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文明蓬勃发展的现在，信息社会的道德理性有哪些?道德教育应该如何建构以适应于信息文明的发展?道德教育如何克服“前信息文明时代”的体制性障碍?应该基于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道德理性的哪些内容具有现实价值与学术价值?坦白地说，信息文明视野下的道德理性的建构问题，是一个艰难的探索性问题。近些年，信息社会的德育研究虽然多有进展，但总体上还是处于“无观照”、“无建构”的专题性研究阶段，加强这一问题的研究任重道远。

　　　　　　　　　　　　　　　　　　一　问题探索
　　道德教育经由与生产和生活融为一体，发展到有了自己独立存在形态，以最终走向“道德理性”为标志的阶段。西方社会经由柏拉图、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等建构了理性世界，使其道德教育追求理性与科学认知。近代以来，人在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同时，又陷入了技术拜物教。现在，电视、网络等技术使人被淹没在现代技术所创造的第二世界之中，遗忘了人的当下的第一世界的现实生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原有的世界观面临革命性的冲击。处在技术统治的时代，原本具有的生活体验化为陌生。由此美国后现代学者杰姆逊领悟到，人的精神分裂症已经由“医学病症”幻化成了世界性的“文化病症”。在这种文化哲学的流变中，道德教育的实践状态也逐渐处于与生活逻辑和自然逻辑的双重背离和悖论之中：受教育者每天身处生活世界中，却遗忘了对生活的体验，形成了随处可见的学生群落的幽闭文化、蛋壳文化、虚拟文化，于是，产生了精神倦怠、变态心理以至厌弃生命的现象。然而，生命乃是一种不断创造的运动。生命的基点在于创造性，创造性是不断喷涌的智慧的源泉，是始终产生新形态的力量所在。
　　美国后现代大师罗蒂用“陶冶哲学”代替“体系哲学”，以对人生深切的关注向与人生无涉的哲学挑战。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空前凸显了道德在生活世界的理性之思和实践之位。胡塞尔、伏尔泰、哈贝马斯等人反复阐发的“生活世界”概念，使道德教育实现了第二次解放，它以否定性、非规定性的思维显示出多样性、差异性、非同一性和不规则性。这种思维方式绕开了理性主义哲学预设的陷阱，回溯到了古代哲学的直觉体悟。罗尔斯顿等人所倡导的人类道德“从文化向自然转向”，纳斯的“深生态学”要求回归自然，凸显生态自我的境界。这些哲学观都把世界看成一种动态的、活生生的互惠共生性存在。博尔诺夫指出：“支配性道德”的哲学观对生命发生了误读，人们在单向度思维下无法看到生命运动的丰富意义。关注人文精神的意蕴有益于我们重新探寻与找回淹没在网络世界中的精神家园，人文哲学的复苏也是道德教育恢复自身魅力的重要选择之一，是实现从既定的道德理性王国回归生活世界、回归自然之境，向个体的生命开放，使人在生命体验中成为他自己，也就是回归生活、回归生命、回归生态、回归体验、回归智慧。
　　信息开放社会使道德教育发生了转向和革命，它的存在价值再也不仅仅是继承与给予、维护与执行，而是未来的希望与期待。在人们的期待中，道德反抗一切阻力，努力接近未来世界的自由与终极关怀。这一本体论革命给德育带来的是精神气质的改变，在追求崇高和理想的至善境界中，超越日常的和直观的生命需要，而直面信仰的生活和历史的命运。信息文明的高速发展给世界发展创设了一个极其有创造价值的技术环境和丰富的物质环境，人的发展在智力上和自主性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所以，信息文明的到来加速了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更多积极的条件。道德教育不仅是培养有道德的人，也是我们追求幸福和理想生活的根基。当我们直面生活世界时就可以深刻地体验到，我们的道德教化哲学还过于直率和实用，同时又太沉闷和凝重。
　　道德教育就是帮助人学会构建道德理性和道德智慧，帮助人们在现实生活与理想图景、底层价值与终极关怀、道德学习与价值创造、接受事实与想象未来、经验世界与价值目标、现实生活与未来生活、世俗伦理与神圣伦理之间，进行理性调适和选择。道德教育不是舍弃一端而选择另一端，而是确认它们之间的关联方式；不仅承认它们的对立，而且看到它们如何相处与对话，进而建构道德教化的逻辑关系。在这一理论设想的基础上，本书提出新的道德哲学和逻辑方法——从理想出发认识我们当下的、日常的和现实的道德图式，用美好的想象导引生活中对至善的守护，将生活伦理放在信仰的背景之中加以塑造，对日常道德的思考由终极价值来引导。
　　基于此，对本书的基本立场在这里一并先于表达。
　　(1)在批判指向上，本书不是以批判某个单一的德育实践问题为目标，比如目标化或规范化的价值取向等，而是以揭示道德教育自身的理论价值和哲学问题为目的。从价值理性到实践方案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线性结构，实践方案是在各种价值模式的多元博弈下形成的，而不是被单一的价值模式所规定。因而，实践批判不能只用一种理论进行解释，更不能进行简单的因果推论。我们要理清的主要对象不是某一实践现象，而是以理论自身结构为对象。本书反思的对象是丰富的，它包括道德起源与理想境界、初级规范与顶级价值、德育体制与德育模式等。
