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法学博士后论坛”即将召开，其论文集也出版在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谢寿光社长希望夏勇先生和我为这个论文集作序。夏勇先生任法学研究所所长时，曾在法学所2004年博士后入站典礼上，以“什么是‘博士后’”为题，对“博士后”的涵义做了很精到的文化解读，对如何做好法学博士后发表了很有见地的经验之谈。夏勇先生的这篇讲话稿已作为本论文集的“序”收录进来，有关“博士后”和“法学博士后”的高见，他都讲到位了，我再以类似的主题词为题，来为这个论文集作序，显然是画蛇添足。
　　加之，首届“中国法学博士后论坛”，其研讨的内容涉及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诸多问题，其学者的专业涵盖法学二、三级学科的诸多领域，我无意也无力对这些问题和领域的主要方面都予以关照和回应。这里就中国法学发展的两个具有共性的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并以此为序。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法学的指导
　　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体制框架中，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法学的进步，法理学的创新，无不与其研究方法的更新为伍。 
　　如果说西方法学家和法学流派因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局限，不能解释和揭示法和法学的内在规律及其本质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为我们研究法及其现象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人们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科学地认识和回答关于法的本质,法的特征和功能，法与国家、社会、政党的关系，以及法的产生、法的发展、法的消亡等一系列法学基本问题。
　　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的产生，第一次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物质生活关系中，用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方法，系统地、历史地、全面地研究法律，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法的最一般的本质和规律，开创了法学研究的新纪元。但是，在中国，由于一度出现的“左”的思想的影响，法学研究的诸多领域、法学自身的诸多范畴，包括法学高等教育等等，都被“左”的海洋所淹没，“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以及“唯上”、“唯书”等口号和方法，阉割并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法学研究被禁锢在形而上学的教条中，作为科学的法学一度变成了推崇现代迷信和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当实事求是的原则得到重新肯定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中国社会主义机体中又一次显示了它那无比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作为法学研究最高层次方法论的地位，又得到了确认。
　　法学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研究和解决问题时，要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而不是机械地、形而上学地依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画瓢。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革命的、运动的，也是改革、建设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处于矛盾运动中，任何事物都在辩证的否定中得到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成其为科学，才能够成为我们开启当代中国法学奥秘之门的钥匙。
　　在社会主义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法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是不容置疑的，问题在于怎样坚持，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来坚持。
　　一般来讲，在中国法学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用发展的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凝固的体系，它和任何别的科学一样，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不断发展和丰富的科学，在法学研究中的发展，是系统的、全面的、创造性的发展；而不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发展”。这就需要克服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轻率的、任意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某些原理和方法；另一种倾向是用教条的、僵死的态度对待经典作家在论述资本主义法和法律现象时的个别观点。这两种倾向都是不足取的。不顾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轻率地、任意地否定其中某些法学原理和方法，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同样，脱离中国国情和现实，以教条和僵死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
