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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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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作者：方延明
著 |
| 出版时间：2007-5 |
版次：1 |
| I S B N：978-7-80230-607-3/I·006 |
页数：464 |
| 开 本：16 |
印张：29 |
| 附赠光盘：否 |
字数：433千字 |
| 浏览人数： |
装帧：平装 |
| 阅读人群：从事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的相关人士，大学教师，文理科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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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价：58元 我的价格：元 国际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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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
方延明教授学术视野广及中外文化、跨文化传播、西部大开发、数学文化、高等教育、校园文化、政权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多颇有新意，是对文化研究的有益拓展。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转发，这从客观上反映出社会和学界对他的研究工作的认同与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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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方延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中国高等学校校报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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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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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目录 |
目 录
序言一 研究实力的总体展示………………………………………………………方汉奇/1
序言二 漫道这番风味苦 辛酸尝尽见闻多
——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文丛》……………………………童 兵/7
自 序 对知识的求索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对我20余年学术历程的检讨…………………………………………方延明/11 上 篇 新闻理论与媒介素养研究
新闻学理论体系与理论品格…………………………………………………………………/3
作为一门崭新学科的新闻文化………………………………………………………………/43
从“人、信息、价值整合”看新闻文化……………………………………………………/62
新闻文化的学科观——兼谈新闻文化的定义、框架结构及特征…………………………/74
解读新闻文化的价值观意义…………………………………………………………………/93
面对挑战的科技新闻文化……………………………………………………………………/105
传播文化的发展观检讨——兼论我国传播文化的发展战略问题…………………………/117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理论与实践的变与不变…………………………………/135
政治文明建设与公众舆论监督………………………………………………………………/158
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研究…………………………………………………………………/171
构建和谐社会：新闻传媒的功能、使命与作用……………………………………………/182
媒介公共性问题研究三题……………………………………………………………………/196
从创新意识谈新闻工作思维方法的十个关系………………………………………………/206
以人为本是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新闻思想的灵魂……………………………………………/218
千年等一回报章竞争辉——京、津、粤新千年报纸扫描…………………………………/230
党报的深度影响从哪里来？——谈《经济日报》经典报道案例有感……………………/237 下 篇 传统文化与教育发展研究
孔子思想的四个来源和四个组成部分………………………………………………………/247
从方法论看孔子“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259
孔子和孔子思想的“境界观”………………………………………………………………/268
“郑声”非《诗经》郑风辨…………………………………………………………………/285
当代中国传统文化面临六个转变……………………………………………………………/301
近年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情况述评…………………………………………………………/310
我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与设计……………………………………………………………/328
