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必将证明，如何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是一个科学立场问题。只有坚持科学的认识态度，研究劳动价值论才具实际意义。只有高举科学的旗帜，才能在经济学学科建设现代化的基础上发展劳动价值论。众所周知，在政治经济学创立初期，经济学家们就分为两大派，一派坚持劳动价值论，另一派反对劳动价值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且隔阂愈见加深。若这两大派之中有一方的认识是完全科学的，无论如何检验都寻不到疵漏，所有的解释都符合逻辑并与市场实际一致，那么历史上的两派对立就不会出现了。因为科学认识是对事实的概括与升华，就经济生活中的事实而言，不是神秘与虚缈的，如果价值理论认识真正符合事实，是没有人会与事实作对的。所以，问题就在于，不论是劳动价值论派，还是非劳动价值论派，在过去的研究中，都未能贴切地做出与事实基本相符的判断。长期存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两大派之争，这本身就说明无论哪一派关于价值的认识都存在基本的违背事实之处。这就是说，不仅非劳动价值论的理论观点不科学，非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存在认识的误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的传统理论认识也有不可回避的缺陷。这种状况表明，价值理论的研究必须取得突破，在这一基础问题上不能再存在争执，任何不符合科学的认识，不论是过去哪一派提出的，都要抛弃。这种学术上的开拓，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将由劳动价值论转为非劳动价值论。今天的科学研究的进展表明，在经济学界中，关于价值的认识必须取得共识，劳动将成为经济学的最基础范畴，有力地解释价值理论，使劳动价值论成为经济学的共性理论，以科学的内涵驱除以往的迷误。由此，也将使长期以来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滞后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毫无疑问，这一转变必须以分析原先劳动价值论中的不科学认识为前提，必须使经济学关于价值的认识牢固地建立在20世纪末人类科学地认识劳动范畴之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著名的著作中曾表述：“已故的o．朗格曾经在1934年到1944年间寄居美国，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授。他以后回到他的故乡波兰，成为该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后来又担任波兰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和教授。按照他那个时期的观点，马克思想用‘对劳动的剥削’的概念得到的结果可以不用‘劳动价值论’(该理论似乎否认稀缺的土地和时间因素也是竞争成本和真正的社会成本)这一装饰品而得到。”这就是说，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受到挑战，在当代是集中在这一点上的。这实质是说，马克思的理论创建在逻辑上有问题，关于剥削和关于价值的认识无法使人信服。因此，保罗·A．萨缪尔森断言劳动价值论终结了，他说：“简单的劳动价值论认为物品的价格比例可以单独根据劳动成本得以决定，而与导致对物品需求的效用无关。由于必须照顾到土地稀缺性这一事实，这一价值论必然要被放弃。”并且，他还认为：“有人说劳动者应该得到全部产品，这种说法怎么样呢?劳动是惟一的属于人类的生产要素并且能够流汗、欢笑、啼哭和祈祷。确实如此。然而，即使泥土不能出汗或啼哭，它还是有助于马铃薯的生长，而当它处于稀缺状态时，良好的社会必须以最经济的方式利用它。”固然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对劳动的认识是有缺陷的，因而对价值缺乏解释力，但是，这位在当代颇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其实是毫无力量的。他在指责马克思的同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人与物的基本关系混淆了，土地是物的存在，不能有像人一样的社会要求，显然，人作为劳动者应该得到其劳动产品，人不作为劳动者也可以得到或享受劳动产品，而土地不论怎样稀缺，不论怎样对马铃薯的生长有作用，社会决不会将劳动产品的任何部分的所有权留给土地的，土地没有获取马铃薯的需要，尽管没有土地是绝对长不出马铃薯的，所以，从自然的逻辑来讲，以土地的稀缺和对农作物生长起作用为理由，反对将劳动产品全部归劳动者所有的论断是站不住的，有悖社会常识，根本没有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讲清楚问题。这表明，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非劳动价值论，自始至今，对于价值运动的认识也是缺乏说服力的。由此可见，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研究，不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非劳动价值论，再不能沿着原先对立性的论争走下去。

