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陆续接触到自1980年始二十多年来日本政府经济开发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中对中国援助的一些史实资料，并有幸对其中部分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过实地考察，有机会参加过一系列与援助项目相关的活动，采访过参与其事的中、日两方面的朋友。这本小册子所记叙的，便是我在这方面的一些见闻。根据权威方面的统计，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来，两国交流的多方面增长以数百倍计。1972年，去日本的中国人只有1991人，到2002年，就超过50万人，增加了250多倍；来中国访问旅游的日本人在此期间也增加了150倍，达到150万人次；如果加上商务人员的往来，双方的往来人员达300多万人。1972年，全日本只有10名(一说是3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到2002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达到4．5万人，占日本的外国留学生总数的56％；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也达到了l-3万人，占外国在中国留学学生的1／3。1972年，中日进出口贸易额为10．39亿美元，到2002年时一路飙升创记录地达到1019．1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对外贸易总额16．4％)，增长近100倍，至今仍然持续增长(2003年总额1335．76亿美元，占15．7％，创历史新高)。在连续超过十年的时间里，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贸易额超过千亿美元的贸易伙伴迄今才只有5对。
　　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02年3月，日本政府对华提供经济开发援助金额达到28293亿日元(协议额约合1551亿元人民币)。这些援助，主要由日元贷款、无偿援助的赠款、技术合作三大部分构成(因为归口分管渠道的不同和项目实施的进展原因．这方面的数据一直处在变化中)。据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截至2004年6月，日本对华无偿援助项目达132个，总金额约1367亿日元；据科技部截至2002年底的统计．在中日政府间(JICA渠道)技术合作方面，二十多年来，JICA共接受了中国12654名研修生，向中国派遣了4654名专家、466名青年海外协力队员，派遣专家调查团人数11631名，灾害紧急援助16项，并实施了56个专项技术合作项目，进行了153项开发调查。累计中日政府间技术合作金额达1322．19亿日元(约合12亿美元)。目前，日方每年用于此合作的资金约为80亿日元，成为中国接受国外技术援助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以日本大使馆为窗口的对华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自1990年开始实施到2003年4月，在中国全国共实施了总金额约40亿日元(约合3亿元人民币)的566个项目。
　　日本对中国援助的领域，涉及到交通、能源、通讯、教育、医疗、农业水利、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项目遍布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中国获得的援助额一度在日本政府对外经济开发援助中名列第一位(现在为第三位)。迄今为止，日本对中国援助的绝对额占中国接受外国援助总额的50％以上(一说为6l％)，超过其他国家向中国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的总和。
　　此外，中日两国各级别政府间正式缔结友好(姊妹)城市关系并经相关部门登记确认的机构已达289对。
　　不胜枚举的大量事实说明，中日两国在经济、文化领域里的交流和合作，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已经相当可观。那些已经实现的项目和已经完成的活动，都作为双方的历史．有的还作为双方机体的零部件存在着，已经没有办法抹煞。它对于双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过去已产生了，现在仍还释放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可供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两国之间的争议或摩擦不断发生，尽管日本朝野对对华援助的质疑甚至反对之声日渐高涨，但是中日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却照旧快速增长着。
　　是不是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机制在主宰着中日关系的走向呢?地缘关系能够改变吗?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能够替代吗?双方都从过去的交流中获得了巨大的难分轩轾的利益的事实能够抹煞吗?
　　中日之间的交往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经济援助20年来在中日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这整个交往史的持续和发展，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因此，也就不能孤立地去观察，更不能一知半解或别有用心地信口雌黄，而应该把它放到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放到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局中去考察。
　　2004年底前后，日本许多政要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表示，将全面停止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日本有些入围绕对华日元贷款乱发议论，中方对此感到费解。希望日本妥善处理其国内关于对华日元贷款不负责任的议论。
　　众所周知，对华日元贷款是一种有特殊政治和历史背景的互惠资金合作。自日本1979年底确立了以政府开发援助资金支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来，对华ODA已成为日本对华友好政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国内外一系列环境变化因素的推动下，日本政府1992年提出“ODA四原则”，使作为经济政策行为的对外援助引入了政治标准与制裁手段。这一政策的调整造成了动因与结果之间的矛盾：一是在对华政策上与美欧各国形成反差，二是调整方向与日本企业的经济利益矛盾，三是引入制裁方式与中日经济关系的互为依存、快速发展的局面格格不入。对华ODA的政治化倾向只能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阴影、制造障碍。
　　正如中央党校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晓光先生谈到的那样：客观地说，日本经济援助对于中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并非中国单方受益，而是具有“双赢”的特点。对华日元贷款给日方带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在：(1)日本对外援助往往附加限制性条件，即要采购日本企业的产品，因此ODA具有直接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出口市场的作用。(2)使用日元贷款建设基础设施，起到了为日本企业进军中国市场铺路的作用。(3)在日本经济泡沫崩溃之后的十多年中，日中资金合作使许多濒于破产的日本企业起死回生，而中国市场的发展和对华出口，使日本经济获得了助力。
　　如何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从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安全出发，理智而冷静地、负责任地、建设性地处理对华ODA问题，将是日本对华外交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正确的态度来源于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对史实的了解和研究。本书的主旨便是提供事实。
　　本书所涉及的，主要是日本对华援助中的无偿援助的部分项目，偏重于所见到的事实。它不是日本对华援助的统计报告，跟一般的新闻报道也颇有些区别，和学术研究也有明显不同，所以笔者宁愿称它为“实录”。
　　　　　　　　　　　　　　　　　　　　　　　　　　　　　　　　　　2004年秋天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