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　人

　　在我成长的那些年，对谁是我们的敌人，从来就没有疑惑过。当然，敌人是苏联。但以一个20世纪50年代荷兰小男孩的见识而言，这个敌人未免有点遥远了。事实上，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敌人不是苏联，而是德国鬼子。他们是漫画书里的恶棍，我小时候在海牙那地方就看这样的书。没错，我说德国鬼子，是指所有德国人，而不只是纳粹。德国人在1940～1945年占领过我们，这以后，我们的敌意，是针对德国民族及人民的，而不仅是针对某个意识形态。是德国人侵占了我们的家园。他们强迫我父亲在他们的工厂做工。他们把碉堡丢弃在我们的海滩上，就像巨大的石头蛤蟆，黑黢黢、潮糊糊的，还散发出一股尿臊味儿。我们是不许进到里边去的。听说有一些不听话的孩子进去了，结果让生了锈的德国手榴弹给崩了。
　　老师给我们讲德国人怎么坏，以及他们自己怎么英勇。听上去似乎所有老辈儿的人，都参加了抵抗，除了上街街角上那个卖肉的家伙，因为他是“通敌荷奸”，他那儿的肉谁都不买。再有就是那个摆烟摊的女人了，她曾有个德国情人，大家也不去她那里买烟。
　　每年的5月4号下午，我们就集合在礼堂，听校长训话，纪念战争死难者。5月4号是“悼念日”，到了5月5号，就是“解放日”了。4号的晚上，会有一个缓缓行进着的队伍，走过当年德国人行刑的沙丘。我在黑白电视上看过这场面：什么声音都没有，除了缓慢移动着的脚步声。远处教堂的钟响了起来，阵阵的风掠过麦克风。“五四”这天还是年轻人砸碎德国人汽车玻璃的日子，也是不少人在远处安全地戏弄德国游客的日子。
　　我们的校长总的说来是很具幽默感的，到了“五四”那天却是满眼泪花。他身着皮袍，走在通过沙丘队列的最前边，脸面上是一派古怪的凛然，就像是再度与敌人遭遇似的。有一次，我正在偷画纳粹的“ ”记号，给他捉个正着。他狠训了我一顿，告诫我再也不要画这个东西，因为它充满邪恶，说那图形依然在刺痛人心。当然后来我也并没停手，但每次画都像是在秘密作恶，心中有种破了玄虚、破了成人禁忌后的兴奋。
　　漫画书里的德国人(除此之外我还见过别的吗?)大致有两类：胖胖的、慢条斯理的逗人笑的一类，在好莱坞电影里，戈特•伏娄伯把这类人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一类是瘦子，一肚子坏水，戴着单片眼镜，专门拷问人，就像电影《卡萨布兰卡》里边那个最爱说“有办法叫你开口!”的康拉德•威茨。在这些东西中，敌人总是又坏又笨。戈特•伏娄伯的电影泛滥成灾，模仿希特勒的丑角表演更比比皆是，搞得连德语本身都成了笑柄。弄到最后，连我们都不肯好好学德文了。教德文的老师采取守势，巴巴地请出歌德和里尔克，试图唤起我们对这一语言的热情；无奈效果不佳，因为戈特•伏娄伯和“希特勒”们已经抢先在我们心里把它糟蹋了。
　　长大以后，听到的事就更多了。我们对历史的概念就是由当地那些“德国情人”之类的故事构成的。至于“荷奸”，则让位于更大的故事：集中营、驱逐犹太人等。我的母亲就是被驱逐而后得救的。如果她不是有幸出生在英国，必死无疑。这时，我们由漫画书得来的成见已经转变成道德式的义喷，在某种意义上，这使得生活变得更轻松了。一条边境把我们和—个个全是恶人的国度隔开一能这么想真是很舒坦。他们是坏蛋，我们当然就是好人了。在战后长大，得知祖国曾被德国人占领、家园曾遭德国人蹂躏，我们当然把自己归于天使这边。
　　我们从不到德国度假，也不交德国朋友，更别说讲德语了。对这种鬼子话，我们连听都不要听。这里的“我们”，当然只是一种概括，不排除有例外。甚至到了1989年，当我第一次把脚步迈得开一点，去了一趟德国，我的荷兰朋友还都觉得这么做有趣是有趣，只是有点怪。对他们说来，伦敦、巴黎，甚至纽约的心理距离都比柏林来得近，尽管荷兰和德国在不少方面明显相似：文化、语言，外加吃喝习惯。
　　或许这正是部分问题之所在。荷兰遭受的，并没有像波兰、俄国那么惨。谢天谢地，只要不是犹太人，还能给归到“北欧日耳曼人”那一类，不至于遭受重大打击。战前，荷兰人对国家社会主义铁的纪律、对Herrenvolk(天生优等种族)理想、对与布尔什维克不共戴天的立场等纳粹思想所抱有的同情，比我的老师现在所记得的，实在要多得多。因此，德国人的入侵，已经超出战争范畴，简直就是一种背叛。它传达出的是一种悚悚然的惶怖：一个弱小民族(小国)无一日不处于被它的邻居吞掉的危险中。这就是为什么战后荷兰绝对不原谅德国的原因所在。文化上的相近只能使人更难于适从，更战战兢兢。边界必须清楚划定，无论地理上还是心理上。德国必须被隔在篱笆墙之外。