　　(2)本书并不想以学术流派的分析讨论作为研究重心，本书的主题是从哲学视野反思我国的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并通过这种批判与建构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与教育思想。因此，本书以德育理论自身的理论范畴尤其是德育体制的范畴作为价值论辩的主体，而不是以道德本身的学术辨析为主要任务。在理论资源上，本书不仅注重西方价值哲学资源，而且注重中国传统价值哲学资源的利用。本书的讨论广泛吸收东西方哲学的文化道德思想与道德教育理论，并加以比较，尤其注重对中西方道德教育理念的比较与分析。在这方面摆脱了许多研究忽视本土资源导致话语失真的缺陷，也摆脱了许多德育研究陷于狭隘范畴不能自拔的困境。
　　(3)历史发展的规律表明，人类越向文明前进，其道德也就越符合人类自身的存在本性，也就越需要具有普遍性优良道德。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健康存在和普遍发展，并增进全社会和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总量，这就是至善。人类追求至善动因是人的需要与社会的需要。本书讨论的是至善这一道德的最高境界：它属于意义世界的遐想，却指向于实践生活。因此，我们对至善的理想的逻辑与内涵加以分析：至善乃是人类社会道德的黄金法则，是一种智慧自觉，是一种生存路径，至善来自主体的自因性，也来自主体对生活实践的超越性。
　　　　　　　　　　　　　　　　　　二　研究过程
　　马克思认为，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方式。网络道德教育在信息文明的发展中的确处于初始阶段，作为一个边缘学科，它并不能从相对独立的德育中剥离开来，它作为通识教育在诸多重大问题研究上需要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摄和指导，它是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德育、社会学、信息传播学、心理学、历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互动交融的过程中发育起来的教育。需要注意的是，网络道德教育的研究，若宏大叙述无所裨益，若微观细说也容易陷入琐碎。
　　在研究背景上，目前，国内研究网络伦理与德育教育创新尚处于起步阶段，许多研究处于零散的或者实证性的调查报告阶段，以网络为中心辐射到意识形态、社会秩序、人际关系、传统文化等领域，面面俱到的宏大叙述多，有理论高度的研究少；行政的管理模式多，教育的理论研究少。目前，我国青少年是上网的主力军，大量的网络问题使德育体制显得滞后和尴尬，为此我们希望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进展。由于网络伦理的研究在我国尚未深入；网络理论研究者与权力决策者的关系尚未取得一体化，即网络技术人员没有决策权，有决策权者缺乏网络技术运用能力，二者分离的结局使网络技术处于被边缘化与工具化的地位。但是，信息理论以及各个相关学科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问题是，一旦世界被掌握在这一代拥有信息网络技术的人手中，信息文明是否能顺利过渡与发展?鉴于这样的担忧，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全面研究信息文明的重要问题：网络伦理文化、信息伦理道德、信息素养、虚拟存在理论等。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既突出了国内外网络道德教育状况的比较，又注重国内外网络伦理研究状况的比较；既注重构建我国德育的环境理论、主体理论、生活理论、发展理论等德育新理论，又注重道德教育的立体化模式的探索，使研究立足于理论，落实于实践，又提升为理论。主要研究方法有分步法、联合法、常规法等。所谓“分步法”，是针对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理论仅靠单一学科学者是很难完成的情况，需要组织跨学科力量进行集体攻关。科学的事业是集体的事业，研究成果的完成必须靠多人通力合作。近年来，我们的研究基本分为：发现问题—，周末学术沙龙一跨学科研讨—，课题申报与立项—，跨学科的课题研究等几个阶段进行。所谓“联合法”，是将理论研究放置于社会文化系统中，以哲学、伦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等理论为依托，进行多学科、多维度的研究，以此克服对信息社会里的德育的泛化解读。主要采取了历史与逻辑、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保证信息社会背景下的道德教育研究的深入性。所谓“常规法”，包括文献研究法、资料分析法、网络调查法、个案调研法、实验研究法、团体训练法、个案咨询法等。课题组成员熟练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了课题信息数据库，建立了信息教育的实践基地和网络式研究团队，取得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研究设计与实施既规范又严格；课题成果的论述，概念明确、逻辑严密；资料新而全面、系统而准确，引证符合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具有以下方面的特色。
