………………………………………542
一 对民族工业的军管理、委托经营与收买合办…………………………………………542
二 日本移民人口的膨胀……………………………………………………………………557
三 工业统制下的资本扩张及其影响………………………………………………………566
四 矿产盐业开发与控制……………………………………………………………………583
五 商业资本扩张与商业贸易统制…………………………………………………………603
1商业资本的扩张 ……………………………………………………………………603
2商业贸易统制及其困境 ……………………………………………………………611
六 经济统制的后果及其影响………………………………………………………………628
附 表………………………………………………………………………………………………635
主要参考文献………………………………………………………………………………………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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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近代山东曾长期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期间省内部分地区以致后来大部分地区曾先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除台湾、东北地区以外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地区”。与此同时，日本对山东的经济扩张经由一般民间资本向财阀资本、商贸经营向工矿业投资的扩展，最终形成以日本侵华政策和国家资本为先导，财阀集团与民间产业资本相结合，共同对山东实施殖民经济扩张的态势和格局。
日本对山东的殖民政策是其侵华总方针、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同时山东又是日本经济势力扩张的重要地区，其中若干历史过程、事件及问题在近代日本侵华史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从这一意义上说，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的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关系形成于殖民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历史背景之下，是近代日本对华殖民经济扩张的产物，因而对于研究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认识区域社会经济嬗变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充分利用日本一方的文献档案、各类调查资料及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将殖民政策研究与经济扩张研究结合在一起，较完整地复原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对山东殖民侵略和经济扩张的历史，理清日本军、政、工商资本扩张活动与区域社会经济演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脉络，这在有关日本对华殖民政策和经济扩张综合性研究尚不多见的情况下，恰能起到拓宽研究视界、填补空缺的作用。
在实证研究与理论阐述上，以“特殊权益地区”的典型研究为切入点，揭示其中相关问题的蕴义，将有助于拓展深化中日关系史和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从而揭示殖民政策与经济扩张对地区市场经济、产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造成的影响，对殖民政策实施与地区社会经济殖民化的关系加以理论上的说明，也将有助于加深对近代山东经济演变特征的认识。
民国时期，国人对日本侵略山东及其经济扩张活动就多有论及，代表性的论著有张一志的《山东问题汇刊》（1922年）、唐巨川的《日本蹂躏山东痛史》(1928年)、谭天凯的《山东问题始末》(1935年)、刘仁的《日寇开发华北的阴谋》（1938年）等。另外，漆树芬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1924年）、侯厚培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1931年）、赵兰坪的《日本对华商业》（1934年）、吴世汉的《日本对华煤铁资源侵略检讨》（1941年）、郑伯彬的《日本侵占区之经济》（1945年）、《抗战期间日人在华北的产业开发计划》（1947年）等著作，对日本资本在山东的经济活动也多有论及。这些论著对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日本对山东的政治侵略和经济扩张做了初步的考察分析，为后来揭露批判式研究叙事范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关于近代日本工商资本在华投资经营及其对地区经济影响的区域研究，一直是近代中日关系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里比较薄弱的环节。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和问题主要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角度的日本侵华史，研究基本是沿循早期揭露批判性论著的模式和方法，研究对象集中于政策演变、军事侵略、政治奴役、屠戮暴行等方面，有关日本殖民政策和经济扩张的综合性实证研究相当薄弱，相关的区域性研究更不多见，尽管张雁深等人的研究对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扩张有所涉及，但远谈不上完整和系统。张雁深：《日本利用所谓“合办事业”侵华的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58。