、　克里斯多弗•衣修午德曾经描写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长大的那代人——那些战场阵亡者的小弟弟们或儿子们，那些“余生也晚”者，那些没赶上参战也没机会牺牲的年轻人，他说，这些人似乎觉得尚须面对“自己是个汉子吗?”这种人生考验，这可是一种没完没了的考验，因为无缘遭遇屠杀考验这样极端场景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这情形和1945年以后出生的我们这些“(二战)战后第一代”可不大一样。对我们，尽管战争阴影依然存在，我们中的有些人也曾为它所困扰，但我们面对的假想的考验与一战后那代人还是有差别的。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能否身着军服气冲霄汉；不是能否越过制高点，突进于机枪火力或芥子毒气之下；而且我们能否参加抵抗，是否会为酷刑所压垮，是否肯冒自己也被遣送的危险帮犹太人躲藏。我们的心理阴影不是战争，是占领。
　　占领给人的感觉是羞辱——不仅由于领土及主权的丧失，而且人性的弱点活生生地暴露无遗。那时候可没什么英雄，只有傻瓜才让自己掉进假想的英雄行为里。弄懂那些臣服小民如何苟活并不难：偷偷摸摸地给穿军装的德国老爷服务；在盖世太保踢邻居的门时假装没听见……在我成长的那些日子里，大家所做的就是尽量忘掉屈辱，并把自己说成多么英雄。我读过成摞的关于马基(Maquis)和那些颈系绸巾的英国皇家飞行员的书。但是，那些在恐惧中苟且偷生者，那些看上去“另类”的人，那些错打了主意从而使自己处于可怕的道德困境的人，其实比英雄更能引动我的兴趣。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我怕我自己和那些吓掉了魂的人更像。还有就是，对我说来，与英雄主义相比，失败反倒是人生的常态。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多知道一些我们从前的敌人的回忆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回忆属于不可告人的往事，事涉最可怕的失败，无论从道德、政治，还是最后在军事上。这不是说和其受害者相比，纳粹更具人性；但如果认为他们身上的人性要少一些——这无疑让人觉得舒服——也同样不对。
　　二战的另一号敌人是日本人，无奈他们太遥远，无法影响我们的想像。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译注)和我毫无关联，虽然我的几个朋友是那里出生的。但日本人也是笑话书里的坏蛋：小矮个，黄脸皮儿，大龅牙，圆眼镜，一边驾驶着零式战斗机，一边大喊Banzai(万岁)，冲向勇敢的美国飞行员——这印象来自一本家喻户晓的漫画书，主人公邦克•丹尼金发碧眼、精神抖擞，他的小分队活蹦乱跳(邦克•丹尼自是如假包换的“北欧日耳曼人”)。所有的人都说，小日本绝对不可信。他们不下战表就偷袭珍珠港；他们拔活人的指甲；他们让白种妇女向天皇下跪。我的一位高中老师曾经在缅甸铁路上做苦工。我的姨母曾经进过“日本营”。亚历克•吉尼斯在电影里还被逼爬进过热铁笼。
　　在1970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要么在日本，要么在日本周围，从事的工作都和战争无关。但日本人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很让我感到好奇：他们怎么记忆这场战争?他们把它想像成什么样子?他们又怎么看待自己过去的行径?在此期间所有我所听到和阅读到的，都会让欧洲人吃惊不已：几乎没有日本人依然记得西方战俘曾被怎样对待，虽然电影《桂河桥》在日本引起轰动(我常常弄不懂日本观众向着谁，日本司令官还是亚历克•吉尼斯?或者谁都不向着，如一位日本朋友说的：“我们就爱美国英雄威廉•荷顿”)。巴丹半岛、马尼拉的洗劫、新加坡屠杀，在日本都很少有人提起。但日本人所受的磨难：不管发生在中国，在满洲，在菲律宾，特别是在广岛和长崎，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对日本士兵战后在西伯利亚的经历，更是历历在目。他们还记得两个日子，一个是8月6日，广岛被炸；另一天是8月15日，日本投降。
　　我打算写日本人对战争的回忆，由此便和现代日本民族主义这一题目发生了关系。我开始徜徉于五花八门的记述和论述中，这些作者中包括皇室崇拜者、历史修正者，以及那些着眼于所谓独一无二的“日本精髓”(大和魂)的浪漫寻求者。其思想的深奥费解并不影响这些文字的传播。它们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发行量很大的日本杂志和报纸上，在电视“脱口秀”节目里也照谈不误。我开始注意到，一些与其思想立场相似的德国人的名字常常突然从这些闪烁其词却文采绚然的文章里冒了出来：施本格勒、赫尔德、费希特，甚至瓦格纳也在里边。至于大和魂，那些浪漫家走得越远，其高论听上去就越像德国的形而上学。浪漫的民族主义者或许到处都有，但19世纪德国思想的影响在日本却是特别显著。对日本民族主义，我越是深究，就越希望找到其源头，也就是说，这么一些现代日本思想究竟是从哪里生发了出来?自19世纪晚期以来，日本就常把德国看作自己的样板，怪事于是由此而生：战前对日本最具吸引力的一些德国货，诸如普鲁士极权主义、浪漫的民族主义、假冒科学的种族主义等，如今在德国已完全无人问津，却依然在日本游荡。这是为什么?正是带着这个问题，我决定将我原先的想法扩展，写下德国以及日本对战争的回忆。
