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为何如此重要?对人类来说，追求自由已被证明为无须证明的人之本性。也就是说，追求自由是人性固有的一种内心需求和外在社会诉求。“不自由，毋宁死”，表达了自由对于人的重要性。对此，马克思也曾指出：“自由确是人所固有的东西，连自由的反对者也在反对实现自由的同时实现着自由。……没有一个人反对自由，如果有的话，最多也只是反对别人的自由。”
　　亚里士多德说，没有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按此逻辑，我们可以说，没有自由的人生更不值得活!
　　自由是什么?这一问题如同突然问一个人“人是什么?”一样，恐怕无人能够立即说出其准确的含义。“自由”一词，尽管几乎所有的人都耳熟能详，但能够全面表述其准确含义的人恐怕不多。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人的理性(知识)有限，更是因为人们对自由的理解和感受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这表明，自由作为非实体性客观存在，作为人之精神诉求，其含义与指涉是不确定的，对其含义的理解可以是情境性的、地方性的、时代性的，甚至可以是含混的、错误的。历史上所谓的错误自由观也不乏其见。这里之所以用“所谓”一词，是因为某种自由观是不是“错误”的，往往取决于判断者的知识背景和价值观，不同的知识背景和价值观产生不同的自由观。这说明，关于一种自由观的正确与否，并没有绝对的、统一的判断标准。
　　自由，正像普罗米修司的多变的脸，对不同的人呈现出不同的意义。由此出现了对多种自由类型的界定和无数的自由定义。就拿审视自由问题的不同视角来说，既有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又有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既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又有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既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又有美学意义上的自由；既有世俗意义上的自由，又有宗教意义上的自由；既有理性意义上的自由，又有感性意义上的自由；既有历史纵向变化意义上的自由，又有横向民族或地域变化意义上的自由(主要指不同文化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至于对自由的定义，更是种类繁多、歧义丛生。正因为如此，1958年牛津大学教授、现代著名自由主义哲学家伯林在一次题为《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讲中感慨道，对“自由”这个词，思想家们已经提出过二百多种不同的定义，因此，如果现在再给自由下一个什么定义，显然是多余的。对人类来说，自由的内涵始终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也始终处于无止境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是一个永恒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关于自由的定律性认识——“自由生成律”：
　　人类对自由的理解始终处于不断生成新意的过程之中，即自由不断被赋予新意；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始终处于不断生成新目标的过程之中，即自由的目标不断被生成。
　　显然，上述自由生成律是由如下两个子定律构成的：
　　定律1：自由无定论律——人类对自由的理解无止境、无终论。
　　定律2：自由无止境律——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无止境、无终结。
　　既然人类对自由的理解是无止境的，对自由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那么人类对自由的认识和研究也只能是一个无止境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任何关于自由的“定论”，都只具有相对意义。
　　所以笔者认为，对自由的认识与其通过定义去理解，不如通过解读思想家们的相关论述去领悟、去把握。
　　从东、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分野来看，西方的自由思想经过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洗礼，已形成较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发展路径。中国的先哲们对自由的追求也有悠久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五四运动时期达到高潮)更出现过一批优秀的自由斗士，如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罗隆基、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孙中山等，他们曾高举自由的旗帜，发出过一系列关于实现政治民主和社会自由的激昂呐喊，但终因历史的限制，这些呐喊只能局限于“宣传”和“启迪”的层面上，而未能使自由理念广泛地深入人心，也未能提出可行的实现民主政体的方案，更未能形成关于自由的思想体系。相比之下，西方的自由思想的传统和实践历程，就持续的时间和成果的积累而言，都决非中国所能比。在这种情况下，思考和探索中国环境下的自由理念的形成问题，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实践给人们提出的一道“必答题”。
　　然而，时代的发展从不顾及人们的思考速度。随着信息社会的出现，“信息自由”的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们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同时也为人们滥用表达自由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场所。于是“信息自由”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问题。
　　那么，信息自由是与传统自由毫无关联的“新”的自由类型吗?如果不是，它与传统自由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呢?这就要求我们还得从检视自由思想的传统开始，思考前面提出的问题。这也是本书第一章为什么题为“自由思想史概览”的原因。