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明确地把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称作“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中国崛起势不可挡，而崛起的基础和基本动力是经济增长，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曾成功预言东南亚经济危机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有过一句简洁而意味深长的话：“生产力什么都不是，但是在长期它几乎什么都是。”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直接目的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及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改观。从那时起，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持续了二十余年，年均增长6％以上。通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迷人的强劲势头，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一枝独秀，同时又给世人呈现出一个巨大的迷局：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下去?这一问题不仅仅需要学术界、经济政策部门认真面对，也为广大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所关注。事实上，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似乎迷雾重重，比如中国GDP数据的真实性、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中国经济增长存在和面临的问题及隐患、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等等。基于此，我们编译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文章结成这个集子，希望有助于感兴趣的朋友了解有关争论和主要观点。这些文章多来自国际主流媒体如《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等，也选取了樊纲、张军等中国经济学家的有关文章。虽然考虑到本书的读者并非都是经济学的专业人士，选编的文章多半并无过多理论背景要求，但因实在不忍割舍一些与主题契合的研究成果，这个集子仍然包含了部分来自专业学术刊物的论文，并包括了参考文献，便于读者进行更详尽的阅读。
　　进入21世纪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长持怀疑和悲观态度的言论层出不穷，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真实性进而引发的“中国崩溃论”，这个问题和“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下去?”同样引人注目。在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持肯定态度的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奇迹”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问题，正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1988)所言：“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给人类福利水平造成的结果令人惊叹，一旦有人思考它们，就很难再去想其他东西。”因此，本书第一部分即为“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乔治·吉尔博伊有着在中国工作的亲身经历，他将“中国奇迹的幕后之谜”的答案归结为外资企业发挥了优势作用，而并非技术的进步。大卫·黑尔、张军等也认为成功地利用外资和出口扩张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巴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都认为稳健的渐进式改革和强有力的政府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所在。正大集团副董事长李绍祝也将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归为强有力的政府。针对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崩溃，反而获得快速增长的问题，樊纲教授解释为“中国两套问题即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
　　其他学者提出的观点略有不同，但大同小异，比如：
　　——“中国的飞速发展主要是依靠其货币被低估，从而推动低成本制造业的出口来实现的。”(里奇·黑尔)
　　——“政府仍然控制着国家绝大部分的金融资源，并有效地分配它们，这是经济迅速成长的主要原因。”(乔纳森)
　　——中国经济增长的3／4仅仅通过资本积累就能解释。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中呈现出的矛盾和暴露出的问题日益尖锐和显露，关于中国二十余年经济增长的有关反思和总结愈益深入，本书第二部分为“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主要围绕中国经济的内在缺陷展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已相当严峻，如就业问题、公共医疗体系的削弱、环境污染、水资源的匮乏等，所选几篇文章分别进行了细致分析，其中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小查尔斯·伍尔夫在“中国：持续增长路径的缺陷”一文中尖锐地提出了八个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问题。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珀金斯认为中国持续增长的最大挑战来自劳动和生产率，中国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将带来巨大变革和同样巨大的挑战。
　　另外，牛津大学安德鲁·鲍瑟在《新加坡经济评论》2004年第2期上发表论文《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能够继续吗?》相对乐观地认为在未来20年的时间中，中国能实现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在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条件下，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可以持续下去。
　　中国经济增长与其他非西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既有共性又有独特之处，本书第三部分“中国之路的三个参照：拉美化、日本泡沫与印度模式”从比较的角度展开，首先是大家最为关心的拉美化问题。
　　对于“拉美化”，郑秉文先生对有关“拉美化”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梳理，认为中国的“拉美化”问题当前最突出的应该是分配问题。他呼吁通过有效的福利与社保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使中国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
　　日本和印度是中国的两大邻国，在发展阶段上来看，中国落后于日本而领先于印度，日本在发展中曾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可能成为中国未来所要面临的问题。而在另一方面，印度虽然在发展阶段上落后于中国，但其发展战略并不完全类似于中国，这使得部分人认为印度有可能追赶上中国。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但其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泡沫破灭后，造成大量的银行坏账，并导致其后多年经济增长萎靡不振，这就是所谓“日本病”。《中国会成为另一个日本吗?》《中国是下一个泡沫吗?》《长城，忘记这惊人的增长数字吧》这几篇文章都不同程度地将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与70年代的日本相比较，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泡沫和金融风险表示担忧并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2003年美国《外交政策》上刊登了黄亚生与泰伦·卡纳合作的《印度能否赶超中国》一文，引发了中国与印度增长模式比较的讨论，使“中印比较”成为学界和大众都很关心的话题，这种讨论持续至今。以此为契机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对中国经济进一步持续稳定、增长有其特殊意义。这一部分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供大家了解、分析。
　　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中国通货紧缩输出论”、“中国威胁论”、“中国饿虎论’，这几年来也甚嚣尘上，对中国的高速增长大有“棒杀”之势，本书第四部分“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效应：祸与福?”专门讨论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的文章颇有为中国辩护之势，他认为对中国的各种攻讦其实只是为自身的经济困难开罪，必须“正确看待中国”，而且美国、欧洲以及亚洲的其他国家还应该感谢中国，中国不但不会给世界造成威胁，而且还是应该效仿的榜样。曾出版过专著《中国崛起》的日本学者津上俊哉在文章《中国崛起——日本该做些什么?》中对“中国以低工资输出通货紧缩”、“由于对华贸易逆差导致了日本的产业空洞化”等观点做了逐一驳斥和分析，并认识到在崛起的中国面前，日本应该认为从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出发，必须与中国互惠的双赢关系。剑桥大学能源研究联合会主席丹尼尔·扬基在《骑虎难下：中国能源困境的全球影响》一文中说，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及其对能源及相关产品需求引发的连锁反应，已经把国际能源市场拉上了老虎背，但中国政府已制订了正确的方针并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认真解决这一问题。詹姆斯．多恩(James A．Dorn)则认为金融体系开放及市场化不足是制约中国继续发展的一大障碍，“结束中国的金融控制”是当务之急。发表于《加图》杂志上的《汇率与中国的货币政策》一文的作者是尼古拉斯·拉迪，他则从中国的汇率政策人手，对中国以扩张性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安尼·克鲁格、霍米·哈拉斯、梁红、张军等人的文章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复苏、对发展中国家、对亚洲周边国家、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和就业等的影响。总之，“中国经济上的成功与自由化和全球化息息相关，而全球化又给中国经济带来进一步的成功”。兰德公司威廉·H．奥弗霍尔先生在《中国与全球化——给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证词》中鲜明指出，“我们应该欢迎中国在此方向上快速前进，而非心生恐惧。”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伟大的崛起及为之奋斗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