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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作者：李若谷
著 |
| 出版时间：2008-4 |
版次：2008年4月第1版 |
| I S B N：978-7-5097-0110-2/F·0047 |
页数：328 |
| 开 本：16 |
印张：20.5 |
| 附赠光盘：否 |
字数：329千字 |
| 浏览人数： |
装帧：平装 |
| 阅读人群：金融界人士, 高校金融专业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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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价：49元 我的价格：元 注册会员购书8.5折 VIP会员购书7.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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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作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和实践经验，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和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书中特别详细地阐述了中国进出口银行如何创新和完善金融服务给企业对外投资和贸易提供金融支持的问题，其中有不少新颖的观点和见解，既有较强的实践性，又有政策指导意义，相信对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及相关企业、金融机构的实务操作，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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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硕士生导师，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学术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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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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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目录 |
目 录CONTENTS
1第一部分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
3关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
7世界金融危机与中国金融安全
13债务可持续与发展可持续
18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可持续问题
36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新特点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52推进对外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
57为共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63第二部分国际经济金融合作
65在促进中外经济务实合作中共同发展
68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发展
74双赢的中美经贸关系缘何被扭曲
95克服困难，发展中美经贸合作
99中国的金融改革与中日合作
106加强中俄银行合作促进双边关系发展
110进一步推动中俄经贸关系深入发展
112促进亚洲出口信用机构的互利合作
115拓展中国-东盟次区域合作
117中国的能源战略与亚洲能源合作121第三部分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
123中国金融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
128以创新的思维面对中国的发展
131关于当前中国外汇储备的若干问题
135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若干看法
151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若干分析
160中国金融机构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问题
164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169大力支持“走出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175继往开来打造世界级传媒品牌
177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
189经济金融开放格局下的中国国家利益与经济安全
198关于中国经济与金融安全的一些问题
205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与前景
213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世界影响
216以创新促进中国金融业科学发展 219第四部分中非经贸合作
221推动中突合作再上新台阶
223加强对非合作促进非洲发展
226祝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胜利召开
228中非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35深化亚非贸易合作促进资本双向流动
239经济全球化与中非经济
241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
244非洲发展与可持续的资本支持
249帮助非洲国家获得更多金融支持
251用新的标准来评价和引导非洲开发
253采取多种方式提高非洲发展能力
256关于中非合作的战略思考
263让达沃斯论坛为促进中非合作发挥更大作用
266发挥比较优势，促进非洲经济快速增长 269第五部分中国进出口银行发展与转型
271创新进出口信贷服务促进对外贸易发展
277加强金融服务支持中国承包商实现跨国经营
282推动金融创新规避交易风险
287抓住发展机遇应对改革挑战
293作中部崛起的金融后盾
296加强合作助推民营企业“走出去”
298满载希望驶向远方
300应对全球经济形势拓展与亚非国家的地区合作
304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国际经济合作
309加快战略转型促进国际经济合作 317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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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点击查看)
自序
两年的时间像飞一样地过去了。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的工作也从谈论发展问题变成了实际操作发展问题。人们常说从宏观到微观，我大概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实践让我思考了许多问题，其中相当多的问题并没有得出结论。但我想把这些思考的轨迹记录下来，不仅可以与读者进行探讨、争论，而且也能够为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集子。