1980年代后，海内外不断有关于日本在华殖民政策和地区经济扩张活动的研究著作出版，其中内容涉及山东较多的有杜恂成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1986年）、路遥等人的《淄博煤矿史》（1988年）、刘大可等人的《日本侵略山东史》（1990年）、居之芬、张利民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1997年）、王士花的《“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1998年）、臧运祜的《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2000年）、黄尊严的《日本与山东问题（1914~1923）》（2004年）以及台湾学者林明德、日本学者中村隆英、浅田乔二、依田憙家等人的著作。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1933~1945）》（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90），中村隆英：《战时日本的华北经济支配》（东京，山川出版社，1983），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东京，乐游书房，1981），依田憙家：《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另外，还有一批发表于学术期刊上的专题性研究论文，如黄尊严关于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对山东侵略与经济扩张的专题研究，台湾学者陈慈玉关于煤矿史方面的研究，日本学者关于日本工商资本在青岛投资经营活动的研究等。黄尊严：《欧战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经济侵略》（《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1月），《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齐鲁学刊》1994年第6期)，《1914~1922年日本帝国主义对青岛盐的经营与掠夺研究》（《北方论丛》1995年第4期)；陈慈玉：《1920年代日本对山东的煤矿投资》（《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对山东煤矿的统制》（《第三届近百年中日关系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柳泽游：《1920年代前半期的青岛居留民商工业》（久留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第25卷第4号，1985），《1910年代日本人贸易商的青岛进出》（《产业经济研究》第27卷第1号，1986）。这类研究基本是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部门行业的专题研究。
尽管对各个时期日本的经济扩张与侵略有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并对其中若干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受研究对象特定范围和研究视野所限，这些论著大都只是就某个时期或某个方面论及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政策与经济扩张，而未能从完整的近代史、整体史视野与角度，针对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的关系做出全面考察。至于近年来专门以山东区域为对象的专题个案研究，由于缺乏对日方档案文献及相关经济调查资料的利用，可以说，以第一手原始资料为基础的相关实证研究并没有多少显著进展。总之，相对于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历史进程而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很不够，已有的相关研究过于零散，未能形成具有严密分析框架的完整体系，关于日本工商资本扩张的系统性典型区域研究及理论探讨至今尚属空白，这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项缺憾。
归纳起来看，国内史学界关于日本在华区域经济扩张史的研究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其一，研究分析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路径，基本承继了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学术传统，在确定经济扩张活动为半殖民地化进程的一个显著标志的同时，往往把经济扩张过程简单地看作是日本政治侵略的一个附属部分，忽略了日本工商资本扩张的特殊性和自身特点，对相关的投资经营活动缺乏整体把握和全面研究。其二，不少研究因缺乏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导致一些论断和观点缺乏严密扎实的实证基础，局限于事例性、举例式的分析论述模式。许多著述的观点体系和分析架构是既定的，依靠的研究资源大多是二手资料，因而很少有与一般批判式成说不同的新表述和新见解。由于缺乏新史料和独创性的实证研究，真正能进入学术层面加以讨论的论著并不多，相关工作大多只具有编纂学意义。
具体到从近代山东区域经济史角度进行的研究，存在的问题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早期华商贸易经营的意义重视不够，对其中若干重要的史实和过程知之不详，结果夸大了日商的作用，而低估了华商的意义，对早期贸易的特征和性质也由此产生误解，以致将近代早期的中日贸易理解为完全由日商占主导地位。
（2）存在着对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的忽略和欠缺，对各个时期日本工商资本的投资规模、企业数、经营状况缺乏精确的量化统计和分析，某些论述所依据的数据缺乏可靠的检验比较，且只注意到日方的直接投资，而对间接投资的情况重视不够。
（3）带有停滞论、依附论的偏向，对于在抗日战争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仅仅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影响的反映，而没有将其看作在受到外来影响的情况下，有自身发展演变的轨迹和道路，忽略了自身经济力量的作用和意义。
（4）在强调日本企业对华商企业竞争压力的同时，只看到外资阑入竞争的情况下，民族资本和华商所受到的排挤倾轧，似乎华商企业都不堪一击，而没有认识到民族资本本身所具有的某种市场优势。事实上，日资企业尽管对华商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华商企业由于自身的改进以及与市场的传统联系，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存能力，两种力量的竞争始终存在。
