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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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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作者：丹·席勒
著 |
| 出版时间：2008-3-28 17:51:03 |
版次：2008年4月第1版 |
| I S B N：978-7-80230-993-7/F·248 |
页数：350 |
| 开 本：20 |
印张：17.5 |
| 附赠光盘：否 |
字数：291千字 |
| 浏览人数： |
装帧：平装 |
| 阅读人群：暂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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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价：35元 我的价格：元 注册会员购书8.5折 VIP会员购书7.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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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世界上的公司已经察觉了信息的价值，而且正努力去控制它的生产、传送和消费。在本书中，丹·希勒探索了信息快速商品化的途径，及其与其他商品的不同与相似之处。通过一系列相关联理论的、历史的和 当代的研究，希勒揭示，这种商品化过程既具动态性也具扩张性，而且充满冲突和不确定性。 作者调查了发生在信息领域的具有转型性质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分析了这个过程的关键维度，包括新信 息平台的建立、跨国文化产业的成长，以及中国在重新进入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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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丹·希勒，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传播学教授，在电信史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国内已经出版《数字化资本主义》，有很大的社会效应。
译者曹荣湘， 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编辑部主任 ，中共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 ，武汉大学商学院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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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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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目录 |
序赵月枝/ 1
前言 / 1
第一部信息资本主义的缘起 / 1
第一章如何思考信息 / 3
第二章文化、信息与商品化 / 21
第三章加速的商品化 / 51
第二部商品化的几个重要方面 / 89
第四章商业用户与美国电信系统的发展 / 91
第五章电信的危机 / 119
第六章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 155
第七章骚动的广告业 / 222
第八章变动中的移动产业 / 252
第三部信息市场发展与中国 / 273
第九章中国、信息与世界经济 / 275
附录一人名中英对照表 / 312
附录二机构名中英对照表 / 318
译后记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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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目录(点击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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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点击查看)
| 序 曾何几时，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中国曾是仅次于《邓小平文选》的第二大畅销书。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对托夫勒夫妇的一篇专访用诗歌般语言写到：“信息，第三次浪潮经济中最基本的浪花……对于劳动力、土地、资金和原材料的取代之势已锐不可当。”曾何几时，美国新媒体大师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成了中国数字精英们的精神家园，而“数字化生存”不但成了“信息时代”人们生活状况的浪漫描述，而且激活了“新经济”条件下“众神狂欢”的文化想象。
而今，石油这一“旧经济”资源成了战争的重要渊源，其价格波动牵动着整个世界经济的神经，隐隐唤起人们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石油危机”的记忆，而金融风暴、生产过剩、通货膨胀这些“旧经济”的痼疾也挥之不去。虽然时间冲淡了人们有关“千年虫”和21世纪初网络泡沫和电信危机的记忆，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日的中国《经济观察报》“互联网投资冷场”头版头条标题赫然醒目，而一位《哈佛商业评论》的前执行主编则早在２００４年就著书宣称，信息技术与企业效益不再相关了。