中国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到了应该总结一下的时候，也到了一个转折点。如何回顾中国的发展、怎样看待中国的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一特殊日子里，国内外专家、学者包括各种政党都十分感兴趣并希望探讨的问题。我说过很多次，如果中国这样一个有8000~10000发展历史、5000年文字记载历史、13亿人口的大国，走一条与西方相同的发展道路，那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的贡献就没有什么可书写的了。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不可能走与西方相同的道路，这不是我的结论，是历史的结论。
英国导演达瑞恩·古德里奇（Daryl Goodrich）应邀来北京拍摄有关北京奥运的宣传片。他在接受采访时说：“1907年有位记者在天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记述了天津青年人问的三个问题，中国何时能派一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在奥运会上获得一枚金牌？中国何时能举办一次奥运会？一百年后的今天，所有这三个问题都有了答案。我就是要通过我的电视宣传片说明，通过努力和奉献，任何理想都是可以实现的。”中国通过30年的努力和奉献，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中国要对人类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理想；因为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成功的发展道路。我不想用列举经济数字来展示中国的成功，因为这些已经显得有些老生常谈。但另外一组数字却是必需引用的:1977年《纽约时报》全年报道中国的消息件约700条，2007年报道中国的消息超过4000条。仅此一例就可说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大幅度提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的成功，因为只有成功者才会更引人注目，也只有成功者才会引起更多的评论和争议。对于中国的成功我们必须进行总结、归纳并形成一整套新的发展理论。这不仅因为中国自己需要，因为我们继续发展需要了解过去成功的原因和失败的根源，而且因为中国发展的成功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应该由全世界人民共同分享。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下开始的。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经济体制的新政策。这一决定是在世界经济已经驶入全球化和一体化轨道这一大的国际背景下以及国内经济发展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作出的，也是在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已经濒临崩溃边缘的情况下作出的。当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当亚洲的四小龙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时，中国还在热衷于争论何为“社会主义”，何为“资本主义”，还处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年代，从而不得不依靠票证来分配粮食、棉布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面对这样的反差，人们困惑了，社会主义难道真的没有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难道就是这样的短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但中国必须变革，必须向国外学习，必须用自己的成果去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实现现代化，否则就要被开除地球的“球籍”。简单地说，中国即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改革开放的。那时中国面临的问题、困难何其多也！千头万绪从哪里入手？改革、开放需要找准突破口。中国有13亿人口，吃饭穿衣问题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国当政者最大的问题，于是我们选择率先在农业领域进行改革，结果十分令人满意。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国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纪录，基本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要发展就要有资本，而且还需要大量的外汇资金，为了解决发展的资金需求，我们选择利用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功能。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完全正确的。虽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有些还较严重，例如不良资产问题，但总体上看，得大于失。对于外汇资金的获取，我们选择的是扩大出口，引进外资，为此我们发展了特区的模式，虽然阻力重重，但历史的发展证明特区政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中国在过去30年里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在这本书及上本书中我都有很多论述，篇幅所限我不在这里重复。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可以归纳为几条：
第一，改革开放必须有坚强、稳定的领导，政策必须稳定且一以贯之。这是建立市场信心、人民信心、投资者信心的基础。没有稳定的政府、稳定的政策，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上是这样，现代社会也是这样。
第二，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发展要靠锐意改革来实现，没有改革，没有对原有制度的突破，发展是一句空话；而如果没有稳定的政府、稳定的政策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经济也就不可能发展；同样，稳定则要依靠经济的发展和人民获得发展的实惠来维持。
第三，经济发展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为了解决外汇资金短缺问题，中国鼓励外商来华投资，为吸引投资，我们在土地出让、税收减免上作出了重大的让步，30年来给外商投资的好处数以千亿甚至万亿计。如果我们不作出这样的牺牲，我们也不可能获得现在的成就。其他还有许多方面的牺牲，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第四，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要以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为准；而且要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对待一种制度的安排，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正制度，使之适合变化了的形势。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就是要不断根据变化的情况改变制度、政策。任何制度和政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变”就是中国成功的秘密。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的发展道路。遗憾的是中国不可能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因为那将是一条失败之路。中国愿意且必须向西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也必须把西方的经验、国外的成功做法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创造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之路。这是过去150年的历史和30年的改革开放经历告诉我们的真理。西方总认为自己的道路是最好的，强迫其他国家效仿；但纵观当今世界，凡是走西方模式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国家鲜有获得像中国这样的成功的。英国《独立报》刊登了一位叫Hamish McRae的记者的文章，文章比较了中英机场的建设。尽管文中不乏对中国牵强附会的批评，但这仍然是我看到的少有的西方记者承认中国也有西方可以学习的东西的文章。我真诚地希望所有西方的记者、学者、政府官员都能放弃西方文明的优越感，摒弃那种“文化”帝国主义、“新闻”帝国主义、“文明”帝国主义的观点，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对待所有发展中国家，采取相互学习的办法。这样东西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才能成为朋友和合作伙伴，世界才能在和平中不断发展。