（5）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山东的经济统制研究不够，对于“经济开发”与统制经济的内容实质，及其对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破坏性影响，缺乏实证与理论两个方面的分析。
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的经济关系，涉及广泛的领域和不同历史过程的复杂关系，可供研究的文献资料极其浩繁，尤其是大量日方档案和调查资料有待发掘和整理。以往的中日经济关系史研究，借助的往往多是相关中文文献资料，研究论述的依据大体以同期的中方文献为主，对日方文献资料的发掘利用不够，很难对日本工商资本扩张活动及其与殖民政策的关系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观点论述或以当时的评论为依据，或从当时直观笼统的描述中摘取论证，一般性叙事多于对过程的实证量化分析。由于对文献资料掌握的不全面，研究中存在着许多模糊未知的领域，若干活动缺乏完整的脉络和清晰的轮廓，至于细节更是知之甚少。甚至在一些历来视为了解比较充分的领域，也依然存在诸多盲区，对许多历史过程和史实知之不详，结果导致对史实的误解和对文献史料的误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关研究领域著述陈陈相因，学术性不强，缺乏深度和广度的症结所在。
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无疑是学术研究和创新的基石。一切脚踏实地的研究都应由此出发。某些缺乏一手资料的研究，通常只是旧有著述或叙事的重复，此类研究充其量只具编纂学意义。或许可以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质疑陈说，提出新论，但新见在缺乏新论据和有效论证的情况下，可能只是旧说的简单反论，与前人研究相比，不过是处在同一高度的不同坡面而已。
注重第一手资料，首先是指应充分利用日方的文献资料，包括当时的调查资料、档案、各类机构与组织的专题或综合报告、私人撰述等。对应于日本在山东经济扩张各阶段的历史文献资料，调查主体和内容亦各有不同侧重。明治时期主要是日本官方（外务省、商工省等）、半官方（东亚同文会）、民间机构和私人游历者的调查撰述；日占青岛时期（大正时期），主要有日本青岛军政署、青岛守备军司令部、铁道管理部、民政部及所属机构所做的各种调查和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编印的各种调查资料，其总数多达上百种，据统计，单是各种经济调查就有70余种。其中地方综合调查涉及的城市和地区就有济南、青岛、烟台、潍县、博山、青州、周村、临清、德州、济宁、沂州、诸城、莒州等。当时调查的重点放在点和线（城镇和铁路沿线地区），调查事项集中于商品市场与物产资源，旨在为商品找市场、为资本找资源，内中有不少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的活动。
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中期，调查的主体为满铁所属经济调查会、北支经济调查所、日本领事馆、青岛和济南的日本商工会议所、东亚同文书院、日本移民团体等，调查的重点由点和线扩展到面，即从主要工商城市和铁路沿线地区扩展到全省各地和各个部门行业，调查对象为各地物产资源、生产与流通、资本与市场、企业经营等，而对于各部门行业的日商、华商的贸易与工业经营状况尤为重视。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给日本当局制订经济开发计划提供参考和指导，满铁、兴亚院及日本军方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对山东各地的资源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大量详细周密的调查，刊印了多种系列的调查资料。1936~1945年10年间，日本刊印的关于华北、山东的经济调查资料和撰述，数量之多、种类之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其中有满铁调查系列、兴亚院调查系列、支那驻屯军乙嘱托班调查系列、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调查系列、支那立案调查书系列等。这些调查涉及工商、矿业、交通、金融等各个部门，内容十分庞杂，可以作为了解这一时期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活动的第一手资料。但是，或因检索不易，或因文字隔膜，迄今为止这批资料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整理和利用，即使有一二参考利用者，往往也是东鳞西爪，迻抄相沿，难窥全貌。
为从事本书所涉课题的研究，多年来我们对国内各主要图书馆、档案馆及日本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部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有关文献和档案资料进行了广泛细致的查阅和搜集，积累了相当一批过去未被注意和利用的第一手资料，为本书课题研究奠定了基础。本书所利用的资料种类包括日方调查资料、档案、私人撰述、报刊文献等。在国内，利用了大连、上海、北京、山东、辽宁、黑龙江、吉林等地图书馆，山东、辽宁、青岛等地档案馆，以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图书馆收藏的日文文献，其中约有半数的文献资料系第一次用于学术研究。在国外，利用了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明治时期的图书、东洋文库收藏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书刊文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收藏的日本外务省、防卫厅档案，神户大学收藏的旧日文报纸资料。
正是借助这批历史文献资料，启发我们确立新的问题意识，从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因为没有以新资料证实的新见解，就没有必要和理由回到老问题上去。借助历史资料的发掘，可以检讨已有知识的不足和缺陷，从现成认识框架、叙述结构与成说之外去发现历史，沿着新的路径去扩充、丰富以至重构历史叙述。当然，本书所处理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基于文献资料的发掘和研究，同时也包含对问题新的理解。