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关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经济体系………………………/343
关于我国西部大开发中诸多关系的宏观思考………………………………………………/354
关于数学文化的学术思考……………………………………………………………………/369
邓小平思想与社会主义的命运——兼论邓小平思想的时代性……………………………/389
做好培养跨世纪人才这篇大文章——兼谈造就一支跨世纪的宏大科技队伍……………/404 附 录 感悟与创新
纵横自有凌云笔却从偶然说必然……………………………………………………………/421 后 记…………………………………………………………………………………………/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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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点击查看)
序言一 研究实力的总体展示
方汉奇 前不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丁柏铨老师来信，称学院自2006年开始，将实施一长期工程，即为教授们出版以新闻传播学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自选论文集，以逐步形成“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文丛”，并邀我为之作总序。我和新闻传播学结缘，是从南京开始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建院时，我又荣幸地被聘为该院的名誉院长。对南京，对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我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嘱为这部文丛作总序，我义不容辞，自当黾勉从事，欣然命笔。
南京大学是百年名校，诚朴雄伟，积淀深厚。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大学的新闻教育，可追溯至建于1958年的南京大学新闻专修科。由于国家遭遇自然灾害和暂时困难等原因，该专修科在短期存在后停办。但它还是培养出了许多后来挑大梁的优秀新闻人才和新闻媒体负责人。
1986年10月，南京大学获当时的国家教委批准，设置了新闻学专业，从而恢复了新闻教育。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总共存在6个春秋。在此期间，专业主任裴显生教授和他的同仁们，在物质条件相当艰苦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奋力创业，建树颇多，功不可没。裴教授提出的新闻学专业本科“3＋05＋05”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为实践这一模式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探索，难能可贵。南京大学新闻学专业，造就了一批现今活跃于国内各大媒体的中坚力量。裴教授和他的同事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南京大学新闻传媒学科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于1992年10月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咬定青山不放松”，十年磨剑，积聚实力，蓄势而发，终于跻身于国内发展态势良好的新闻院系的行列。我与该系有较多的接触、交往，由此而对它了解渐深。它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是由丁柏铨老师主编的共计8辑的《新闻传播论坛》，堪称高水准的大型学术年刊，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的资深专家教授构成其稳固的作者群，从而保证了其学术品位。
二是一年一度举行的党报改革发展研讨会，就一个基本母题分解成若干子题，逐年、逐项进行深入研讨，受到了业界和学界的共同关注，并逐渐形成品牌，产生了长远的学术影响。
三是借新华出版社推出的《新闻传播学前沿从书》，一套8本，收入了该系老中青三代学者撰写的专著，内容涉及新闻传播学的各个方面，具有相当的学术性、前沿性，出版后受到国内新闻研究界和教育界的关注、重视，当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科研力量的第一次总体性展示。
四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办或承办了一系列全国性会议，其中包括：1999年举行的“海峡两岸传媒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2001年举行的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2002年举行的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研讨会等——这些学术研讨会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五是该系以关注新闻传播重大现实问题为研究特色的学科发展思路逐渐清晰，并积累了一批相应的、有较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有鉴于此，我在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建系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时，曾给予它相当高的评价：
南大新闻传播学系作为设在高等院校内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在为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线输送人才，以及加强调查研究、科学研究、经验总结，为领导和决策部门的第一线新闻传播工作者提供经验和咨询等方面，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得到了各方面充分的肯定，在新生代梯队中处于前列。