　　1991年夏天，也就是两个德国统一的那一年，我正在柏林，为一家杂志写文章。一则刊载于报纸上的通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有一场在犹太交流中心举行的讲座，演讲者是一位心理学家玛格立瑟•米兹彻里契，题目是“记忆试验——对哀悼无能为力的心理分析”(Euinnerungsarbeit：Zur Psychoannlyse der Unfahigkeit zu trauern)。这里所谓记忆，指的是对纳粹时代的记忆。这类演讲，原来我估计上座一半就很不错了。但我后来发现，来的人非常多，而且大半是年轻人。他们穿着随便，就像是在参加一场摇滚音乐会，等候入场的人一直排队到街口。按说我本不该如此惊诧。在德国，对德国发动的那场战争的回忆不仅在电视上、广播里，也在会堂、学校、博物馆里进行着，论述、实验与研究实际上也一直不曾中断。有时候人们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德国人对往事的记忆，尤其是在柏林，简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舌头，一次一次地舔寻那颗痛牙。
　　很多日本人对此颇为不解。一位年长的德国外交家曾相当伤感地对我说，他的一位日本同事曾经告诉他，要是对过去所造之孽无法忘怀，又老想着怎么道歉，只能把德国弄得无所适从。另一名年轻得多的德国人则告诉我，有一次他到东京去，真是吓了一跳，因为他听见日本人在一间啤酒馆里唱德国军歌。我不想夸大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反差。并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患有历史健忘症，德国人里也有不少人想把过去忘掉，就像德国人当中也有些爱听听老歌，爱听那熟悉的旋律在啤酒馆里回荡的人一样。尽管如此，却很难想像会有一名日本的米兹彻里契，能以“对哀悼无能为力”的演讲在东京吸引到大批听众。而想像一名日本政治家如威利•勃兰特那样在华沙犹太人区跪下，为自己民族所犯下的历史罪行而道歉，也是没有可能的。
　　即使在战争期间，轴心国的结盟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接受黄皮肤的“Herrenvold'’(天生优越种族)，肯定会让希特勒哭笑不得；而日本人，不管怎么说，也是乐于把“白佬”赶出亚洲的。但这两拨子人在彼此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传说中的“美德”：武士精神，种族纯粹，自我牺牲，训练有素等等。战后，西德人一直努力丢弃这类假想。日本人却没有这样做。这就是说，任何依旧残留在日本的那种对往日老伙伴的怀旧情绪，在“往日的老伙伴”看来，却很让人不舒服。
　　前日本驻柏林大使馆的故事就是一例。建于1936年的老日本大使馆无疑是一个纳粹风格的新古典主义纪念碑，是想像中的希特勒新国都“日耳曼尼亚”的组成部分。这座大使馆还是希特勒和施佩尔已经动工的宏大规划的一部分。战后，这座建筑本已经荒废了，像是一艘锈迹斑斑的旧船，丢在那里成了Autonomen(我行我素的野孩子)，作废的外交往来信件堆积成山。它成了一些从头到脚一身黑、追求无政府主义生存方式的年轻人的聚会场所。有意思的是，到了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和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决定重建这座大使馆，把它变成一个供学者们使用的日一德中心。德国人想让这个中心告诉人民，轴心时代早已过去，时间已经改变了一切，同时又担心日本人顽固的民族主义怀旧情绪。中心在1987年正式开放。为纪念这一事件，日本人曾提议举行一个研讨会，审视神道皇家崇拜和德国民间传说的相类之处。没有人就此加以批评或嘲笑：因为出这主意的，是东京一座神社的神官。德国方面礼貌周全地拒绝了这一提议。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日本与德国在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上所具有的分歧，更遑论眼下依旧存在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差异。问题是，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会与日本人的有那样大的区别。这究竟是源于文化因素，还是政治因素?究竟应该由战后历史还是由战争本身来加以解释?难道是德国人作孽更多，所以有更多的理由哀悼?还是如鲁丝-本尼迪克特所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日本人拥有的是亚洲人的“耻文化”，而德国属于基督教的“罪文化”?