　　我们认为，在当今时代，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其前提是认识和坚持常态劳动观和常态社会观。自人类起源以来，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劳动只是常态劳动，常态劳动是包含正态劳动和变态劳动的劳动，其中只有正态劳动是表现不同于动物的人与自然有直接的生产意义交流的劳动，变态劳动则是动物的求生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延续，变态劳动分为军事劳动变态和剥削劳动变态。正确认识常态劳动和由常态劳动决定的常态社会，才能辩证而真实地认识常态下的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这就是说，在常态劳动存在的社会条件下，经济学不能用纯正态的劳动解释现实的市场的价值运动，也不能按变态劳动的眼光去认识价值问题，理论的概括必须是符合常态劳动构成实际的，即要以对常态劳动的基础——正态劳动的分析为基础，再结合变态劳动的存在做出解释，才能科学地认识劳动价值论。虽然这是就劳动谈价值，但实质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想方法要转变的一般性问题。也就是说，是从正态劳动关系看社会，还是以常态的观念分析问题，这是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方法分歧，也是经济学基础研究的不同的出发点。所以，摒弃不科学的认识，我们说在常态社会条件下，劳动价值论的科学解释只能是常态劳动价值论。常态代表的是劳动的历史约束和现实规制，舍此之外，在科学的意义上决不可能存在脱离常态的纯粹或理想的劳动价值论，因为我们不可能将关于劳动价值的理论建立在超越历史与现实的社会条件之上。只有以历史的和现实的常态劳动为认识基础，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的研究才能走上科学之路。过去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未能抵达这一点，应该说不是历史的客观局限，而是经济学家的主观努力不够。这就是说，科学地认识劳动价值论，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共同的认识基础，在政治经济学创建时期，不是没有条件做出来，而是没有能够做出来。历史只能这样遗憾。当然，形成这样一种结果，并不能由哪一位经济学家个人负责，这是以往一代又一代献身于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的共同责任，有着深刻的教训。我们说，常态劳动与常态社会是历史的和现实的存在，承认这一事实并不复杂与艰难，只是当对事实的认识被误导时，一代又一代人才迷惘与困惑，使学术界出现无意义的争论。所以，从今天来看，科学论证劳动价值论，解决经济学研究的共同基础问题，并不是多么困难和遥远的事情，只要去掉误导，尊重事实，希望的曙光就会呈现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的面前。

　　就科学研究的程序而言，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需要先研究劳动，后研究价值。上述强调价值理论研究必须以建立常态劳动观和常态社会观为前提，意蕴的就是这一程序。但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此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其实，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关系，漠视这一点，任何讨论都难以理清头绪。现在，我们要进行的价值理论研究是对劳动研究的继续，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劳动研究的组成部分，比起以前不做劳动研究的价值研究，这是学术上的进步，理论的突破是合乎逻辑地在这一进步中产生的。而退一步讲，不管人们怎样认识劳动价值论，坚持科学的程序都是必要的。

　　价值理论研究的滞后，对于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如果经济学家们对于基础问题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那么可想整个学科的建设将会是多么地艰难。任何一门科学，在它的基础理论问题未能解决之前，求得体系的完善都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能有贯通的完整的理论解释力了。因此，基础问题实质上就是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基础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学科就只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没有基础推进的发展，就不会有理论上实质性的突破。在应用理论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关系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一样的，两者都要重视，而相比之下，最需要受到重视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因为应用理论的研究从来就不存在被冷落的问题，而且基础理论的提高是推进应用理论研究最强大的动力。在价值理论未能得到科学的解决之前，经济学各个学派在这一问题上各行其是，各自以其自己的认定构造理论体系，分析社会经济生活，相互间的认识矛盾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于各学派之间相互吸收认识成果很困难。对于准确把握认识社会经济运行的机理也是难以集中力量的障碍。至少，各行其是的经济研究，缺少共同基础，造成学科发展中的很大浪费，这一点对于饱学之士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问题，当前的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是抓好共同基础的建造，而不是各处分支边角问题的争纷解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以此带动其他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决不能教条地坚守传统的认识阵地，将前人的关于价值的认识神化，自己制造理论禁区，丧失求实精神和开拓勇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不在于它从开创时就不存在认识上的错误，就没有不符合科学的推理，而在于它有一代接一代的努力，并在努力之中能够积极地改正已经发现的错误，能够以科学的态度自觉改变自身理论中不科学的成分，以理论的不断探索和修正来诚实地维护科学研究的严肃性。只有做这样的理论推进，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巨大作用。

　　我们将要展开的劳动价值论研究，关注的是如何使价值范畴在经济学中得到统一。价值不是人们可以随便主观构想的概念，它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正如经济学研究有客观基础一样，价值范畴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将价值范畴这种客观性揭示出来。现实地讲，我们在价值方面的研究与以往的研究的主要不同之处，并不在于逻辑的推理方面，当然这不是说先后之研究的差别在推理上没有重大分歧表现，而是说更重要的分歧是在对基本事实的认定上。到底怎样认识价值，怎样凝塑这一共同基础，关键是必须统一对经济生活中的基本事实的认识，只有对事实的认识统一了，价值问题的讨论才能在理论上取得共识。价值是抽象的，事实是具体的，先有具体的认识统一，才能在抽象的层次上达到认识的一致，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能不能认清事实，比之理论的宏伟抽象，更为重要。当我们已经蕴育了足够的理论创新的勇气之时，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统一人们对事实的认识。这恐怕同样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努力。

　　“惟有创造才是欢乐，惟有创造的生灵才是生灵。”为成就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我们这一代人当有此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