2003年10月，南京大学在原先新闻传播学系的基础上撤系建院。我在建院典礼上应邀发表演讲，对学院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该院成立后，对专业和学系时期的成功经验有所承继，同时又力求有新的更大发展。近年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中，有多个项目获准立项。连续两次主办的全国性的网络传播研讨会，在国内产生了比较大的学术影响。人才培养工作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有一项教学教改成果获第五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一项学生实践成果获第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现在，该院已逐渐形成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若干研究方向，如新闻传播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党报改革发展研究，网络传播研究，新闻文化和媒介文化研究，等等。经长期积累，已形成个人潜力大、整体实力强的师资队伍。其中，副教授和更年轻的“新生代”的发展后劲不可低估，有些已开始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正在为提升学科建设水平而进行持续努力，为教授们出版专业研究文集，就是这种努力的具体体现。诚然，这在国内已不属首创，但我认为，对南京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来说，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学者个人既往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可喜可贺；同时也是继通过新华出版社推出《新闻传播学前沿丛书》后教师科研实力的第二次总体性展示。当然，这更是一个教学、科研单位学科建设达到一定积累和逐步趋于成熟的标志。对此，我表示高度赞赏和大力支持。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文丛》，首批出版的是丁柏铨、方延明两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渐次推出其他教授的文集。对于丁柏铨教授，我相知甚稔。他迄今为止的学术生涯，大致分为历时基本相等的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及研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业绩；第二个段落，主要从事新闻理论与业务的教学及研究，取得了更多的业绩和成果。作为第一段落的总结，他出版了《文学思考录》；作为第二段落的阶段性总结，这次他出版了《新闻探索集》。他的文集，如书名所示，收入的均为新闻传播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对于文集所收的相当一部分论文，以及该文集未收入的相关成果，我并不感到陌生。我在和他共同参加的有关研讨会上接触过这些论文，在其他一些场合阅读过他的有关研究成果。我曾经通过相应的方式，表示过对他致力于研究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的理论勇气的肯定，表示过对他所提出的独特见解、取得的显著成绩的赞赏。
对于方延明教授，我是先知道其名及其新闻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后得以与他谋面的。在他接替丁柏铨教授担任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特别是担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以后，我与他接触渐多。此次为“文丛”作总序，我看了他的论文目录和部分文章，方知他的专业兴趣相当广泛，除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论文以外，还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学、政治学、数学文化、政权建设等方面，均有所涉猎，提出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这在其文集中也都有所体现。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目前拥有教授9名，除丁柏铨、方延明两位之外，其余7位也都学有专攻，各有所长，成果颇丰，并体现了相应水准。总之，在今后，每一位教授都将以他们自己的成果呈现于我们面前。我们有理由对他们寄予殷切的期望。
时至今日，国内高等学校的新闻传播教育已经蔚为大观。在规模扩展以后，学界同仁们都面临着如下艰巨任务，即：不断提高本学科的地位和水平。具体而言，要不断增强本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业界人士、对其他学科、对决策部门以及对教学对象的影响力，使上述四个方面对新闻传播研究不断提高认可度。当然，并不是对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不作区分地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并不是要求它们整齐划一地达到以上目标。我想说的意思是：如果一门学科对所对应的业界、其他学科、决策部门和教学对象影响甚微，那么，就很难说它具有比较高的学科地位和水准。这是新闻传播教育在规模扩张以后必须深入探讨、认真解决的问题。
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学研究工作，正处在迅猛发展的时期。南京大学传播学院的师资梯队建设和教学科研工作，也正在突飞猛进。学术水平，迭上层楼。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文丛”，这是这个教学研究集体，前此一段时期的科研成果的总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希望这个集体，高瞻远瞩，奋然前行，继这部“文丛”之后，不断地有新的成果问世。