自烟台开埠后，通过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及不断扩大的贸易与投资，山东社会经济已在相当程度上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同时，山东区域经济自身也在经历着由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过程，日本的入侵和资本扩张活动构成了变迁过程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侵略和经济扩张年复一年的加剧，国内资本主义在发展和不发展中徘徊前行，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矛盾的历史过程，由于各种因素在双重经济过程中的交织，无形中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和把握问题的难度。
在近代山东，既然日本工商资本是一种参与并多方影响社会经济变迁发展进程的重要历史因素，作为一种经济变量，与之相关的移民、贸易、资本输出、企业经营、技术转移等历史过程，便与区域社会经济自身的演变构成了一个互动的历史复合体。这一变量因素究竟对区域社会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又是在怎样的背景和条件下，以何种方式、途径参与影响经济的发展演变，这些始终是关乎中日关系史与经济史的重要问题。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日本殖民政策实施与其工商资本扩张的关系，内中涉及殖民政策怎样推动支持经济扩张进程，在政策支持下的工商资本扩张的特点、步骤与变化等内容；其二，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社会经济的关系，内中涉及关系的内涵、外延、影响诸因素以及相关评价。尽管目前对这些问题存有争议，但对其中变化形成过程的具体内容并不甚了解。
基于问题两个方面的内在关系，本书将从经济史的角度，着重考察日本经济扩张的主体——工商资本在山东投资经营活动的历史过程、演变及影响，探寻此类活动与地区殖民政策、区域社会经济的关系，并对其中若干重要问题及其意义加以阐释。研究的重点依次为：
（1）1876～1945年70年间，尤其是1895~1945年50余年间，日本对山东的殖民政策与实施在几个不同时期的内容及变化，探讨日本对华殖民政策、战略指导在山东的具体实施以及与其地区经济扩张的关系，同时，对在殖民政策指导下日本军政当局控制影响地方政权的活动加以考察和分析；
（2）在殖民政策扶植下，日本民间资本、财阀集团、国家资本在山东投资经营的历史过程，理清其资本扩张的脉络，比较分析不同时期日本资本扩张的方式、规模、结构和特点，研究日本产业资本由逐步渗透到全面控制山东经济命脉的过程和条件；
（3）日本各种经济势力在山东的利益指向与日本在山东殖民权益的关系，以及与殖民当局政策实施之间的关系，分析这种关系的特征与互动机制，进而考察日本对山东军事侵略、殖民统治与其经济扩张之间的关系；
（4）日本经济扩张对山东近代经济演变的多重影响，殖民统治对现代化进程与地区社会经济所造成的恶果和危害。
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日本资本在山东的扩张，困难在于各时期日本工商资本的投资缺乏系统完整的统计，日资企业的经营和利润水平缺乏原始的企业内部资料，日商经营活动与华商的关系、资本扩张对内地经济的影响等，往往很难用精确的数据加以描述，这些限制无疑增大了实证与量化分析的难度。惟其如此，以此为基础的问题阐释，才具有相应的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考察日本工商资本扩张的历史及影响，必然涉及移民、贸易、投资、企业经营、市场竞争等问题，而问题涉及的内容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日本移民人口在主要城市和地区的分布状况，移民人口职业构成特征与变化，移民与资本扩张的关系，青岛、济南等城市日商组织及活动等；
其二，日本工商资本在各部门行业的投资分布与经营特点；资本内部构成及大中小资本之间的关系，投资规模与内部结构变化的背景、原因及后果，日资优势工业部门形成的过程和条件，日资大企业、合办企业、一般中小加工企业投资经营状况等；
其三，日本资本与华商资本在商贸、工业领域里的竞争，华商在火柴、面粉、染料等行业竞争优势的确立等；
其四，日本技术引进的途径，引进设备与技术的水平，技术转移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等。
选择上述问题进行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能在以下问题上有所突破，即：通过对日本在山东殖民政策、殖民统治与经济扩张历史过程的梳理，理清这一过程演变的基本脉络和特点，揭示日本侵华总政策与其地区性殖民政策制定实施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本质特征；通过对各个时期日本工商资本扩张的重点地域、行业的分析，搞清不同时期日本经济势力在山东的规模、结构、分布特点和扩张方式的变化，揭示日本军政当局推行地区殖民政策与工商资本扩张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典型城市、行业、企业的分析，从市场经济和产业经济演变的角度，揭示日本殖民政策和经济扩张对地区社会经济影响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对制约地区市场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根源加以阐释和说明。
发现、确立问题，往往与解释历史过程、事件、变化究竟 “是什么”分不开，解释的过程实际是在重新认识历史事实的过程。迄今为止，在诸多相互竞争的研究范式中，帝国主义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仍是两种最常见的认知与解释范式，但两种范式对历史（文本）的解释，均存在着诸多误识和误读，甚至有某种曲解武断之处。帝国主义范式往往在强调资本扩张作用和影响的同时，将此种因素绝对化，无形中夸大了外来资本势力的实力，将其看作是历史演变的唯一诱发源头，不加区别地将外来资本势力看作是一种全能、超人式的垄断势力，似乎对任何市场都具有其他市场力量无法抗衡的控制力量，从而将扩张活动的过程直接等同于可能的结果。此种认识思路，忽视了地区乃至国家经济变迁过程中自身因素的意义，未考虑民族国家自身发展所具有的抗衡力量，以及传统经济在吸收现代化因素之后所产生的发展推动力量。而现代化论者，则往往从资本主义推动产业发展，开启传统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般理念出发，将外国资本的活动在时间、空间及结构上看作浑然一体的整体，不加区别界定，忽略了历史过程、事物及结果之间的差异。在这种既定范畴与框架形范下的叙述，往往流为某种程式化的表述。
