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此著作中，给自己已定下了三个简单的基本目标：第一，是阐明“酷刑”的概念。既然包括作者在内的许多人都囿于对“酷刑”概念的传统理解和过时的认识，那么，首先对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承认的联合国在国际文件中对“酷刑”所下的定义予以全面地介绍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作者坚信，要在中国彻底禁绝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行为和现象，首先必须从转变或调整对酷刑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开始。否则，就像许多人所认识的那样，在中国目前根本就不存在“酷刑”，当然也无从反起了。

  　　  第二，在“酷刑”的概念的理解和认识上，有了在作者认为有必要实行转变或调整之后，接下来将是如何面对和正视中国目前比较严重存在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行为和现象了。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些敏感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尖锐的。许多人可能或实际上难以接受和承认这一令人心情沉重的现实。这其中的确有个价值评价和选择问题。我们中国人是很爱面子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心理教导我们要“家丑不可外扬”，  “好话多说，不济的话少说，不干不净的事瞒埋着”。这种顾全面子的做法，当然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是一种正视问题并进而解决问题的正确态度。如果我们从保护人权、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和实现高度的社会文明的历史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会坦然地面对在现实中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行为和现象，并在全国和全社会动员一切积极的力量，共同为遏止并最终禁止这些行为和现象进行斗争。

  　　  第三，在作者知识和经历的有限范围内，尽可能地为中国的反酷刑的斗争提些建议。毕竟，无论是转变或调整有关的“酷刑”观念也好，还是承认酷刑等比较严重地存在的事实也罢，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在中国最终要遏止以致完全禁绝一切形式的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行为和现象，在中国实现保护人权、实行法治和建成文明的社会这些终极的目标。因此，多提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可操作的措施，供国家和有关部门参考，是非常需要的和重要的。作者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穷尽自己有限的但是所有的知识和考查得来的实际体验，经综合分析和可行性考虑，用了很大的篇幅提出了作者认为是必要的、必须的和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这本书所包含的只是作者所研究的全部反酷刑问题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中国部分；还有另外两部分；其一是一些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反酷刑斗争的历史、经验、法制以及现实存在的问题等等；其二是在反酷刑问题上对中国和一些外国所作的比较研究。作者的研究意旨与某些美国学者相反。在那些美国学者看来，人类在历史上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文明“板块”或“模式”是在历史上以冲突或对抗的形式产生和发展的，并且还要继续冲突和对抗下去，甚至预言有的“冲突”可能“即将到来”。本书的作者不这样认为，而是坚定地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板块”或“模式”是在人类不同的群体、民族在古代相互隔绝或极少联系的历史条件下，由不同的生产条件、文化发展等社会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和发展的。其中也包括以激烈的战争对抗形式作为其产生和发展的催化剂。但是，无论各种不同的人类文明“板块”或“模式”有多大差异或某种不相容性，但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决不是完全起源或服从于它们的所谓“冲突”。事实上，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同时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从价值论的观点看来，每一种文明“板块”或“模式”都是中性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本无高、低或优、劣之分，更不存在所谓的天然的或必然的“冲突”。发现它们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架构起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并最终实现各个文明“板块”或“模式”的某种程度的融汇，使全人类共享他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各种不同的文明成果，应当是现代人明智的、理性的选择。作者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在其多项的大型研究中，都采取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遗憾的是，基于国内反酷刑斗争形势的现实考虑，这里只好让这本主要研究中国酷刑的书率先独立出版了。有关的比较研究或许在日后再行出版。

  　　  在本书完稿之际，正值基督教文明“板块”或“模式”的盛大节日——圣诞节来临之际。正像在上面刚刚表白的那样，作为一个东方儒家文明“板块”或“模式”熏陶下长大成人的作者，同样可以感受到外国浓郁的节日气氛和人们过节时所表示出来的欢愉的心情，尽管外国的人们庆祝节日的方式与中国人民欢度春节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有许多人信仰上帝，希望上帝赐予他们吉祥和幸福；还有许多人宁愿相信他们自己，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成功与幸福。作者就属于这后者中的——个，尽管到目前为止只获得了些许的成功和不那么多的幸福。

  　　  是为序。

    作  者

    1998年12月9日于

    丹麦王国首都哥本哈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