　　用发展的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在坚持的前提下进行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使之丰富，在丰富的基础上进一步坚持。这个过程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第二，用实践的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从宏观的、最高层次的方面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指导的，但它不可能在一切方面和领域都为实践提供现成的方法和模式，它只能在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中得到发展。这就决定了法学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的答案，而只能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研究的道路。联系实际，在当前就是要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认真研究从旧经济体制向新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的课题，研究社会转型、经济转轨、体制改革与创新中的各种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观念等各个方位，全面分析实践对法学提出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依法治国中的新情况，解决改革和发展中的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
　　第三，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过去，我们比较注重用历史的、辩证的、阶级分析的、比较的等方法来研究法学，由此把握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些做法应当坚持。此外，我们还应当积极引入当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最新成果——系统论方法，使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的必要补充。只有引入更多新的研究方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才能应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在迷离扑朔的法学领域中，从质量、数量、时间、方向诸维度，综合地、系统地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法，从而更深刻地展示中国法的时代特征和内在魅力。
　　二　关于中国法理学的命运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法理学的命运，就是中国法学的命运。而中国法学的命运，关乎包括法学博士后在内的所有中国法律人、法学人。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法理学界的许多长者前辈孜孜以求，为法学界解放思想，冲破禁区，革故鼎新，奉献了毕生心血；一批又一批中青年学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国法理学的创新发展，增砖添瓦。各位法理学同仁的共同努力，换来了中国法理学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推进了中国法治艰难曲折的发展进步。但是，在国际法理学水准和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这两个主要参照系的对照和诉求下，中国法理学似乎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如果我们以当代国际法理学的最高水准来评价和衡量，可以说中国法理学总体上仍处在“幼稚”水平，中国法理学的一些所谓“创新”，不过是西方法理学、外国法理学古老成就的翻新炒作；一些“言必称西方”的所谓“创见”、“创新”、“独到见解”、“首创”的“科研成果”，仍未跳出国外法理学、国际法理学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或者方法影响的窠臼……。我们实事求是地扪心自问，当把这些“舶来”的法学和法理学内容剔除之后，还能剩下多少真正是“中国特色”的？还有多少真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实事求是地以当代国际法理学的学术水准(例如，以近年来国内翻译出版的多套外国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的译著为参照系)来评估我们法理学的科研成果及其出版物，恐怕能列为具有“创新”或“创见”水准、能够与国际法学大师对话的法理学成果并不多见。
　　如果我们以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现实诉求来评价和衡量，很难说有多少法理学研究成果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又推陈出新，是孕育于中国社会实践而又理性抽象，是立足于中国经济改革而又法理概括。中国法学首先是法理学，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悠久古远的中华文化的价值关照，对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的规则回应，对生机盎然的经济关系的法理反映，答案恐怕是不容乐观的。否则，为什么法理学在对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政治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的解释和论证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以至于要为法学“交了白卷”承担主要责任。
　　中国法理学的命运多舛。就法理学自身而言，或许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找到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真正根基。在逻辑思辨演绎方面，它缺乏在经典哲学指导之下的作为大前提的科学而完整的理论建构，以至于不能像边沁那样从功利主义学说中演绎出功利主义法学，也不能像黑格尔那样从其思辨哲学中演绎出自己的法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为我们研究法理学问题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却没有提供现成的可直接作为演绎法理学基本范畴和架构体系的理论大前提，因此中国法理学研究如果要走演绎式发展的道路，必须面对这个现实，设法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在两者之间，为自己寻找可以具体导向其理论体系的前提和路径，用以演绎、确证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法理学。