是为序。 2006年9月20日
序言二 漫道这番风味苦 辛酸尝尽见闻多
——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文丛》
童兵
读罢《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文丛》首批两本书稿，深为方延明和丁柏铨两位教授的好学与勤勉精神所打动，心头油然冒出歌德说过的一句话：“博学多才其实只是给专门者准备一个足够的活动天地而已。”能够在这个广阔天地里施展拳脚，有所作为，不勤奋努力，不刻苦钻研，将一无所成。
这两位教授的学术研究有三个相似的特点。
首先，他们都成功地实现了专业方向的转移，在新的学术领地顺利地了解和驾驭新闻传播学的特征与规律，在不长的时间里成为新专业科学研究的行家里手。方延明原本学的是数学。他在数字王国里转悠了好几年，撰写与出版过《数学文化导论》并获得社会好评，毕业后校领导却让他改行搞宣传，办校报，后来又当了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客串教师和硕士生导师。方延明服从组织安排，干一行专一行。他参与编写过《孔子评传》，发表过像《孔子思想的四个来源与四个组成部分》那样优秀的论文。这些论文有的还被《新华文摘》转发，不少观点被学界同行引用。丁柏铨原先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他曾经将自己的一些论文编为《文学思考录》公开出版。1992年，由于南京大学校方的一纸任命，到新闻传播学系当主任，由此进入新闻传播学学术领域。十几年来勤奋耕耘，这次从众多论文中择其优者，结集出版，命名为《新闻探索集》，新作可以看做是前一段搞文学时的文集的姐妹篇，它们分别成为丁柏铨在这两个领域奋力攀登努力进取的标志性成果。
其次，这两位教授在新闻传播学领域从事学术研究的又一个特点，是他们都关注重大主题，善于聚焦学术大势，不回避学术研究的难点重点，而且每每有所新获，有所创新，为学界或业界所看重，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达到新的学术高度，为拓展拓深新闻传播学的学科领域和学术水平作出贡献。方延明教授20多年来的研究大致分为三块：
一块是新闻文化和传播效果研究。他的专著《新闻文化外延论》在同类研究中是十分出色的。
一块是传统文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关于孔子思想来源与内容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折与发展，以至校园文化与数学文化的研究，多颇有新意，是对文化学研究的有益拓展。
还有一块是有关政权建设与高等教育研究。其中关于世界高等教育的“九化”态势一文被《新华文摘》转载，另一篇关于邓小平思想与社会主义命运的论文，也被《新华文摘》转发，这从客观上反映出社会和学界对他的研究工作的认同与好评。
丁柏铨教授这次结集出版的全是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覆盖了这一新兴学科的主要门类，其中既有理论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也有应用方面的大量成果。论文涉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传媒的新态势，中国加入WTO以后传媒面临的新挑战，还有探讨新闻文体、新媒体和新闻教育方面的文章。丁柏铨对研究对象与课题的选择不回避矛盾，不绕道走路，而是针对入世、入市、产业属性、传媒公信力等不易说清、易踩“地雷”的问题，从容选题，冷静分析，全面论证自己的见解与看法。
再次，方延明与丁柏铨两位教授都是大忙人，这些论文，几乎全是在一边从事行政工作，一边从事教学与培养研究生之余，忙里偷闲，见缝插针研究与撰写的。丁柏铨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首任系主任，在担任系主任工作的10年时间里，他既要完成专业方向的转换，又要实现从普通教师变为行政干部的动迁。学界公认，在从文学向新闻的转换过程中，丁柏铨是全国专业转向最快，在新专业方向上成果最多的教授之一。而在从普通教师向行政干部转换的过程中，谁又知道他吃了多少苦，流过多少汗?现在他提交的这本论文集，可以为这种辛苦和流出的汗水作一说明与佐证了。方延明是继丁柏铨之后，担任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从系到院的发展，不仅意味着规模大了，而且担子也重了，但他丝毫没有放松对新闻传播学这个新的学术领域的探讨与研究。方延明为人热情，交友众多，早在他担任全国高校校报研究会副会长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但没有想到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他的兴趣依然十分广泛。他喜欢书法绘画，学术视野广及中外文化、跨文化传播、西部大开发、数学文化、高等教育、校园文化、政权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在从事这一切“兴趣使然”活动的同时，在繁忙的社会工作和教书育人的同时，他紧紧围绕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探讨，研究了一系列重要课题。这两个人的学术生涯和丰硕成果，生动地表明，熊瑾玎老先生曾经写过两句话是多么富有哲理：漫道这番风味苦，辛酸尝尽见闻多。
在这篇序言行将结束的时候，请允许我祝贺两位先生的大作能够结集出版，也预祝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这两位先生成功的学术苦旅的感召下，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2006年“五一节”
于上海文化佳园寓所
自 序 对知识的求索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对我20余年学术历程的检讨
方延明