　　这些问题实际上划定了我的研究领域。我的兴趣专注于那至今对德国与日本之间巨大反差依旧起着作用的“过去的某一段”，这样，许多历史事件并没有包括进来。比如在军事上极端重要的日本皇军和朱可夫将军的坦克团遭遇的诺门坎战役；还有英帕尔战役和诺曼底登陆，我都没有提到。相反，在论述到日本的时候，我强调中国战场，还有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因为这一经历，与其他事件相。比，往往以高度象征性的方式，把它们自己圈进了日本的公众生活里。同样，我把对德国的研究集中于对待犹太人上，因为正是这类“战争”，与大西洋上的德国潜艇编队海战，或者哪怕是与斯大林格勒战役相比，给(联邦)德国人留下了更为敏感的集体记忆的伤痕。
　　在我开始这本书的时候，还不可能知道有这么多新闻层出不穷，为我的故事搭出越来越戏剧化的背景。先是冷战结束了。接着，两德合并了。然后是海湾战争。再后，到了1993年，日本经历了第一次保守的、一党独大的自民党政治垮台的大选。我决定以海湾战争开始我的故事，因为那时我正在德国和日本。也因为这几个星期所发生的一切，就编写有关过去的世界大战的伤痛和记忆的作品而言，比1945年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生动得多，连越战都无法和它相比——那次战争，这两个国家都没有应邀参加。这一次，日本和德国还是因为宪法规定而不能参战，但这一规定引出了一系列严重的争论：他们能还是不能受到信任，或者能否有充分自信以参加到未来的争端中?现在，就在我写这几个字的时候，德国的飞行员正在前南斯拉夫的上空巡逻，日本军队也正努力维持柬埔寨的和平——虽然他们都还没有使用武力的权利。
　　我们所处时代的陈词滥调之一，就是这两个老轴心强国输了战争却赢了和平。大家仍对日本和德国强权感到发憷。欧洲人害怕德国所处的支配地位；一些美国人已经在把他们所遇到的经济困难归结为与日本的经济“战争”。但是，如果说国际间有人会为德国和日本强权感到不安，在他们国内，许许多多德国人和日本人其实也一样。如果德日两国在战后依旧有着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残留的自我不信赖。
　　东西两德国的正式合并进行得很平和，没有忙乱也没什么喜庆。1990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期间，按惯例每年特别挑选某一个国家的文学予以关注，那年刚好轮到日本。作为图书节的一部分，主持者安排了一场君特•格拉斯和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的公开讨论。他们俩人都在战争期间长大，也就是说，俩人都曾在学校里受到过军国主义宣传的灌输，俩人后来又都变成反法西斯事业的文学鼓动家，虽然大江，与格拉斯不同，后来没有那么热衷于就政治问题大发宏论。这两个人，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都堪称自由派(在本书中，关于自由派，取美国通行的那种含义)。
　　那次会面真是不同凡响。格拉斯一上来就哀叹两德的合并。奥斯维辛，他说，本来会让这种合并闹不成，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无论对它自己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危险的。大江神情肃穆地点了点头，补充说，日本也是个巨大的危险。日本人，他说，从来不曾面对他们的罪行。日本是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说得不错，但德国也是，格拉斯说，如果不说比日本更严重的话，也是一样严重——事实上，德国更糟糕一些，比方说对波兰人、土耳其人和所有外国人的仇恨。啊，大江说，日本对朝鲜人和阿依努人又有什么两样呢?没什么两样，日本人做的只是更坏。
　　就这样，德文和日文叽里咕噜地说呀说，谈话开始显得沉闷起来。俩人都在努力，徒然想找点轻松的话题说说。场上的沉闷已经变成冷场，人们已经开始在位子上挪动，等着散场。然而，就在这时，好像这次“头面人物会晤”总会得出恰当的结果，俩人终于找到了意见一致之处。我忘了究竟是格拉斯还是大江提的头，总之，有人说三菱和奔驰已经宣告了一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们也已经把这一合作捧为“奔驰／三菱轴心”。格拉斯和大江看起来神情肃穆，都说这只是一种危险的友情的开端。言毕，格拉斯从他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给了大江一个大狗熊式的拥抱。瘦小的大江显然不习惯这一套，尽力挣扎着予以答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