相对于宏观历史场景下的叙事结构，本书所选择研究对象的历史时空界定，决定了课题研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宏观对象把握或“整体”论述，更不是那种惯常的批判叙事框架下的一般性评说，其内容可以说是一种有着特定范畴界定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的认知立脚点和视野不同于前者，但是重要历史问题并非一定要在宏大历史场景中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意义更非观察的视界所决定。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华勒斯坦所说：“作为一个研究，宏观不比微观更大，它只能在所研究的角落之界限的时空规定上更大一些。”伊曼纽尔•沃沦斯坦（华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77页。从问题指涉、解释和意义上看，地方性知识中同样包含层次不同而性质、意义相近的问题。这种认知路径由于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因而也更适合提出有针对性的具体命题，在分析探讨过程中，更易于排除扰动因素，这对于深化历史认识自然有其独到之处。考察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政策和工商资本的投资经营，必须重视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过程的影响，将两者的关系作为分析的落脚点和归宿。为此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将以1895~1945年日本推行的殖民政策、日本工商资本的投资扩张以及对山东社会经济演变的影响作为线索，以三者的相互关系为视角，依循上述关系的互动变化脉络来建立分析框架。在这一分析框架之内，把日本工商资本作为一种经济变量和导致地区经济变化以致恶化的历史诱因之一，在综合各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剖析其对近代山东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影响，从产业变迁、市场供需变化等方面，解释其在不同时期对地区经济的双重性作用，并将日本资本的扩张与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变化加以对照，以形成对历史过程的总体性认识。同时，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部门、行业和企业进行案例分析，结合实证量化分析，阐释日本工商资本在各个时期扩张的特点。
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的投资经营活动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或阶段，各个时期或阶段的划分以日本对华政策实施和资本扩张的特点为依据，并有其标志性的事件。每一时期的日本移民规模、资本投资规模、企业经营范围和侧重、资本变动趋势、地域分布变化等，都伴随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之相对应，不同时期的投资额、各部门投资比例、财阀和产业资本的投资方向、中小私人资本投资趋向、资本间的结构关系也有所不同，因而对区域经济的作用和影响也表现各异。
根据上述划分特征，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扩张大体可分为以下五个时期或阶段，即：“大陆政策”指导下的商贸开拓时期(1876～1913年)；独占山东政策下的权益攫夺与投资扩张时期(1914～1922年)；对华“积极政策”实施与投资调整时期(1923～1928年)；“经济开发提携”政策与投资扩张恢复时期(1929～1936年)；实施经济统制政策与控制山东经济命脉时期(1937～1945年)。从不同时期的变化内容可以看出，每次大的政策变化都对资本投资活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扩张政策的加剧对资本扩张构成直接的促动，为之提供条件和空间。而各个时期日本工商资本的利益指向和诉求，反过来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制约着日本地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纵的方面，本书将根据日本在山东的经济扩张历史过程各阶段的时序和特点,对五个时期或阶段分章加以论述和分析。在横的方面, 对不同时期日本工商资本在商业、贸易、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农业等领域的投资活动分别加以系统考察，分析各类投资在不同阶段所采取的方式和特征，以勾勒出其整个活动的全貌；同时对典型地区、行业，如投资规模大、影响范围广的棉纺织、盐业、化学工业进行重点分析，探讨其在不同时期的投资侧重和特点。
从新的视角与前提出发，通过对有关历史过程的综合考察和分析，有助于纠正对历史过程（文本）的某些误识或误读，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相关历史进程的复杂内涵，建立新的解释和观点。以下便是本书若干基本观点和认识的简要说明。
关于早期贸易中的华商与日商口岸华商和旅日华商在早期贸易中所表现出的能动性令人惊叹。重新审视这段早期贸易的历史，若干已有的成说和认识在今天看来已难以成立。此前，中日两国学者已注意到华侨华商在环中国海港口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并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和近代亚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朝贡体系和近代亚洲》岩波书店，1997；杉原薰：《亚洲间贸易的形成和结构》，密涅瓦书店，1996。然而关于华商贸易网的最新研究，只是强调了华商在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没有就其与地区经济现代化的关系做进一步的阐发。本书对口岸华商和旅日华商立论的落脚点，与日本学者的研究不尽相同，而是与从中国社会自身内部寻找近代发展动因的学术旨趣相吻合。
最初大宗日货输入贸易的经营者很大程度上是口岸华商和旅日华商，他们掌握着日本口岸的部分输出业务和中国口岸的进口业务，形成了广泛的商品经营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贸易的运行相当程度是由华商促成，早期的日货进口与销售不完全属于“日货倾销”的范畴。开埠通商后，沿海与内地的华商主动向口岸聚集，并以口岸城市为立脚点，向国外发展，到日本通商口岸开设行号，经营进出口贸易。其经营活动影响着日本的对华输出贸易以至日本国内企业的生产，若干日本企业的生产取决于华商定货，甚至在若干商品的开发方面华商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只是在20世纪后，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大型商社为代表的日本商业资本才占据了贸易的主导地位。