真的是这样吗？究竟什么是“信息”？“信息”与“文化”是什么关系？如何理解媒体整合？如何把握当今世界信息文化传播产业的发展动力、实质、前沿和前景？“信息革命”或“第三次浪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渊源又是什么？１９９７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与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那场席卷欧美的电信危机又有什么关系？而这场危机本身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训与启示？ “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一“第三次浪潮”最令人心动的美梦，为何成了“反恐”和跨国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牺牲品？对许多信息精英们来说，为什么“数字化生存”是如此充满风险和令人疲于奔命的一种生存状态？与中国读者更为相关的是，如何理解希望通过信息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中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和发展道路选择？信息产业和中国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增长极能使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摆脱制度性危机吗？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序这是丹·席勒这本新书回答的一部分问题。他曾是我当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传播系的同事，现在是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槟分校信息科学和传播学教授。这是作者第5本个人专著。与他前４部著作不同，本书不是一气呵成的原创，而是由整理和修改已经发表的单篇文章结集而成。与曼纽·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网络社会三部曲”的规模相比，本书算不上一部鸿篇巨制，但是，它也绝不是几篇松散的应景之作的随意组合。可以说，这是这位美国，也许是当今世界上对美国和国际信息、文化和传播产业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现实最有研究的学者数十年潜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理论构建在作者的专著《传播理论史》（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之上，而这在我眼里是一部当今世界上对主流和批判传播理论发展史进行最全面梳理与最深刻反思的著作。它对信息文化传播产业的历史视野根植于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底和在《新闻与客观性》(News and Objectivity)以及作者刚刚完成的一部美国电信史专著。它的政策视角可以追溯到作者的《计算机—电信整合与政府》（Telematics and Government）一书和多项专题政策研究，包括为华盛顿一个智囊机构就Worldcom与MCI兼并案准备的一份报告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国际传播政策撰写的咨询报告。而它对当代美国和世界信息文化传播产业最新发展的全方位把握则与作者1999年出版的，已被翻译成中文、韩文和希腊文等多国文字的《数字资本主义》一书一脉相承。
“第三次浪潮”已荡涤全球各个角落，托夫勒们的美好“未来”已变成严酷现实。网络泡沫破灭了，与它们相关的学术泡沫也蒸发了。大浪淘沙，剩下的是真知灼见，尽管它们的光芒因犀利而令人不适，因冷峻而让人不安，更因与那位解剖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质的先哲——马克思——的睿智交相辉映而使人掩卷长叹。
一
此书英文名《如何思考信息》（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取自作为此文集开篇的作者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标题。它不但平淡朴实，没有任何雕饰，而且“信息”二字相对本书内容颇有过于“狭窄”之嫌。事实上，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广义的“信息”，涵盖从生物基因所传递的信息到企业内部的信息管理系统，再到趋于整合的文化媒体产业、电信和互联网等各领域。在分析层面，此书涉及“信息”的理论、历史、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当然，此书的研究对象和时代背景决定了它的全球视角。我的大学同学王绯在请我为本书作序的同时，还希望我另起一个中文书名。我实在想不出能最成功把此书商品化的名字，就写电子邮件向席勒本人求助。他说，他也不是这方面的高手，问“资本时代的信息”如何。我明白他要强调与“信息时代”相对立的主旨，而我的思绪中则出现了“《资本论》在信息时代的演绎”、“信息时代的《资本论》”这些概念。
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通过对现有理论的批判分析和对资本主义历史的研究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本质，此书以深刻的理论批判、厚重的历史审视与透彻的现实剖析揭示了“信息”的社会历史和它背后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对“信息拜物教”现象的批判与解构。
虽然信息文化传播现象与人类文明共生，英文的“信息”一词在乔叟时代也已开始流行，但是，它在１９３３年版的《牛津英语字典》中还只是一个普通词语。是发轫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基于数学和工程领域的“信息论”首先把“信息”认定为分析组织机构运作特征的独特维度，不但希望通过信息来解释和掌控生物和工程系统，而且企图用它来分析和掌控社会系统的运作。这一理论给予信息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然而，它不但忽视了社会系统区别于生物和工程系统的复杂性，而且掩盖了信息本身是特定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一前提。
此后，起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美国的“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理论突出信息的经济价值，并认为信息的价值源于它作为一种资源的内在特质。然而，这一理论在把信息定义为“最广泛数据处理”的同时，却用貌似客观并体现线性社会进步逻辑的“信息范式”涵盖和隐匿了“文化”领域所体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在美国国内，“信息社会”理论对当时以民权和反越战为核心的“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视而不见；在国际上，它与当时国际社会主义体系和不结盟运动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和抵抗相对立。这一理论及其畅销书普及者托夫勒们通过把信息定位于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得出了信息和知识已取代资本和劳动力成为生产决定性要素的推论，从而否定了资本与劳工的对立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性。然而，正如席勒所指出，这一“信息范式”不仅在认知上有多重盲点，而且在理论分析上也有诸多硬伤。它不但无法解释为什么信息的经济价值只在“二战”以后，而不在更早时候被认识，而且混淆了信息作为一种有用资源和作为一种由雇佣劳动生产并用于市场交换之商品的基本概念区别。
