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文 摘 要

　　金融体系是现代发达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由金融工具、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有关规则构成。由于金融体系的存在，使高度复杂、精细的分工和富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成为可能，并创造出经济中的大量财富。现代金融体系使资金盈余主体的资金顺畅地流向资金赤字主体，而且通过创新和竞争，朝着最有效地发挥其功能的方向演变。配置经济资源，提供管理风险的手段、提供清算手段以方便商品、劳务和资产的交换与交易，提供充分的信息和有效分权、提供解决激励的办法等等，使建立和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了人们不懈的追求。金融问题的实质就是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国内外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一般集中在三个层面：关于企业金融结构或企业资本结构的研究；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政府与金融体系自由化的研究。本文之所以要研究日本金融体系，是因为日本的金融体系在二战后乃至20世纪的80年代末，对日本经济尤其是关键产业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作用，而在日本经济追赶上欧美国家，日本的产业结构和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的情况下，金融体系没有进行大的变革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日本经济的一蹶不振，自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连续十余年经济不景气，被斥为“失去的十年”。金融体系不完善也是造成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从表面上看，通货紧缩似乎可归因于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不振，究其实质则是我国的金融体系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分析和探究日本的金融体系变革，正是为了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因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有其相同的规律。
　　经济增长是一种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决定和影响一国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也是纷繁复杂的。20世纪的40年代，经济学家哈罗德和多马以及稍晚一些的经济学家们，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的框架内，探讨了如何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以维持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问题，他们将凯恩斯的短期静态分析长期化和动态化。在他们所建立的模型中，有些是共同的，那就是强调资本的生成机制和资本—产出效率。而金融体系正是资本的生成机制与资本—产出效率的中介。不同的金融体系会对应不同的企业治理结构，构成企业效率的某种监管机制，从而导致不同的产业效率。有经济学家认为，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欧洲的产业化而言，存在三种相对应的金融体系：英国式的金融体系，该体系的特征是短期银行借款是外部金融的中心，企业家有充分的资本积累，没必要依赖长期资本的借入；德国式金融体系，该体系的特征是产业化较英国慢，企业需要巨额的外部资本，银行发展了与企业的关系，除提供长期金融外，还提供其他经营上的支援，即成为万能银行；俄国式金融体系，该体系特征是既不是先进工业国家，也无国家储蓄，企业制度的历史也很短，要发展拥有充分资本的银行十分困难，于是政府利用税收制度抑制消费，融通投资资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取得了长足进展。相应地对各种融资体制的特定分类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也多起来了。其中梅耶（Mayer）的分析认为，可采用银行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分法。在银行经济中，证券市场的上市企业少，有较高的产业集中度，而银行与产业的长期关系是其特征。在市场经济下，重要的是资本市场要发挥作用，他得出的结论是，美英是市场经济，而日德是银行经济。更为典型的分类是Pollin于1995年完成的。他运用Hirschman（1970）的EXIT•VOICE分析框架。EXIT是退出，VOICE是发言，相应的金融体制分别是E体制和V体制。在这种框架下，证券持有者通过出售证券来施加影响力，即他们使用了退出选择，是资本市场的体制，而在V金融体制中，银行与企业的更紧密结合是其特征。可以认为，美国是E金融体制的代表，而日本则为V金融体制的典型。金融体制不同的含义一般被认为是，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能较好地解决信息、协调和刺激等方面的问题。但问题是，随着各种市场中介机构的发展，银行独家生产信息的优势已不复存在。在二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在非金融企业的内部资金比例在不断提高，而使用银行贷款的比例则在下降，同时发行公司债券的比例则有很大的提高。这些数据都揭示了日本经济正步入一个新阶段。在这场追赶欧美的经济竞争过程中，日本企业的资金结构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地日本式的金融体系也在发生变迁，我们可以认为，两种金融体系在相互走近。它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体系是有差异的。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一旦趋近，相应地其金融体系也会趋同，如果不及时对已经过时的金融体系加以变革，则会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发展。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所发生的“泡沫经济”及其后的泡沫破灭，可以说为上述结论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注解。“泡沫经济”对日本经济和社会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并对日本传统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理论上分析，泡沫经济的持续至少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是可用于投资的资金总量的影响，第二是受社会对经济增长的实际预期和心理预期的影响。投入股市和土地的大量资金无疑是形成泡沫的首要条件，而资金的退出则是泡沫破灭的前提。尽管在80年代以后，日美两国都经历过股价、不动产价格的急剧上升的泡沫经济过程，但日美两国泡沫的形成速度和规模是有较大差别的。80年代后半期日本金融资产（不含股票）、股票及土地价格的上涨率分别是 11.08倍、8.55倍和 11.44倍，远高于同期美国的3.24倍、1.16倍和1.06倍。日本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第一，日美两国经济以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为转折点，从此步入经济的低速增长时期，在资金的循环结构变化的同时，资金从整体上处于过剩状态，这是造成土地和股票价格上升的重要原因。第二，80年代的低利率与过剩资金相关，促进了包括企业和家庭在内的经济主体的资产投机活动。第三，金融自由化使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竞争更加激烈。与利润的减少相联系，促进了对与泡沫有关的资产的资金供给。我们认为，上述原因只揭示了量的差别而未能揭示出本质的不同。我们认为，真正的质的差别在于日美两国的金融体系的产业组织特性。日本金融体系的产业组织特性之一是，大手银行、金融机构的集中度相当高。