岁月不饶人，从写第一篇专门的学术性理论文章到今天，已经整整24周年。从开始一个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的青年人，到今天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风风雨雨几十年，有必要对自己的学术历程作一个小结。比如：20多年来的学术研究经历，经验是什么？教训是什么？弃理从文，是偶然还是必然?能否给别人一点启迪。这是我在整理自己的论文时所想到的。
盖20余年之学术研究，我以为有两个特点：一是兴趣使然，二是结合本职工作。
一 关于兴趣使然
刚刚毕业时，学校学生也少，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在党委宣传部工作，基本上没什么压力，以至于我有一段时间练毛笔字。俗话说，字无百日功，竟也写得可以，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几件作品。也曾有一段时间学油画，居然也能画得像模像样。我曾设想，如果一直画下来，这几十年时间说不定还能弄出点名堂来。从读中学时，我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兴趣。因此，早在1982年就试着写了一篇《试谈孔子的理想人格》的论文。当时的《南京大学学报》蒋广学同志看后给以热情鼓励，发表在学报上。因为那时自己对一稿两投不是很清楚，这个稿子还同时寄给了上海的《学术月刊》。在南京大学学报上的稿子刊登的同时，我同时收到上海的录稿通知，只好去信撤掉。这件事说明，我或许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还能做点什么。
有时候，人的选择往往会有一些偶然性，是非你所预想的，你只能去适应或捕捉。或许是这个因素，也是在1982年下半年，当时的匡亚明老校长主持成立中国思想家研究室，邀请我和另外几位教授参加他的《孔子评传》的撰写工作。我估计，老人家之所以邀我参加，主要还是他看到我写的那篇文章。后来出版的《孔子评传》里面有我5万多字的内容，包括一张孔子周游列国图。在帮助匡亚明撰写《孔子评传》的同时，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应当说大有长进。无知无畏，有时候科学研究也是这样。那时，我广泛涉猎诸子百家书籍，竟也前后发表十几篇文章，包括像《中华文史论丛》那样的一流期刊，以及《文献》等专门学术杂志，都有我的论文发表。其中居然有几篇还被《新华文摘》转发提要，特别是《孔子思想的四个来源与四个组成部分》，直到今天，其中的观点仍被学界同行所引用，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或许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竟有一段时间惹得匡老不高兴，他嫌我不安心《孔子评传》的撰写工作，而我则认为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以至我于1984年初离开了中国思想家研究室，又回到党委宣传部工作。
后来，我对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思考，可能都与那段时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有重要影响。
因为是在高等学校工作，所以必须关心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特别是我又负责学校的对外宣传，我必须融进教育过程中，熟悉教育，才能报道好教育。这些年来，我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面都有一些思考。1989年我写的一篇民主与科学的稿件，登在《中国科学报》上，得到钱学森先生的来信表扬。另外像《论世界高等教育的“九化”态势》一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上了封面要目，在全国反响强烈。15年过去了，其中提出的观点已被证实都是对的。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怎么了?许多人产生了信仰危机，理想、信念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了大量调查，经过深刻思考，写出了《邓小平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文章发表后，立刻在《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又一次上了封面要目。我国多本权威经典文献汇编都收录了该文，包括后来我写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特点》与精神文明建设有关方面的论文，也都受到学界的关注。我想，一个从事新闻宣传的人，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政治，特别要关注大事、大势、大情、大理，不然的话，怎么搞好宣传。
另外，我是学数学的，我很感谢数学，它给我以开阔的逻辑思维和丰富多彩的思想方法，这对我的工作有极大帮助。我曾出版一本《数学文化导论》，且社会评价还不错。因此，在这本文集里也收录了一篇数学文化方面的论文，希望搞新闻的人看后也能有一些启发。最近，我在看一本美国的新闻专著，无意之间发现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费比恩·富兰克林也是数学出身，他是美国著名数学教授，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数学。他曾任《纽约晚邮报》副主编，创办过《评论》。
应当说，上面这些研究性工作，都是凭兴趣。因为没有人给我安排，没有人考核，也不是为了评职称，没有功利性，有感而发，写好了，看哪家杂志适合就投哪家杂志，也没有熟人，纯粹是以自己的文章作为介绍信。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退稿，也没缴纳过一分钱版面费，且涉及杂志的品位都比较高，像《社会科学战线》、《中国软科学》、《江海学刊》、《求索》、《晋阳学刊》、《史学理论》、《社会科学》(上海)、《东岳论丛》、《学术界》等。我要特别感谢那些至今我仍未见面的编辑。我被《新华文摘》作长篇转载的文章有5篇，刊登摘要的有7篇，还有一篇近两万字的吴健雄的小传，应当说还是不容易的。无欲则刚，我一直认为，做学问没有功利性，才能出好的观点和见解，一旦带上功利性了，那就大打折扣了。做学术研究，兴趣使然固然好，若结合实际工作，特别是本职工作，则更好。我始终认为，学问首先要有用，学问不是花瓶，学问要解决问题。我最看中的是它的应用性价值。