中日两国的口岸成为华商往来贸易活动的基地，这样一个事实说明他们不完全是开埠通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对开埠之后的商业条件作出了积极反应，是某种意义上的主动适应者。贸易培养了华商早期的资本主义精神，在经营中逐步接受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早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关系从中产生。由于资本转移、贸易经营方式等方面发生改变，华商得以参与直接贸易，而过去只是中介商，这种参与不仅有利于华商积累国际贸易经验，更有利于华商资本的积累。民国初年，华商资本已达到相当高的积累水平，为后来在国内投资缫丝、卷烟、面粉、火柴等机器加工工业创造了条件。这一现象对于开埠城市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德国历史学家桑巴特曾把奢侈与奢侈品的生产看作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条件之一，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中国的情形则与之有所不同。早期私人资本工业是在奢侈品转变为大众消费品、奢侈消费转变为普通大众消费的基础上产生的。19世纪后半叶，欧洲舶来商品除鸦片、纺织品外，在口岸和内地城市大多是作为奢侈品来进口和消费，无论就价格、时尚性抑或消费认知度、消费群体而言，都可以说是典型的奢侈品消费。近代意义上的日用工业品使用范围尚很狭窄，即使在城市也是一种时尚。20世纪后，日货进口以数量大、价格低的特点（同时也是在牺牲质量及部分功能的情况下），迅速扩散至口岸和内地商品市场。在华商广泛参与经营的情况下，日货中的若干商品甚至可以拆分成极细小的单位出售，这无疑扩大了在下层社会消费的范围和比例。
由华商组织进口的种类繁多的各类低价低档日用品（杂货），改变了原先只有社会上层消费的舶来品消费结构，价格低廉的日货逐步排挤掉英美商品，低档日货开始主导市场，日本东洋货取代欧美西洋货的局面，结果造成洋货消费大众化。包括社会中下层在内的舶来品大众化消费市场开始形成，而市场的大众化恰为产业改进（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市场条件。当然，不平等条约下的自由贸易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民族资本向工业部门投入和集中提供了市场条件，同时也在相反方向给这一部门的发展造成巨大的压力，使民族工业部门的发展遭遇外国商品和资本的竞争和倾轧。
关于日本移民日本移民是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和殖民地经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日本工商资本的投资经营活动密切相关。新占殖民地对移民的吸引力源自政治经济特权，而日本当局的支持和鼓励成为最直接的推动力。日本移民分为与资本经营活动有关的资本移民、从事技术职业的技术移民、既无资本又无技术的谋生式移民三个部分，后一部分人的移民动机是为了寻求谋生之地或就业机会。此外，还有一批抱着到中国“一攫千金”梦想的投机者和“浪人”。
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移民便以战胜国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山东沿海城市与内地城镇，而且随着日本殖民政策的推行和工商资本投资的扩大，移民的规模也在随之不断扩大，分布范围由最初的口岸城市向铁路沿线城镇、矿产区以及内地集散市场扩展，移民的人口构成和职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永久性的家庭移民代替了早先的单身移民，在原先商业移民和谋生式移民的基础上，资本移民、技术移民的比例逐步提高，移民与资本结合的程度愈加密切，与工矿业、贸易、金融、交通等领域经营活动的关系益加突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与本国政治军事势力的结合，移民社团组织和职业团体的活动越来越多地与政治经济扩张活动相联系，使移民社会成为不受中国政府法律管束的独立王国。移民社会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领域，影响着区域城乡经济的发展，对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构成竞争压力。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移民更是以赤裸裸的侵略者、占领者及压迫者的身份盘踞于山东各地，人口规模、密度比例及影响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关于中日资本的竞争问题日本工商资本的对华经济扩张既以日本的殖民扩张政策为条件，同时也受到两国力量对比的制约，易言之，扩张过程同样受到中国政治、经济力量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的制衡。因此要考虑历史的双重性背景。在若干日本投资占优势的行业或领域，会出现日资势力和影响力大于民族资本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资本可以完全将民族资本融入其工商业体系之中。在抗日战争之前，山东华商资本真正被转化为日资的事例并不多，被日资企业吞并的事例亦不多见，这是因为民族工商业内部工商、金融资本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若干商品生产流通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
外国资本在华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先进的设备技术，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处于竞争中的优势，在若干部门行业形成一种阻碍民族资本发展的市场垄断力量。外国竞争者不仅拥有某些工业和商业上的优势，而且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种种特权。民族资本兴办的机器工业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没有关税保护、苛重的国内税捐、缺乏资本和技术等，一部分企业在外国竞争者的挤压下遭受挫折或失败。但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下的民族工商企业并非全都不堪一击，丝毫经受不起外资的竞争。