　　(1)以价值观照支持德育理论。面对当前我国网络管理的无序、德育的空乏、法制的不健全等诸多体制缺陷；面对美国的文化殖民，西化的意识形态与我国争夺群众尤其是未成年人；面对不恰当使用网络使人尤其是青少年产生“网瘾”等问题，我们不仅需要以学术论证的形式观照信息社会的网络道德，而且需要从德育体制性障碍的角度反思德育问题，系统研究我国道德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问题，还要展开适应信息社会的道德教育的新实践，构建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德育体系。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以层次推进建构课题研究。课题名称为“德育在信息社会的体制性障碍及其克服的策略研究”，从中分解出若干个子课题：道德与道德教育；网络社会文化(网络伦理与道德教育、信息素养)；德育体制改革等。在子课题研究基础上，分解出相关的网络伦理比较研究、信息素养理论、道德结构理论、德育体制理论、德育模式理论、德育主体理论、德育生活理论、德育发展理论、德育评估体系等道德教育理论研究的新内容，这些内容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教育理论，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3)以学科建设支撑课题研究。德育体制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释的理论。课题组打破学科壁垒，打开学术视野，通过学术会议、学科建设、教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的学科建设基础上，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成果，多学科联合攻关，深化课题研究，创新科学成果。近三年，课题组成员还成功申报了2个博士点、2个硕士点、3项省部级重点课程和精品课程，还取得了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成果被转载、采用、引用的有27项；发表在权威刊物上的论文67篇；获得省部级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12项；发表学术专著等3部；获得省、校级优秀教学成果奖6项。
　　(4)以实证范式创新德育理论。课题组根据生活化、主体性、主导性、参与性、对话性、实践性等原则，系统探究与建构适应信息社会的德育立体化模式，采取诸如课堂主渠道、网络互动、团体训练、“五个一思想建设工程”、课件制作赛、演讲赛、辩论、对话等形式，构建立体式的德育模式，适应了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和青少年的成长规律，还原了网络伦理的教育者和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提高了德育的影响力。
　　在内容上，在信息社会背景下，各级各类学校如何系统推进德育教育和素质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其一，德育新领域研究(网络伦理及其教育问题)；其二，德育在信息社会中的体制性障碍及其表现；其三，德育在信息社会中的体制性障碍的策略研究。笔者十分赞同张澍军所提出的道德教育在权利和义务、本质存在、目的任务和运作方式四个方面的回归：道德教育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向大众生活回归；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逐步向价值理性回归；道德教育运作方式由单向运作为主逐步向多向运作乃至无穷回归。有关德育体制的关键和核心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网络德育新领域的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研究。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外域文化方面，要从历史角度考察网络伦理问题的社会背景；多层面研究网络伦理的主要文化基础；要立足当代又要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在批判继承、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实现发展创新。应该认真梳理国内外网络伦理研究成果，系统研究网络环境对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道德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应关注虚拟环境的知、情、悟、行，包括网络主体的道德认知结构、道德情感、道德情绪、道德智慧、道德教育、道德境界等问题。
　　(2)研究道德教育在信息社会中的体制性障碍。德育体制性障碍主要来自德育体制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德育体制的外部环境的负性影响以及德育体制内部环境的发育不良，共同阻滞了道德教育的效能。我们需要应对的不是德育体制外部的负性影响因素，需要和能够探究的是：如何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角度，体现德育的适度超前?如何实现人才培养与科技发展的协调?如何促进学校、家庭、社区的共同建设和整合?如何适应现代化建设和国际竞争的人才模式的规划?如何完善适应信息时代的德育规则和程序?