然而，席勒的批判不仅仅局限于来自主流的“信息论”和“信息社会”理论。对一些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机械和片面理解《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的倾向，他也进行了批判分析。这些学者认为，广告、市场研究、法律、金融服务等信息密集型领域是非生产性的。这样一来，他们就否认了信息的经济意义。在席勒看来，这种分析不仅对信息领域缺乏全面理解和把握，而且忽视了消费资本主义时代流通和生产之间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的事实，更漠视了马克思时代相对独立于资本积累过程的个体知识性劳动已经被雇佣劳动和市场关系代替这一重要发展。
在此基础上，席勒分析了以信息商品化为最新前沿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计算机革命”的动因、机制、媒体整合的历史渊源，商品化过程在电信、广告、卫星电视、移动电话等信息文化传播领域的加速、深化和在全球延伸等重要问题。同时，他也讨论了国家和信息传播产业之外资本力量（包括美国电信业的大商业用户和从农业、矿业到制造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的资本）对信息化和信息商品化的强力推动以及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危机和发展不平衡性。相对于《数字资本主义》，此书从更基本的理论层面和更广泛的时空维度系统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信息文化传播理论，在揭示信息本质和解剖信息化与全球化关系的过程中，令人信服地把劳动价值论扩展到信息文化传播领域，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化了人们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认识。
从这一理论出发，信息的价值不是来源于它作为一种有用资源的内在特质，而是其作为一种有用资源在被商品化过程中对其生产和交流所付出社会劳动的重新衡量。资本主义是一种不断把社会劳动和社会生活各领域纳入资本积累领地的扩展性秩序。虽然信息文化领域的商品化过程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步，可以回溯到１５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出版业，这一发展过程充满了不平衡和冲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克服“二战”后新一轮资本积累危机的过程中，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终于冲破了各种羁绊，挫败了反对信息商品化的各种抵抗性力量，包括不结盟国家对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要求，加快了信息文化传播领域的商品化过程，从而将其集中发展为自己摆脱危机的最新积累场域，而这正是“信息革命”或“第三次浪潮”的实质。
二
与对信息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曲解和误读相反，本书对信息文化传播领域商品化过程的叙事没有任何决定论倾向。相反，作者不但强调社会冲突和抗争的中心地位以及这一过程的未完成性，而且指出资本把信息领域作为最新积累场域的“机会主义”性质。本书更没有只强调抽象的“资本逻辑”的作用。与《数字资本主义》的主题一致，作者反复强调美国国家在推动信息商品化过程中的基础性角色。他指出，美国公司在信息技术方面几乎所有创新与发展都有美国军工研发的投入。而正是这些投入使美国信息产业有了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竞争力。随着信息传播资本势力的壮大，信息化资本主义的“酋长”们对国家政策走向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作为回应，美国政府把这些要求上升为国策推广到国外。于是，信息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在如下悖论情景中推进：一方面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自由市场”逻辑 “自然扩展”回归的欢呼，一方面是国家干预在信息文化传播加速商品化过程中起着关键而持续的作用。这包括国家对研发持之以恒的投入，对信息传播产业放松管制，对公共信息私有化的推进，对信息领域私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强化，并使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更有利于信息文化传播业所属的服务业。
恢宏的理论视野与深邃的历史视角是席勒学术的一贯风格，这使他的分析有着高屋建瓴的气势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特点。在鞭辟入里地解构“信息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席勒展示了西方文化传播研究中一些知名分析，包括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局限性。例如，一旦我们解构了“信息范式”，不再把被“信息社会”替代的“工业社会”，而是把资本主义作为分析起点，我们就会明白，信息生产的工业化，尤其是机械复制能力本身，就不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事实上，关键在于资本在信息领域的不同商品化策略和积累模式。比如说，在媒体领域，信息文化资源商品化的核心是文本的大批量复制。与此相反，在作为信息领域最新前沿的农业生物工程中，信息商品化的重要手段是用没有自我“复制”能力的人工种子替代有先天自我“复制”能力的文本，即天然种子。虽然席勒没有提到怀特·本雅明的名字，但他这一论述显然指出了本雅明有关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经典论文分析切入点上的局限性。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高度上，我们才能在更深层面上分析和理解以维护资本积累为目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本质，包括为什么一个新产业——信息销毁业——在美国已日益兴隆。