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大手银行、金融机构不仅通过股份和相互持有一系列融资在主要集团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且在金融体系内部也通过设立非银行机构供给大量而系统的资金，形成垂直的资金连锁关系。日本这种银行、金融机构经由非银行金融机构垂直路径供给了大量的泡沫资金。而美国金融体系的产业组织特性则表现在大手银行、金融机构的集中度相对而言要低得多，此其一。另外，美国包含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水平的、并行的关系，不具有日本那样的较强的垂直性。这种金融机构的高分散性和信用连锁的相对稀薄性，使之不能像日本那样展开对不动产关联资产系统的、机动的资金动员。美国虽然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也爆发了土地、股价上涨的泡沫经济，但程度较日本为轻，并且治理起来也相对容易得多。另外，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过程中，企业和居民作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通过金融体系的“两头交易”，放大了泡沫。总之，二战后发端，至80年代前半期形成的日本金融体系被视为日本产业政策的支柱，这是一种与追赶型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它的弊端是通过管制来集中资金，通过人为压低利率政策使银行处于绝对有利地位。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悖论，使本应履行信息生产机能的金融中介机构，因其握有资金分配大权，即便不发挥现代经济学所要求的信息和风险管理功能，仅靠准地租也能生存下去。其结果是，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资金供求基调转为超储蓄型资金过剩时，只会一味埋头于不动产担保提供，同时与澎湃而来的新经济失之交臂。日本式金融体系的另外一个特征是抑制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育，使经济生活中的风险集中于银行，在制造土地和股价神话的同时，也制造了日本十多年的经济萧条。
　　因此，对日本的金融体系变革就成为必然的了。还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日本继美国之后就已开始着手金融改革了，当时称为金融自由化。诚如前面所说，美国在80年代末也发生过“泡沫经济”，但美国“平行的金融体系”使其泡沫程度远不及日本，加之经过80年代的金融改革后，美国已步入90年代的“新经济”，改革的收益明显地大于改革的成本。而且美国是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自由化的前提下，以银行业务为中心推动自由化，因而改革的目标相对单一，改革的成功性更大。而日本在80年代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了利率、手续费、商品、服务市场、业务范围等几个方面。但一则是因为改革是外部的压力，主要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进行的。由于缺乏主动的、内在的和体制上的改革，效果甚微。二则是改革具有渐进式、不平衡、涉及范围太广等特点，使改革的速度迟缓，形式虽具备但却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加之日本80年代中后期所进行的金融自由化与80年代后期的泡沫经济相重叠，自由化和国际化被更多地用来进行规模扩张竞争，而不是进行战略性调整，因而收益不大。可以说，日本从1997年开始的“金融大变革”实际上是在金融自由化的延长线上更进一步的深化过程。日本1997年的金融大变革被称作是“BIG BANG”，除了变革在实施方法上集中、连续进行外，还要在改革内容上进行广泛的变革。可将其内容归纳为三大部分：①实行广泛的市场竞争。主要是要打破行业分离、业内竞争的状态，扩大金融机构的活动范围，创造出性质不同、多种多样的市场参加者相互竞争的局面；②推进资产交易的自由化。主要包括加强资本市场的功能，放宽或取消对资产运营和金融商品设计的限制，对外汇管理制度进行彻底的修改；③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主要包括从制度上改善金融机构的破产处理对策，金融监管方面要向法制化监管转变，加强信息披露制度，采用时价会计制度，实现会计制度的国际标准化。标榜为“自由、公正、国际化”的日本金融大变革方案列出了明确的长达五年的时间表，所有的改革均以2001年3月为最后期限。1998年春以前为法律、金融行政机构等的调整阶段，以外汇管理改革为头炮；从1998年春开始，各项放宽措施将陆续出台，相当数量的具体改革项目将集中在1999年中完成，与保险有关的改革将拖至最后。从日本银行业的大变革来看，除了前述的外汇法修改外，还打破了日本二战后50年以来一直禁止设立持股公司的禁区，导入了金融持股公司制，目的是拆除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之间的篱笆，促使其相互竞争。另外进行了银行业界的重组。规定了金融机构的破绽处理方法。证券业的大变革包括：对证券交易所和证券公司进行改革，引入先进的成交方式，加强市场监督，重视股东经营，大力引进外资（主要是美资）对日本证券行业进行改造；在财政投融资体制方面也开始着手邮政储蓄民营化和重新评价二战后发挥巨大作用的财投对象机构；在重建日本金融体系时打破行业之间的隔断，实行金融重组，灵活运用不同行业的网络技术工作，最终寻找金融中介机构与资本市场的重新结合。总而言之，日本金融大变革的宗旨就是要构建有效资本市场，提高市场竞争力，强化稳健经营规制。这是日本作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金融体系本身提出的要求。这无疑会给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以很大的启示。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又处于转轨阶段的大国。从发展阶段上来说，中国要落后于日本，更要落后于美国。但既然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会昭示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日本金融体系的大变革无疑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借鉴作用。在中国已经加入WTO融入国际经济主流的过程中，以下几点尤其要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应坚定不移地稳妥地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存款稳定增长，银行存款贷款利率较低，企业投资意愿不是十分强烈，存差较大，资金已从严重缺过渡到资金宽松、甚至供过于求的局面，是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好时机。在改革方式上可以采取积累经验、逐步推进的做法。从步骤上说可以着眼于放开对商业银行的利率管制，先外币后人民币，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的步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实行利率市场化是有风险和代价的。二是应把握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既要认识到有一些因素会阻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同时应更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没有良好、健康的资本市场，是不会为金融体系增添厚度的，光靠银行体系的单打独斗，无法释放经济生活中的风险，最后会使经济发展的动力衰竭，这方面日本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我们要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创新思维、改变观念、完善机制，使资本市场依托金融资本这个阵地牢固地向纵深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是要重构我国商业银行的微观基础。要在产权结构、技术创新、资产质量、制约和激励机制等方面有所突破。要积极开展试点，从分业管理走向混业经营。提高金融运作的透明度，重建社会信用基础。按照现代化尺度和游戏规则去调整和改造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