在外来资本占据资金、技术、人才优势的条件下，民族资本有无积累和发展的可能这一命题，首先是一个需要实证分析的命题，不应只从一般的“大概念”和前提上去演绎推论，而应对不同时期、地区及行业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得出的结论有一定适用范围的限制，不能简单理解为整个历史过程中带有普适意义的特征。毋庸置疑，在某些部门与行业，外资确实处于核心优势地位，与之对应的华商资本处于边缘和劣势；但在某些时期和部门行业，一部分民族工业在外资企业开设之后，也相继建立起自身发展的基础，完成了资本与经验积累，并利用这种积累，与外资企业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竞争，逐渐赢得了生存空间和市场，这表明即使在扭曲的不平等竞争环境下，市场机制和规律仍在起着一定的作用。
诚如美国学者托•罗斯基所言，为了同进口商品及位于通商口岸的外国工厂的产品进行竞争，华资工厂集中生产不需要复杂技术的产品。这类产品大多属于价格和质量都较低的类别，随着这些工业的发展，它们对修理、机器、化学用品等行业的需求又促使一批新的企业产生。这些企业也集中生产那些工艺简单、价格便宜而质量常常较低的产品，并于不久之后也开始同进口商品展开竞争。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编委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第4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第93页。事实上，在面粉、火柴、染料、小型机械以及其他不需要大量投资或复杂技术的加工工业领域，华商企业在同日资企业竞争中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发展态势。
抗日战争前，日商与华商在工商业领域的发展，基本是沿着两条相互竞争的脉络进行，华商尽管受到了各种倾轧和排挤，但基本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日本工商资本在中国内地的扩张，使日商逐步占夺了部分华商传统的经营领域，但它始终不能以吞并的方式完全消除华商的经营，更不可能完全对其取而代之。
华商能在若干工业部门中取得竞争优势——面粉、染料、火柴等行业的发展业已证明了这一点——其原因在于企业大部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一般不需要大量资本投入；这类企业技术门槛低，设备和工人技能要求不高，劳动力成本低廉；存在着低档产品的广大消费市场，华商通过与市场的传统联系，可以赢得产品广泛的销售市场。
在技术变化不大的前提下，劳动密集型企业一般不受规模经济的影响，中小企业的经营收益当可与大企业进行竞争，这种竞争特点恰恰适合华商资本企业的技术特点，如纺织、火柴、面粉、染料、印染等工业可以针对大众市场需求来生产进口替代产品。这一情况说明，在国外资本竞争包围的特殊市场环境中，民族资本仍然具有投资于某一工业部门并获得发展的机会，且能够不断改善自身的处境和地位，甚至在竞争中将外资企业挤出。即使存在着外来资本经济势力强大的竞争压力，民族资本也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不堪一击，毫无竞争取胜的可能。事实上，无论就某些工业部门，抑或就某些企业的发展成长史而言，都不乏民族资本在竞争中赢得主动，获得发展的事例。
关于日本资本的投资特点和性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外国资本（以德国为主）在山东的投资，基本是以商品出口市场为导向，由贸易推动资本输出；而在这之后的日本工商资本投资则从出口导向扩大到商品替代，投资旨在占领市场。由于投资与日本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对华政策的实施相关联，每一时期的投资几乎都带有资本和地域集中的特点。投资地域起初集中于青岛、济南，后来又向铁路沿线城镇扩展；投资部门集中于纺织业，纺织业投资占到了整个产业投资的一半以上。
日本资本在山东的投资，不是一种平等条件下的正常经济关系，而是在不平等的国家关系背景下，不断加剧升级的殖民侵略扩张政策的衍生物，同时也是其在国外寻找资本与市场出路的结果。投资经营的背后有扩张政策的支持，投资的意图是利用对其有利的投资环境，以牟取比国内经营更高的利润。资本投资的来源结构中，既有国家资本，又有财阀资本和一般民间资本。日本工商资本除十几家大企业和数十家中型企业外，大部分属于小工商业户，经营竞争能力并不强，这类企业在数十年经营过程中，多数基本只维持了原有的经营规模，更有相当一部分业户歇业停闭；数量众多的中小工商业户和服务业户，其经营范围大多限于日本侨民社圈之内，对民族工商业和地区社会经济影响并不明显。真正对民族工商业构成直接或间接影响者，主要是产业资本和大商业金融业资本，这类企业的资本规模、技术水平、经营赢利能力在某些部门、行业超过了民族资本，形成部门或行业垄断势力。但是，日资在若干部门行业上优势并非一成不变。日资企业的消长既与投资规模息息相关，同时又受国内外政治因素与市场因素变化的制约。就市场而言，随着需求的变化，许多曾经兴盛一时的日资企业走向衰败，若干行业的经营优势往往只是暂时的，真正能保持持续扩张势头的只有商贸、纺织业等少数几个行业。
关于日本技术的引入与工业化进程近代工业技术的转移，按技术输出国现代化程度高低以及国内民族资本发展的不同阶段，呈一定的时序性和等级分布状态。相对于欧美国家的工业技术，日本技术的输入在早期主要是初级性的，与城乡原始工业化的发展发生一定关系。民族工业中的纱厂、面粉厂、火柴厂等机器工业，大都从西方国家引进机器和技术，在大型机器和加工技术上对日本并无依赖性。比较而言，由地方官员、绅商开设的中小企业和半手工操作的手工工场，其加工机械、加工技术及原料的来源则多系从日本引入。这些引入的机械和技术在类型上基本属于传统工具与工艺技术的改良，引进之后加工机械使用的范围和效能也随之扩大。
从一般意义上说，外资的投入起到了某种引导示范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非日本工商资本主动转移的结果，与民族工业的技术进步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更多情况下是华商根据市场的需求作出的选择。早期（清末民初）技术的引进系地方政府官员为推行新政而采取的自主、自发式引入，开始只是零星分散的事例，后来某些改进借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而推广，出现扩散的效应。日本技术的扩散首先且主要是在低层次的技术领域，而不是机械化的生产领域，使用范围集中在农村和乡镇，使用者多是手工业者和家庭作坊。就当时条件而言，在机器工业兴起的条件下，原始工业技术的引入，为小企业和手工工场的商品生产经营提供了新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区原始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例如铁轮织机、轧花机技术的变化与改进，提高了农村家庭纺织业乃至家庭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间接地带动了农业、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传统产业的技术改进几乎与机器工业同时发展，这种工业多元化的发展，又推动了近代工业与前近代手工业混合的复合型工业的形成和巩固。