　　在实证综合归纳方面，中国法理学还没有真正地内在地实现与各个部门法的“对接”，更没有植根于部门法并进而通过部门法植根于中国社会之中，因此难以从本土社会及其文化传统中衍生出中国自己的法理学。如果把逻辑思辨演绎的路径比喻为法理学的“天”，把实证综合归纳比喻为法理学的“地”，那么，中国法理学处于一种“上不沾天、下不着地”，飘浮于“天地”之间的“生存状态”。正由于中国法理学这种“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状况，因而它难以为部门法提供全面的思想指导和法理支持，而这些年国内出现的诸如“刑法哲学”、“民法哲学”等“部门法哲学”，又正是对法理学“供给不足”的挑战，中国法理学在部门法和现实社会生活面前，常常显得尴尬难堪、苍白无力。
　　中国法理学的命运就是从事法理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的命运。处于新世纪初期的中国法理学，确实需要认真思考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命运问题，需要审视历史和现实给予我们的学术资源状况，以及在这样的学术资源和现实的学术及社会环境下，我们应当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改变中国法理学的命运，需要法理学家积极的主观努力，也需要客观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社会发展的环境和机遇；需要借鉴移植当代外国先进的法律文化，也需要发掘整合中国历史的本土法理和法制资源。
　　中国法理学以往因为过多过繁的内部论争曾失去过一些发展机遇，曾经在改革开放的某个时期基本上“交了一张白卷”，曾经背负了“法学幼稚”的恶名。现在，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建设法治国家目标的选定，依法执政的启动、依法行政的推行和司法体制的改革，法学院的急速扩张和法理学教研队伍的不断扩编，特别是中央研究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法学工程的启动，都给中国法理学全面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我们法理学界在运用批判的、解构主义的方法观察分析法学问题、开展法理学问题的讨论和争论方面，常常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但在如何用建构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去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和办法方面，却常常力不从心。做一个形象的比方：在购买力允许的前提下，如果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同时提供给人们挑选的话，我想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彩色电视机。但是，如果只有黑白电视机，尽管我们都知道黑白电视机与彩色电视机相比有诸多差距或不足，但在没有彩色电视机可以替代之前，黑白电视机的存在总是要比没有电视的时代先进得多。面对上述局面，我们要做的事情，主要不是指责黑白电视机（包括各种牌子的黑白电视机），而是要千方百计制造出符合中国国情（价格、消费习惯、电压、语言等）、中国制式的彩色电视机。只要我们生产的彩电物美价廉，能够在中国气候、环境、条件下自如使用、经久耐用，何愁购买者不趋之若鹜。
　　基于上述认识和判断，我建议中国法理学界更多地采取建构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国的法学和法治问题，而不宜过多纠缠于一些见仁见智、可能很长时间也讨论不清的法理学问题，不宜把宝贵的时间和其他学术资源“浪费”于这种黑白电视机比那种黑白电视机先进、或者彩色电视机比黑白电视机更好等的争论上（当然，开展积极健康的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是非常必要的，我这里强调的是不宜“纠缠”）。也许在20、30年前，我们非常需要这种启蒙运动式的法学思想解放，需要广而告之大家：世界上还有电视机、黑白电视机、彩色电视机、VCD等电子视听设备，需要通过批判“黑白电视机”来确立“彩色电视机”的地位，但在今天，除了少数情况外，我们或许更需要的是制造自己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电子产品（法学产品、法理学产品），更需要团结一致地创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度和世界水准的法学和法治。然而，如果我们按照“解构主义”或“批判法学”的模式“斗”下去，一百年以后中国法学可能仍然落后，仍然会面临本质上相同而形式不同的新的“电视机困惑”。
　　总之，在中国法治与法学亟待加速发展进步的时代契机面前，我不太赞同法理学界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某些所谓“学术问题”的争论，因为我认为这种争论容易“坐失法制改革和法学发展之良机”、“空谈误国”，有时还会产生一些个人恩怨，影响法理学界的团结发展。中国法理学界应当抓住机遇，深入现实，面对未来，不辱使命，团结一致，为全面改变中国法理学的命运、使中国法理学鼎立于世界舞台而共同做出实实在在的建设性努力。

　　　　　　　　　　　　　　　　　　　　　　　　　　　　　　　　　李　林
　　　　　　　　　　　　　　　　　　　　　　　　　　　　　　　　　2006年9月7日凌晨 

　　　　　序二　什么是“博士后”——在2004年博士后进站典礼上的讲话
　　　　　　　　　　　　　　　　　　　夏　勇

　　欢迎各位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刚才我一边听几位先生致辞，一边琢磨：到底什么叫“博士后”？回想起来，我参加博士后导师组的工作已经好些年了，自己带博士后也有好几届，几乎每逢博士后开题，尤其是出站答辩，都免不了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之所以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博士后都是外来的博士，而且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情况往往就显得过于参差不齐。有的博士后受过严格、正规的学术训练，水平也很高，有的却非如此；有的刚刚开始工作，有的却已经是部级干部；有的法学背景深厚，有的则是社会学、历史学或经济学等学科的博士；有的能够专心致志地做研究，有的却只能主要用业余时间做研究，还有个别人的学风也不够好。这些问题，与近年来我国博士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布局调整有关，也与某些大学博士学科点的门槛降低有关，可以说，对我们的博士后培养工作提出了挑战。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来的博士却未必。近两年来，在教授委员会和李明德教授的倡导下，法学所博士后流动站进一步从严管理，严进严出，收到好的效果。今年，进站人员的数量更加严格控制，还有几位博士后没能通过出站答辩或推迟出站。按说，博士后管理，只管“后”，不管“前”，但是，既然我们开了这个门，既然各位进了这个门，不论博士后本人，还是所属的导师组和导师，我想，还是应该根据法学研究所“正直精邃”的所训，按照我们秉持的信念和标准，全方位地严格要求。