二 关于结合本职工作
我从1977年1月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至今，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跟新闻宣传打交道。除了1982年至1984年两年帮匡亚明写《孔子评传》外，主要角色是南京大学的一个专职新闻报道员。自1988年开始主管校报工作，有了一块小天地。搞新闻，不能只知其然，还要晓得所以然。因此，在这20多年时间里，自己也琢磨写一些东西。从1989年后，我开始研究新闻文化问题。这是从看到艾丰同志的一篇文章受到启发，到1993年出版了第一本《新闻文化导论》，应当说在国内这个研究领域还是比较早的。1997年出版《新闻文化外延论》，2002年出版《新闻文化外延论》修订本。对新闻文化的理解也是逐步深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我关于“新闻文化”的研究，前后发表十几篇文章，本文集只选了几篇，有一篇是1985年在《新华文摘》长篇转载过的，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在有些专家写的学科综述里，我被称之为国内新闻文化研究领域“两位突出的开拓者”之一，“把新闻文化学搬进了大学课堂”，我看后感到很不安。尽管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但如何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新闻文化的学科体系还需时日。另外，还有一篇关于传播文化发展观的文章，在《中国软科学》发表，编辑过程中听说稿件还送中宣部审定，后来，《新华文摘》也作了长篇转载。
近年来，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加之我也承担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因此，我的学术兴趣逐渐转移到公共舆论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方面。我以为这是一个常谈常新的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既是一个过程，又是我们的目的。在这里面，文化问题至关重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这与我原先的兴趣和科研也是相通的。因此，近两年发表的一些学术文章主要是涉及这些方面的，包括公共领域中的一些问题。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新闻是一个外延性很强、实用性亦很强的交叉学科，涉及方方面面。有条件的话，应尽可能多一些学科背景，多一点其他学科的东西，这样就具备了左右逢源的能力。比如，同样是记者，对同一个问题而言,你看问题的角度、深度、广度和别人就不一样，就高人一招。别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别人体会不到的你能体会得到。我一直认为，新闻学科的深度和奥妙之处，应该是在与其他学科的渗透交叉中。因此,在这本文集中,我比较注重集纳了一定数量的相关学科的论文，放在里面，绝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彰显了一种学识结构。
现在集结在一起的28篇文章，是我从134篇文章中挑出来的，经过20多年的时间检验，有些是对的，或者说至今还闪耀着思维智慧的火花；有些是存在片面性的，甚至是有缺憾的。但是作为一段时间以来的科研历程，我还是坚持保留了原貌。不过，有几篇论文发表稍早一些，其中关于邓小平同志讲话的引文，依据新版《邓小平文选》作了校正。其他文章除个别错别字之外，不做任何修改，希望能保留一些那个时代的印痕，白纸变成黑字，就是属于历史和社会的了，我无权再做修改，算是立此存照吧!
关于书名，颇费心思，可以说绞尽脑汁。由于自己的研究比较杂，基本上分三大块，或者说还不止，当然这都是“兴趣使然”所致。因此，很难用一个准确的名字去概括全书的内容，我曾想用《从偶然走近必然》，责任编辑赵慧芝提出指向性不强，我以为是有道理的。最近，我采访了美国前新闻传播教育协会主席和新闻传播教育鉴定委员会委员乔·福特（Joe Foote）教授，世界著名传播学者皮卡特（Robert G.Picard）教授，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威廉姆·拉斯拜瑞教授等十几个西方著名报人、传播学者、新闻教育工作者、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向他们请教“西方有没有一个比较完备的新闻学理论体系”，他们都明确告之“没有”。同时，他们都特别强调新闻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问，涉及哲学、历史学、公共关系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美学、心理学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书所保留的那些除新闻学以外的我所思考写作的部分论文，放在里面也就成了顺理成章和很有必要的了。但是考虑到本书的重点，我割爱删去了政权建设、高等教育的部分论文，集中收集新闻与文化研究方面的论文。因此，我最后把本书的书名确定为《新闻与文化研究》。
对每一个有志于做学问的人来说，不能文过饰非。学问之事，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长期积累，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我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希望能有所播种，有所收获。 2006年5月26日于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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