我刚到进出口行工作很快就遇到了所谓中国搭西方给发展中国家减债的“便车”的问题，紧接着是西方媒体，进而又是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所谓“债务可持续”的问题，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在刚获得减债之后就大量举借新债，陷入债务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其次西方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和贸易不平衡问题也不停地指责中国，一时间掩耳盗铃、贼喊捉贼的闹剧在国际舞台上屡屡上演。面对这种情况，我实在是不能容忍，因此对发展问题、对债务可持续的问题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做了比较多的研究，也在许多国际、国内的研讨会上阐述了我的观点，介绍了我的研究成果。像英国的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tam House）、OECD、Euro50、世经论坛、美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所、美布鲁金斯学会等国际著名的研究机构，我均去做过演讲。其中有几次听众的反映让我印象深刻。2006年底，我应邀在OECD贸易小组发言，阐述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做法，指出了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债务可持续必须建立在发展可持续的基础之上。我讲完之后，与会代表纷纷走到我的座位前与我握手表示赞同，一时间排起了长队，让我想起中国加入联合国时的情景（当然规模要小得多）。2006年4月，我应邀在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所做了关于中国与非洲合作的演讲。当有听众问我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时，我问在座的是否有人去过达尔富尔地区，回答是没有。没有去过为什么说达尔富尔是种族屠杀问题？当我告诉他们达尔富尔问题虽然牵涉一些民族矛盾问题，但基本上是个发展问题而不是种族屠杀问题时，没有任何人对我的回答提出进一步的挑战，包括几位坐在后排的非洲听众。这些非洲听众本来已举起手准备发问，我讲完之后他们放下了举起的手。同一时间，我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年会上发表了中美经贸关系的演讲。我告诉听众，美国的贸易逆差并非中国造成的，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解决不了美国贸易的失衡，中美之间不应在经贸领域开战；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必须有为了全世界60余亿人的福祉而成为合作者、成为朋友的心胸和勇气，中美两国人民不应该成为敌人和对手。令我吃惊的是，当我讲完之后，全场起立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美国进出口银行行长兰姆布赖特（James HLambright）告诉我，他在该行这几年也常请人来演讲，但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我说这些事是想说明美国及国际上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和官员是认同我们的理念，赞同我们的许多观点和做法的。但是，我们在国际上详细、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立场的活动和人员太少了，而我们又不掌握国际舆论的资源，致使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也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欺骗宣传得以扩散。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是最典型的案例。达尔富尔地区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民族矛盾(主要原因是水资源的争夺)，实际上是个发展问题，其中还有背后的势力，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而支持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激化矛盾。中国与该地区问题的出现毫无关系，现在正在帮助苏丹发展经济，最终将有助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但在西方一部分人和媒体的炒作下，中国反而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中国主动采取的调解政策反而被说成是在西方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为之。这样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舆论，不予驳斥是不行的。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表现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对中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并不奇怪。中国本身还没有做好准备去发挥一个“世界大国”的作用，这也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应该给中国更多的时间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精神上）做好准备。全球化是无法回避的全人类的事业，必须让绝大多数人从中受益，否则，这个全球化就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正在做力所能及的贡献，让发展中国家能搭上这辆正飞奔着的全球化快车。但中国也并非无所不能。
1997年香港回归时，有位叫路易斯·克拉尔（Louis Kraar）的美国记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题为《香港之死》，认为中国不可能搞好“一国两制”。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时，该报又发一文，题目是《我们错了》，说明该报对香港的前景预测错了。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知有多少预言家预测中国将于某日垮台。这些预言家一个个离开了历史的舞台，而中国却一天比一天繁荣、昌盛、强大。我想西方的记者、媒体都应该认真反省一下自己，像《纽约时报》一样有勇气写出更多《我们错了》的文章。也能像McRae先生一样，多写一些能向中国学习什么的文章。果能如此，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和谐，发展得更好。李若谷
2008年2月2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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