　　(3)研究克服道德教育在信息社会中的体制性障碍的策略。我们都能意识到随着信息社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道德教育出现了社会化、本真化、深邃化、立体化的发展趋势。从空间上看，道德教育已经完全超出了学校范围；从时间上看，道德教育也已经完全超出了学校教育的阶段。这样，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特质所界定的道德教育与学习，成为一个终身的、全员的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从主体上看，主体间关系已经完全超出了国家的范围，在全球各民族的各种思想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共生与融合。从教育部的纲领性文件来看，根据《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精神研究克服德育在信息社会中的体制性障碍的策略，是教育部整体规划德育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4)研究新的德育模式。要加强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德育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研究如何发展德育理论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执行绩效的评估；要扫除制约德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努力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益，优化教育结构，扩大教育资源。使德育体制逐渐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变化，使德育具有主动性与前瞻性。

　　　　　　　　　　　　　　　　　　三　文本结构
　　本书的重点在于梳理相关理论，形成开放式的立体型的框架结构，以动态的多元的视阈研究信息社会的道德教育。本书的文本结构主要以价值哲学内涵为线索展开对道德教育的学术论辩，并在这一线索之下建立命题结构和叙述逻辑。
　　第一章是“网络道德问题”。通过系统分析信息社会发展过程中我国道德教育的处境，通过对信息化环境下的国内外德育研究的调查与分析，以及对道德与道德教育的哲学思考，提出了在多元之时、德性之后，道德教育的文化之根、公意之度，同时解构了一度流行的后现代德育的思想主张。现在，反观科技发展对人类的影响，需要自我定位，需要重新审视生存的处境，解决道德自律缺失、个体行为保持恰当性、公共伦理维持社会协调性、避免陷入物质富足和精神混乱的矛盾等问题。因此，书中直截了当地提出了E时代道德教育的价值背景，追问“道德是什么”、“生活是为什么”等问题，追问价值哲学论在多元之时、德性之后、文化之根、公意之度的现实意义与未来意义。
　　第二章是“网络教育理念”。在信息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布拉格宣言提出，“信息素养”是一种能力，一种先决条件，一种人权。随着道德教育与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结为一体，在研究国内外信息素养的教育状况与策略后，我们发现，信息化的全球趋势表明了学习型社会的“知德”内涵，包含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信息素养，其教育与策略(尤其是意识形态的策略)，应该从国家战略高度来加以重视，以抵制美国化／西化的图谋。由于信息社会突飞猛进地发展，道德教育已成为全球性难题。观测信息素养有许多视角，包括技术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视角。根据“信息素养”的国际标准和国内情况，我们不但要从技术上认识和实践信息素养，还需要在宏观的理论基础上来认识信息素养，加强信息技术的指导，提高适应信息社会的信息综合素养。此外，我们还需要真正理解《迎接有信息素养的社会》的布拉格宣言的真实含义。
　　第三章是“网络道德教育”。爱尔维修曾说，在如果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之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如果道德教育体制无法具有提倡与弘扬社会道德趋善的功能的话，那它就会走向另一个方向——恶。基于对通识教育的渴望，基于对人文智慧的关注，道德教育需要道德智慧的力量源泉和动力系统的推进。通过大量的资料研究，我们对于道德教育体制进行了内外环境分析，我们认为，德育在信息社会的体制性障碍的克服策略应该把握基本尺度，要有道德智慧，要在内容上发展、丰富与完善。德育的智慧包括道德的智慧、主体的智慧与实践的智慧。这些德育智慧，主要来自于人们的认知与理解。在信息时代，德育智慧的重点在于认识与把握后现代主义、多元化、本位论等思潮及其实质。德育体制建构是德育体系的核心，德育必须克服信息社会的体制性障碍。
　　第四章是“德育理想模式”。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既要务虚又要务实，通过系统分析德育的理论及其实证模式，通过对国际上德育理想与德育模式的建构与设计，我们提出了符合实际的德育至善理想与立体化德育模式，并通过实践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学术影响与社会效益。

　　　　　　　　　　　　　　　　　　　　　　　　　　　　　2006年10月28日·厦门·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