1920年代后，日本工业技术的引进才开始逐渐扩展至火柴、印染、机械、橡胶等行业，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仿制扩散效应，但是相关技术向民族工业的转移过程往往受到人为的限制和阻挠，始终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转让。
关于统制经济及其后果1937年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终止了山东民族工商资本的正常发展，战前民族资本与日本资本抗衡竞争的格局发生逆转，通过军管理、委托经营、合办、收买等方式，日本大肆吞并华资工矿企业，工业资本被肢解，商业资本被控制，勉强能维持生存的企业也沦为日本统制经济和军事工业的附庸，日占区社会经济完全被殖民地化。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山东的经济开发以建立全面经济统制为目标，以获取战略资源为重点，通过军事占领、成立日伪政权、国家资本直接控制、动员财阀资本和民间中小资本参与的方式，建立起庞大的、强力控制的殖民地经济，而殖民地经济又以统制经济为基本特征。
日本在山东占领区推行和实施的经济统制政策，内容范围包括交通、电业、金融、工商业和农业等诸多领域，从而形成了对经济的全面控制和垄断。这种以日本国家资本为主导，吸收本国财阀资本和其他民间资本参与，大肆掠取资源、榨取华商资本的经济运营方式，突出表现出军事性和独占性、计划性和目的性、垄断性和协作性、开发性和掠夺性的本质特征。在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日本控制的军需与资源产业畸形扩大，日本工商资本的经济垄断地位进一步提升和巩固，而民族经济则陷入空前的灾难境地：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遭受严重破坏，产业改进（工业化）进程骤然中断，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停滞、畸变、倒退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商业贸易活动衰竭，民族金融业萎缩，迫使民间资金走囤积物品和金融投机一途；农业经济衰败，农民生活每况愈下；城市功能退化，发展畸形或停滞；粮食紧缺，生活用品匮乏，物价飞涨，经济生活陷入全面萧条和破败。
综观日本在山东实施殖民扩张与统治的全过程，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政策是其侵华总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实施上则以经济的扩张掠夺为重点，日本政府及殖民当局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与其财阀集团、产业资本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工商资本的投资扩张、利益指向是殖民政策制定实施的前提，而前者的步步推进有赖于后者的扶植庇护；武力强权及不平等条约是日本经济扩张的条件，移民、贸易与资本输出，是其强化经济扩张的重要环节；由商贸、航运、金融扩张到产业投资扩张，直到抗战时期控制山东经济命脉，经济扩张对地区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结果造成地区市场经济与产业发展的畸形状态，并最终延误了地区社会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这一研究课题，涉及近代中日关系史、经济史领域诸多理论问题，我们的研究只是对部分相关问题的初步探索。随着资料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深入，将会有更多新问题提出来，而从研究现状看，尚有大量史料需待进一步的发掘整理和利用，若干历史过程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开拓，许多历史问题有待借助新资料和严密的理性思考，来做进一步的澄清，以获致与史实相符的合理解释。因此，从学术发展的角度上看，作为一项将日本殖民政策与经济扩张结合起来的综合性研究，本书不过是研究进程上的粗浅尝试，既非开端，更非终结。
本书的课题研究与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基金、山东省社会科学重点项目基金、山东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的资助。研究课题的提出和资助申请，得到了张海鹏教授、关捷教授、王如绘教授、李宏生教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承蒙大阪产业大学桂川光正教授、岛根大学富泽芳亚教授、立命馆大学金丸裕一教授、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教授、青岛史志办公室主任张子忠先生、山东图书馆副馆长李勇慧女士的惠助，为研究提供了许多极富价值的文献资料，使本书研究领域得以拓展；日本信州大学久保亨教授、山东大学吕伟俊教授对本书内容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评论；本书课题研究的协调与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王正先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社长胡鹏光先生、总编助理杨群先生、编辑中心主任宋月华女士的热心支持和帮助；责任编辑为本书修改编校付出了辛勤劳动，所提出的修改建议使作者避免了许多常识性的错误；总之，没有他们的热忱相助，课题研究的完成与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为此，谨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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