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思邈的著作把我强烈地吸引住了。多年来,我和女儿李慧雁经常翻阅、学习和研究家中珍藏的日本嘉永二年(1849年)江户医学影宋本的《备急千金要方》和日本文政十二年(1829年)重雕元·大德刊本的《千金翼方》。我们的《孙思邈养生全书》也是根据这两个版本编撰的,而以其他版本为参考。我家珍藏的这两部书,因为版本的珍贵,已于1997年由中医古籍出版社用宣纸线装、影印出版。这是对我的一个很大的鼓励。同时,通过继续学习和研究《孙真人福寿论》等能搜集到的孙思邈的其他著作和有关历史文献,使我们深切地感觉到:中国唐代伟大的医学家、养生家孙思邈的养生、治病理论的确博大精深。而且,十分突出的一点是:他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大角度,从整体上研究人的养生与治病问题,这是同他对人的本质及人的价值的深刻认识紧密相连的。他不但指出了人的“禀受天地中和之气”的自然属性,而且也指出了人的“法律礼乐,莫不由人”的社会属性。这样,他在从整体的高度研究人的基础上,得出了“夫二仪(指天地)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的结论,并从价值论的高度指出: “人命至重,有贵干金”的重要论断。我们通过进一步认真的研究还发现:孙思邈提出的“人命至重,有贵干金”的论断,实质已经包含了人的最高价值是人的本身思想的萌芽。因此,这一论断,不但确定了人崇高无比的价值,而且,也由此确定了人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的重大价值。因而, “人命至重,有贵干金”的论断,构成了孙思邈养生理论体系的价值论的基础。 孙思邈从“一人之身,一国之象”的整体高度出发,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两大角度研究人的养生、治病问题,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上,对养生、治病理论的杰出贡献。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证明:人的健康问题,不仅仅同自然因素有关,也往往同人的社会关系的状况有密切的联系。孙思邈早在中国唐代就能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两大角度研究人的养生与治病问题,这实质上是从人的本质的高度,在方法论方面对养生与治病理论的杰出贡献。 孙思邈提出了人的寿命“可得一二百年”的论断。这一论断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他感叹“百年之内,斯须之间”的实际人生的暂短,这就从价值论的高度指出了值得珍惜的人的暂短人生。从而,也肯定了通过养生以延长人的生命的重大价值。
孙思邈提出了“寿夭休论命,修行在本人”的重要论断,并主张“深究其道。”这说明了他不仅认为在客观上存在着养生规律,而且,这些规律是可以被认识、掌握和运用的。而他对一系列的有关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养生、治病规律的发现与运用,证明了他提出的论断与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实质上,他就把养生与治病的问题,看成是有规律可循的科学问题。为了发现和运用这些规律,他的一生都充满了“深究其道”以及“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的坚忍不拔而又十分谦逊的精神。
孙思邈提出了“体育可愈之疾”的论断。这就是说,他认为人体的一切疾病都可以治愈。这一论断的哲学实质是: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因而,人的治愈疾病的能力和养生的能力也是无限的。这一论断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并鼓舞着人们征服一切疾病和进行养生的理论与实践的活动。
孙思邀还提出了“生不在于我”的认识。这就从生命的惟一性的角度,指出了人的生命的可贵和养生的重大价值。
孙思邈的名言是:“人命至重,有贵干金。”因此,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是他养生和行医的强大动力。为了造福于人类,他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发现了一系列的养生、治病的规律;同时,又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地研究和阐述了以上一系列重大问题。此外,他又从经济、政治、道德、家庭以及老年人的退居等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与阐述了养生治病的规律。