与此同时，以最新历史研究成果为学术资源，席勒挑战了有关西方文化传播发展史的流行认识，包括英国文化研究者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历史观和雷蒙·威廉斯著名的“漫长革命”论所依据的历史分期。威廉斯把信息文化商品化的起源追溯到了１８世纪的英国，并把文化领域的革命理解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革命和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革命的继续。在席勒看来，威廉斯的“漫长革命”论所依据的历史分期还不够“漫长”，这一分期还应该被推后，直到资本主义起源的１５世纪中期。也就是说，文化和信息领域的商品化发生于资本主义在英国农业领域起源之时，而非之后。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期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对信息文化发展史和资本主义发展史，尤其是事关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复杂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最重要对立面（是贵族与资产阶级还是农业资本家与劳工之间？）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基础等重要问题。
事实上，这不是席勒第一次修正对文化传播史及其发展过程中阶级关系的分析。他的第一本著作《新闻与客观性》就是这方面的先例，而我本人对席勒学术的认识也起源于２０年前接触这本书之时。当时，我在国内已经接受了美国主流信息传播理论和《第三次浪潮》的洗礼，正在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研究北美新闻客观性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起源和最新发展。社会建构论者格尔·塔克曼 (Gaye Tuchman) 从实践层面和现象学角度分析，把客观性理解为新闻从业人员用于规避职业风险的一套“策略性仪式”。席勒当年在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传播系的同事、媒介社会学家迈克·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发现新闻》一书中把客观性的渊源追溯到１９世纪的“幼稚实证主义”和商业性便士新闻的市场诉求与电报技术在新闻中的应用。席勒则认为，新闻客观性作为超越狭隘特权阶级视角的普遍知识追求起源于美国先于便士新闻的早期劳工新闻，而劳工新闻所抗争的对象正是当时的政治和商业精英新闻及其所服务的精英统治。这样一来，席勒就“发现”了美国新闻史中被自由主义叙事埋没，并被商业性便士新闻边缘化了的劳工新闻理论与实践，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历史承接和话语霸权关系。
站得高才看得远。席勒的理论高度和历史深度成就了本书非凡的全球视角。这不仅仅表现在他在本书第二部分对信息化资本主义前沿产业的全球分析和对发展中国家跨国信息传播公司崛起的关注，也不仅仅体现在他那句“姚明不仅是火箭队和燕京啤酒的广告中锋,也是整个中美消费营销复合体的中锋”的惊人之语之中，更体现在他把有关中国的一篇文章作为全书第三部分和结尾这一意味深长的构思之中。
在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达拉斯·史迈兹（Dallas Smythe）曾两次考察中国传播体制和技术发展政策，对正在向西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打开国门的中国提出“自行车之后，要什么？”的发展道路问题。席勒熟知史迈兹的研究，也是继史迈兹之后少数从信息文化传播政策角度思考中国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的西方学者，而他对中国的关注也成为我与他十多年来学术交往的基础。在我与他共事于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传播系的几年中，中国信息传播业和中国发展道路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议题。２０００年，我们以“与狼共舞？中国与数字资本主义的整合”为题在加州大学系统 “数字文化”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论文。２００３年，应我之邀，席勒为在意大利召开的一个有关中国传播制度与中国“入世”的学术会议递交了论文。此文后来作为唯一研究论文发表在我作为主编之一的《全球媒体与传播》（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创刊号上。这就是本书第三部分题为“中国、信息和世界经济”的文章。
在席勒看来，信息文化传播产业和中国是全球资本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得以克服积累危机的两个增长极，而中国则希望通过信息化来实现跨越式发展，并进一步使其信息文化传播产业全球化。席勒独树一帜的分析在于，他不是以民族国家框架来讨论美国的可能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而是把问题的关键定位于信息化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扩张及其内在矛盾，以及中国在本体系中的地位与影响。这样一来，我们不能回避如下问题：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成功地把信息和中国作为增长点之后的全球性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信息化资本主义的跨国积累驱力与中国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张力。