　　什么是博士后？博士后当然先是博士。那么，什么是博士？在法律意义上，博士就是获得博士学位证书的人。在文化意义上，博士就不大好讲了。在中国文化传统里，士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古之“士”在字源上与“王”同形或形近，在涵义上原本是男子的大号，后来则指学习道艺、“德能居位”、有一德一艺者，也就是那些用知识技艺为国家做事的人们，特别是那些，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自道统与政统相分裂后，以师道学统而立身的人们。士君子人格乃是中国文化璀璨中的璀璨。《荀子》“强国”篇说，“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在今人眼里，包括荀子在内的古之士大夫，则是那些在操守上讲究修齐治平，秉持仁、义、礼、智、信，在政治上相信“君轻民贵”，而且能够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与”的人们。那么，今天的“士人”应当是怎样的呢？
　　我想，既然称“士”，首先就应当学习和承续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然后再结合时代的要求，把传统发扬光大，并让我们的创造沉淀为新的传统。具体到法律领域，士还应该有特殊的要求。记得上一次研究生毕业典礼上，梁慧星先生在致辞时强调，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应当树立“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树立正义的信念。在这里，我觉得还要特别注意树立法治的信念。我从1978年开始学习法律，真正形成比较正确的法律观念，树立比较健全的法治信念，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社会为什么需要规则，国家为什么需要法律，法律规则背后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如何用法律来保护人，如何通过法治来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团结与和谐，当代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向法治，回答好这些问题，无论是研究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的，还是研究各部门法学的，都要认真琢磨人，琢磨事，琢磨社会现象，琢磨中国的实际。把这些道理琢磨透了，再反过来贯穿到自己的专门研究中去，的确需要一个过程。
　　博士是博学之士，按古代的讲法，已经算得上“国子”、“国士”、“大士”。得到了博士学位，就应当懂得以品德和才艺立身，而不是以官位和财富立身，更不能做鄙薄之士，为贩夫计，逞匹夫勇。博士后当然要比博士强。博士后是一个高级研究职位。获得这个职位，就是要继续在学问上下工夫。做好博士后，关键是注意一个“后”字。这里谈几点建议，供各位参考。
　　第一，在选题上，博士后要注意和博士阶段的连续性。博士后研究是博士论文的“后研究”，所以，在选题的时候，最好不要完全另起炉灶，而要以博士期间的研究为背景，就某一个问题或方面，加以提升和深化。学贵在精专，这样容易出学问，出成果。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所在的项目里有一个成员50多岁了，据说此生已经断断续续在几个学校做过好几回“postdoctoral fellow”，而且，每次的题目都变化不大，但导师仍然认为有继续做的价值。现在，我们有些人选择了很好的题目，也做了很好的研究，但一旦毕业了或者发表了就“拉倒”了，这是很大的浪费。
　　第二，在水准上，博士后必须高于博士。在有的国家，如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的人，不过是某个比较高级的研究项目的成员，有的还不一定获得了博士学位，还有些是一时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导师申请到一笔经费，就设立博士后项目，根据课题需要和项目预算来选人。钱花光了，项目就撤了。在我国，博士后制度不仅比较正规，而且“国家化”了。国家人事部设有专门的博士后管理委员会，计划内的博士后还由国家发工资、给房子。博士后出站以后，一些单位给的待遇也高于博士。博士后俨然成了一种头衔，一种级别。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博士后研究报告一定得比博士论文强。从这几年的情况看，有的博士后在站期间做的研究同他们在博士期间做的研究相比，的确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有的却今不如昔，甚至全面放松了自己，退步了。为了促进博士后研究质量的提高，我们开始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后文丛》，现在出了第一卷，以后每年出一卷。每一位博士后，都要把研究报告的精华部分，以五万字的篇幅，编入文丛，这既是对自己的一个学术交代，也是接受学界的检验，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三，在定位上，博士后是学者，不再是学生。根据国家的有关条例，《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管理工作暂行规定》有一条，把博士后“视为法学研究所科研人员”。什么是“法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刚才，王家福先生在致辞中强调法学研究所是“国家队”，希望大家珍惜这个荣誉。我想，倘若“国家队”的称号立得住，它的成员就应该像体育比赛里的国家队成员那样，至少在某个领域或项目上始终保持在全国的领先地位，至少是前三名吧，否则，在这里就待不住。因此，各位在法学所做博士后，应当增强作为学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同时，也希望各位能够把博士阶段所在学校的好校风、导师们的好学识和好学风，带到这里来，和法学所的导师们、同仁们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谢谢大家。

（2004年10月13日上午，根据录音整理修改。中国法学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