孙思邈在《孙真人福寿论》中指出: “粟帛之非分者,其植也广,其获也劳,其农也负,其利也倍,蓄乎巨廪,动余岁年,盗贼之羁縻,雀鼠之巢穴,及乎困农负债,利陷深冤。此非分也。神已知之,人不知也。”在这里,孙思邈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对广大贫苦农民残酷的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的结果,使得地主把粮食储在巨大的粮仓中,存粮几年都吃不完,以至成了雀鼠的巢穴和盗贼的活动场所。相比之下,困农负债,利陷深冤。对这种社会现象,“神已知之,人不知也。”如果从养生的角度来看,实质上是指出了残酷的剥削制度,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使统治者难以养生,使被统治者更难以养生。这实质上,是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角度研究与阐述养生的问题。这是对开辟经济、政治制度与养生这一研究领域的一大贡献。
孙思邈又具体地指出种种腐败的社会现象。说道: “屋宇之非分者,人不多而构其广厦,价不厚而罚其工人,以不义之财,葺无端之舍……不知环堵之贫,蓬户之陋。神已记之,人不知也。”(《孙真人福寿论》)这就深刻地揭露了统治者不但人不多而身居广厦,而且,用低工资雇工盘剥工人,用不义之财,修造根本用不上的房屋。这同广大贫苦农民的“环堵之贫,蓬户之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孙思邈痛恨统治者的腐败行为,认为对以上的种种丑恶现象,“神已记之,人不知也。”
孙思邈还批判了在官爵问题上的非分者,指出: “官爵之非分者,崎岖而居之,贿赂而得之,德薄而执其位,躁取而窃其缘。求其躁取而必强,强而取之非分也。即有灾焉、病焉、死焉,神而记之,人不知也。”从以上深刻的揭露可以看出:孙思邈的一生虽然过着行医和隐居的生活,但是,他对中国封建社会在官爵问题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腐败现象看得清清楚楚,揭露得淋漓尽致。并愤怒地指出,腐败的非分者“即有灾焉、病焉、死焉的后果。”这就明确指出了,腐败是养生的大敌,腐败分子的下场是:灾焉、病焉和死焉。如果从养生的角度来看,则说明了:腐败分子无法养生,腐败是养生的大敌。
孙思邈还批判了社会两性关系上的非分者,指出: “妻妾之非分者,所爱既多,费用必广,淫佚之道,必在骄奢……人之为苦,余之为乐。此非分也。神又记之,人不知也。”这就严厉地批判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把妇女视为玩物的丑恶现象。并从道德的高度,开辟了关于两性关系与养生的重大课题。
孙思邈还批判了“无义之富”者,指出: “金之得盈,福之已竭,且无义之富,血属共之,上之困焉,下之丧焉。如此者,于我如浮云,不是以为富也。”(《孙真人福寿论》)明确指出了“无义之富”者的伤生的必然性。同时,也深入到了金钱与养生这一重大研究领域。
孙思邈把以上种种非分的行为视为不善的行为,并从总体的角度指出: “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鬼神盖不能为人之祸,亦不能致人之福,但人积不善之多而煞其命也。(《孙真人福寿论》)实践证明,积不善之多者,必定引起人民群众的谴责和反对,此者,被绳之以法,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健康和养生?古人云:“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孙思邈在实质上研究了人的社会关系,人的道德与养生关系的重大问题。这也是对养生理论的重大贡献。
孙思遭又严肃地指出: “贫者多寿,富者多促。贫者多寿,以贫穷自困而常不足,不可罚寿;富者多促,而奢侈有余,所以折其命也,乃天损有余而补不足。”(《孙真人福寿论》)这充分体现了孙思邈养生、治病思想的人民性。他这一宝贵的思想,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越发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中外学者,对孙思邈的养生、治病的思想主旨都给以极高的评价。日本江户医学在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序》中说:“我烈祖好生之德,根之天性。”中国宋代学者林亿等人在《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中也指出: “恭惟我朝以好生为德。”这样,中外的学者都把人的好生看成是根之天性的一种美德。
那么,人的好生,为什么根之天性呢?因为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是会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产能力是无限的,因而,人的发展能力和享受能力也是无限的。世界是发展的、美好的。而人们愿意以长生为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从中,也得到个人相应的享受。由此可见,孙思邈的养生思想,同人的本质的规定是完全一致的。这也正是他强大的生命力所在。