当然，席勒不是站在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描述信息文化传播商品化和全球化。作为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博大国际主义情怀的美国批判知识分子，他所看到的信息化社会既不是当年托夫勒们想象的不平等社会关系被超越的“未来”，也不像今天的畅销书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描述的那样：“世界是平的。”相反，在看到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的崛起和半岛电视台改变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同时，他用大量数据描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新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在描述信息化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动力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他看到了信息商品化条件下社会财富和资源配置的极度不合理和公共服务原则的被侵蚀。他的结论不是建立在对世界各国那些高居信息化资本主义权力金字塔顶尖人物的采访之上，而是关照到了被剥夺和被边缘化的底层民众，包括那些因电信危机而被裁员的劳工和没能享受基本电信服务的贫困人口。他不是单向度地欢呼移动技术对个体自由的增进，而把移动电话的普及与普通劳工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普遍延长这些日常生活压力加大的结构性因素相联系，与人们希望对失去控制的社会生活取得某种程度的个人控制的努力相关联。更令人深思的是，他看到了信息化资本主义条件下美国民主危机的加深。他反复强调，资本对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强化和“反恐”语境下的政治监控以及二者的日趋融合已对美国民主构成了严重损害，使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历史性矛盾变得更加紧张。
然而，席勒并不只限于负面批判。他意在重建信息文化传播领域的理论思考和政策框架。例如，在分析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的电信危机后，他指出，反垄断和建立一个竞争性产业结构不应是电信管制的目标，更有建设性的目标应该是以社会需要来指导电信产业的发展。他还认为，美国应该从20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的那场危机以及随后的“新政”中吸取经验教训，设立一个有广泛参与的、类似罗斯福政府 “临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公共政策论坛，来充分检讨电信这一关键基础设施以至整个社会信息传播系统的目标和功能。
三
席勒的这本书对于中国读者有什么意义？毕竟，我不止一次被告知，西方政治经济学分析在中国会遇到一种因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的尴尬，因为在中国，问题不是商品化和市场化过分了，而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和在信息传播核心领域没有私人资本这一“真正”市场主体，而且信息商品化的社会解放潜能还有待进一步释放。但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过“真正”的、不受政府权力构建的市场？为什么信息文化传播作为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关键资源的私人占有必然带来社会自由和民主？面对席勒把中国信息文化传播业的发展置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之中的分析，我们是否应该不但从“信息社会”乌托邦，而且从线性历史逻辑思维定势和民族国家分析框架中解放出来？事实上，在国内，连“１１４”这样最基本的电信公益服务资源都已以拍卖“优先报号权”的形式被商品化，进而失去了其作为公共资源被分享的特性（《南方周末》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２日，C２０）。可以说，我们在某些方面的商品化程度不但不比美国逊色，而且可能更超前了。在政策层面，从电信改革方向到“三网融合”的目的与制度机制，从信息文化产业政策到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也许我们能从席勒的分析中得到一些启发？在学术层面，面对中国信息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碎片化、工具理性导向和如何处置以往理论和制度历史遗产的困境，也许席勒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的学术风格和他跨学科、跨产业的分析能为中国信息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坦率地说，此书中的许多观点并不是我第一次面对。例如，早在１９８４年，也即《第三次浪潮》出版后４年，丹·席勒的父亲赫伯特·席勒就出版过一本《信息与危机经济》（Information and the Crisis Economy）的书，揭示信息经济的本质。然而，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学术界拥抱了“冷战”斗士施拉姆、信息理论和托夫勒，而冷落了赫伯特·席勒的信息文化传播思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丹·席勒在本书中尽管尽量避嫌，还是给了他父亲的思想应有地位。
在改革开放即将迎来第３０个年头的时候，在我和其他两位学者为此书英文原版写了封底推荐语不到一年时间的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向国内读者推荐丹·席勒的这本新书。不管你是信息化办公室的官员还是新闻出版、电信和广播电视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不管你是邮电、信息管理和文化传播研究者还是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者，也不管你是新闻记者、新旧媒体的经营者还是对当今世界发展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此书都会让你受益匪浅。几年前，丹·席勒曾对我说，他收到的中国学生求学信中，不乏有希望向他学习如何更有效地把信息和文化商品化者。我可以说，本书对信息文化传播商品化前沿的描述也不会令以此为阅读动机的读者失望。
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对我的信任，感谢译者，更感谢王绯和她的同事对我的耐心。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邀我在北大短期讲学，徐泓教授和吴靖教授为我提供了在北大小住的优越条件，使我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下以上文字，在此深表谢意。 赵月枝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７日
北京大学勺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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