于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尽力把孙思邈的有关养生思想的全部著作编辑成书,名之曰《孙思邈养生全书》,并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加以研究和阐述。书稿草成之后,专程拜访了我国研究孙思邈的大专家李经纬教授,李教授是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史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史杂志总编、中国医史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医学通史编审委员会常务副主编,他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对我们按以上思路编撰的《孙思邈养生全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对我们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鼓励。我们在修改此书的过程中,多次请教李教授,并都得到了他的热情肯定和精心指导。当时,中医古籍出版社原负责人傅景华教授,对此书的编著和出版,也给予了鼎力支持。书成之后,李经纬教授满足了我们请他为《孙思邈养生全书》作序的请求。李教授在《序》中对这部书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讲道: “……经过多年的努力,长福和他的搞文化人类学的女儿李慧雁终于完成了一部颇富特色的专著《孙思邈养生全书》,从而填补了这一重要空白。”并指出:“长福和他的女儿在完成这一艰辛的巨著后,希望我能给他的大作写序,我不顾自己思想迟钝,对哲学可以说是—窍不通的缺陷,欣然应允。其原因:一则出于我对孙思邈学术的热爱和尊崇;二则是长福的研究给予我诸多启示,他把孙思邈研究推向一个新的深度。长福将他的巨著命名为《孙思邈养生全书》确也基本上反映了实际。在研究孙思邈养生学方面,前人虽然确有诸多论述,我也曾发表多篇论文,并有专题讲座等,但均不能冠以‘全’字。长福和他的女儿历尽艰辛,收集孙氏养生论述与著作可谓大全,不但从养生思想与延年益寿技术上予以论述,特别从其哲学思想、社会科学诸多方面给予整理,颇富新意与创见,实为释故出新之创作。使孙氏养生学既显其原貌,又为现今研究习用创造了良好的借鉴条件,这也是我乐于撰此拙序之缘由。作者的新见解,特别是对其养生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揭示,开创了孙思邈研究的新领域,有着很好的参考价值。我也坚信,长福及他的女儿辛勤劳动的结晶,必将为中国步人老龄化社会的广大中老年人群如何保持健美,提供一份宝库指南。同时,我也认为,该书的出版同样也会被国外学界、老龄社会所重视,在此,我预祝成功。”以上,是李教授对我们的极大鼓励。但本书作者也深知自己水平有限,且把这一鼓励,当作对自己的鞭策。
我(李长福)有幸于1999年5月应邀到西安参加了“国际孙思邈学术讨论会”。会上,我倾听了中外多位专家、学者对孙思邈研究的精湛的学术报告,有很大收获。并且,我也将《孙思邈养生全书》的主要内容向大会作了学术报告,得到了代表们的充分肯定和热烈的掌声。我为此次大会撰写的《寿夭休论命,修行在本人》的学术论文,被“国际孙思邈学术研讨会”评为优秀论文,大会主席李经纬教授为获奖者亲自颁发了荣誉证书,这对我又一个很大的鼓励。
在大会期间,大会组织代表们参观了伟大的医学家、养生学家孙思邈的故里陕西耀县孙塬村。受到了政协铜川市常委、中共孙塬村党支部书汜李孟斌、副书记张建鑫等领导、广大村民以及孙塬村锣鼓方阵的热烈欢迎。在气势磅礴而有节奏的锣鼓声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前来参加会议的83岁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于光远为陕西省孙思邈研究会举行了挂牌仪式。陕西省孙思邈研究会的会长李孟斌向代表们介绍了有关孙思邈研究会的活动情况。
我随代表们还参观了离耀县城东1.5公里的药王山,这是孙思邈的隐居故地。唐时称磬玉山,宋以后称五台山。此山,气势磅礴,空气极鲜,古柏苍翠,碑石林立,殿宇轩昂,五峰环拱,犹如仙境。这里有孙真人隐居的房屋和活动场所,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自唐迄今的纪念孙思邈的中心场所。至今,每年农历“二月二”的庙会,渴望健康长寿的人们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表达对药王的崇敬与怀念。到这里来的中外专家、学者及广大的游客,越来越多。此山的香火,越来越旺!这说明了古今中外的人们,对健康与长寿的追求与向往。
“人命至重,有贵干金。”孙思邈这一名言,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此外,有几位朋友,读了《孙思邈养生全书》书稿后,感慨地说:“按照孙思邈的方法养生,肯定能健康长寿!”这当然也是本作者的最大愿望。为了编著这部书,我参考了人民卫生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出版的《千金翼方校释》、《备急千金要方校释》、《药王全书》等书,我们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但因水平所限,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欢迎得到赐教。值得说明的是,孙思邈著作中的许多养生方、药方虽然有很高的养生和医用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开发和利用,但是,读者不能照方吃药,以免由于理解、使用不当而发生严重后果。否则,悔之晚矣。
李长福 李慧雁 199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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